2019年伊始，法國馳名遐邇的作家米歇爾·烏埃爾貝克推出了他的第7部小說《幸福荷爾蒙》（Sérotonine），迎春潮推波逐浪。

時下，巴黎咖啡館的熱門話題是文壇核心形象“尼斯湖怪”烏埃爾貝克。烏氏屢屢一鳴驚人，被視為一位當代“預見異象者”。早在2001年9月3日，他發表小說《平臺》，描述主人公米歇爾的情婦瓦列麗死于一場伊斯蘭恐怖炸彈襲擊，8天后就發生了震驚全球的“9·11事件”。這部小說的情節似乎還預言了翌年10月在巴厘島夜總會伊斯蘭恐怖分子制造的暴力襲擊。2015年1月7日，他又在銷售量超過80萬冊的《屈服》中宣告了幾乎同一天出現的伊斯蘭恐怖分子摧毀巴黎《查理周報》慘案，因而被輿論界捧為“先知”。他還通過此事揚言，法蘭西國土伊斯蘭化加速，到2022年勢必將要由一位穆斯林總統主宰，令以拉丁族傳統為主體的六角國上下嘩然。

新近，圍繞烏埃爾貝克的文學創作動態，法新社連續播發6篇要聞，宣傳烏氏的新作《幸福荷爾蒙》面世，定將給西方帶來“空前絕后的福音”。果然，經一陣緊鑼密鼓，元旦剛過，《幸福荷爾蒙》于1月4日上市，弗拉馬里翁書局第一版印數就高達32萬冊，顯眼地擺進法國各家書店櫥窗，在今冬文學季出版的493部小說中拔得頭籌， 很快在一些書店出現斷貨局面。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版緊跟，分別在1月7日、9日和10日出爐，同時還將出版卡斯蒂利亞文和加泰羅尼亞文譯本。法新社報道，此書的出版構成法國今冬文壇特等大事，引起歐洲乃至整個西方轟動，同時特別指出：“米歇爾·烏埃爾貝克的第7部小說在黃衫潮涌起前幾個月已經寫就，預料到了這場運動的興起，而任何一位有理智的政治家都不曾有這種先見之明。”

《幸福荷爾蒙》頗具黑色幽默和尖刻冷峻的社會色彩，讓烏埃爾貝克的追星族醉心，售書頭一天清早就競相趕至巴黎王宮廣場的“德拉曼”、蒙巴納斯的“弗納克”、第六區的“敖德薩”和第十五區的“帝宮”等多家書店門前排長隊爭購。小說出版者弗拉馬里翁書局介紹：“這部記敘作品穿越法國全境，踐踏其傳統，貶斥其城邦，摧毀其瀕臨動亂的鄉村。作者描繪出一個沒有善心和友情、變得無法掌控的世界。”埃洛迪·穆爾茲在巴黎林蔭大道街上開一家獨立書店，僅1月4日上午就售出了30冊《幸福荷爾蒙》，一時洛陽紙貴。依他看來，作者烏埃爾貝克確是“一位敏銳的社會觀察家，通過‘露骨文學’調侃，品評人們生活的社會場景”。他強調，《幸福荷爾蒙》是一部“透鏡鑒照”，作者的“通靈”本能來自于其本人的實際生活體驗，以及對整個世界現實的洞徹。這是他特別能引起讀者興趣的緣由。小說揭示了當今消費社會的空虛，現代化追求高生產率，不惜乞靈于“Robot”，任人工智能來役使勞動者本身。它提醒，全球化造成農業社會動蕩，出現普遍依靠藥物生存諸般現象，令人不安。

法蘭西電視集團下屬文化網站《文化郵箱》評論道：“烏埃爾貝克沉湎于從各個角度觀察當代社會，洞見各種客體及其功能，在背景上審視自然美的側影、城邦的丑陋，尤其偏重人類表現。在社會組織方面，從來沒有一個人類社會如此這般建筑于勞務報酬的基礎上。金錢交易，為權力效勞，構成一切的關鍵。”法國“新聞電視臺”進一步評說：“這本347頁的小說錨定于當今的現實。或許，其關鍵意在言外，尚不可知。”

《幸福荷爾蒙》一書的主人公叫弗洛朗-克洛德·拉布魯斯特，時年46歲，“身材魁梧、短壯，有點兒嗜酒”。此人并不完全像作者本人，但也是農藝師，在孟山都跨國公司任職，經歷跟烏埃爾貝克相同，負責給法國農業部起草遞交歐盟的報告。像烏埃爾貝克一樣，此君也娶了一位年齡比自己小20來歲的日本女郎“桔子”為妻，住巴黎十三區羊肚菌型未來派混凝土“圖騰塔樓”。所不同的是，弗洛朗-克洛德一日從西班牙天體村歸來，突然發現本已同他情感疏遠的妻子耽于逸樂，不貞潔，對她頓生殺念。在一家酒館冷靜思量后，他覺得不值得為一個毒蜘蛛“黑寡婦”去犯罪坐牢，最終返回在旺代的故鄉。浪子回頭的陰暗歷程中，他靠著心理醫生開出的一貼荷爾蒙抗抑郁劑維系，尋思自己還能否在孤獨中找到幸福。這也是當今所有法國人試圖克服淡漠憂郁癥的普遍訴求。

說到Sérotonine這種“幸福荷爾蒙”，作者本人在小說開篇便坦言：“這是一粒可以一掰為二的卵形白色小藥片。它給生活提供了一個更人為、不那么空洞、帶有某種剛性的美好釋義，但并不能給人以任何形式的福祉。”十分明顯，對烏埃爾貝克說來，叫賣“激素幸福丸”，只不過是一種“慰安術”。2017年5月10日逝世的法國作家艾瑪紐爾·貝勒海姆是烏埃爾貝克的好友。二人每次碰面，女作家都要問他是否“幸福”，天天服用荷爾蒙“幸福丸”的對方總啞口無言，反倒啼笑皆非，竟常有想自殺的念頭。

據《文化郵箱》訊息，烏埃爾貝克口出狂言，不但覺得上帝“拙劣”，蔑稱大詩人歌德為“老蠢貨”，而且詛咒旺代的傳統高盧-羅馬古城尼奧爾是他所見“最丑陋的一座城邦”。尼奧爾市長熱洛姆·巴洛日獲悉后一腔忿懣，但擺出高姿態，特邀烏埃爾貝克前往會面。市長心知烏氏患有抑郁癥，于是向他推薦當地特產的“當歸”，夸口說這種“白芷”系“靈丹妙藥”，治療精神憂郁有奇效，特別能夠滋養大腦，補虛壯陽，增強人的“幸福感”，不愧為抑郁頑癥這頭惡魔的克星。“養生堂”的醫師清楚，“當歸”的療效出自它富含荷爾蒙 ‘sérotonine’，即今天所謂的“激素”，不意竟成了尼奧爾市長眼中的“幸福丸”，變為烏氏新寫小說醒目書名，具有了一種神秘誘惑力。難怪乎巴黎市中心的“帝宮書店”將小說《幸福荷爾蒙》專門放置在醫療叢書類中出售，以凸顯其心理治療功效，迎合市民精神健康的迫切需要。

“幸福”幾乎已是法國一類西方超消費社會渴望而難以企及的生活目標。《幸福荷爾蒙》作者的“露骨文學觀”，觸及的正是這一主題，讓眾多讀者在“生態滑水板”上有所體驗。小說主人公弗洛朗-克洛德信奉叔本華或封達納的哲學，在尋覓無條件持久愛情受挫后，不時沉浸于往昔曾在幾位女性身上寄托過的情愛。在日本女郎桔子之前，他閃電般地陸續與凱特、克萊爾和卡米伊有染，真正動情的是20年前在諾曼底跟卡米伊相處。他時而嘴角露笑，時而情急揪心，最后也以失戀告終。西方現代社會解體，因薄情而苦惱，整個氛圍如此，難免不滲透進個人精神角落，令人墜入絕望深淵。

弗洛朗-克洛德深切感受到：“對于弱者群體，外部世界是兇惡、冷酷無情的。”的確，整個社會茍活于朝生暮死，全然不顧及世界本質。嚴峻的現實災難，遠非注射幾劑法國人云亦云的“幸福荷爾蒙”可以克服得了的。他得出結論：幸福只是一個舊夢。今朝在西方，外部環境變化，沒人再能夠幸福。舊世界老朽衰敗了。小說主人公說的這個“外部世界”，包括一些人竭力挽救的“歐盟”。弗洛朗-克洛德作為農藝師，頹唐中在諾曼底幸遇力挽西歐農業危機的德國貴族同行艾默里克。艾默里克在跟20來個旺代農民與共和國保安警察沖突里中彈身亡，成為歐盟統一政策制約法國農業的可悲犧牲品。弗洛朗-克洛德贊譽他是承繼旺代貴族衣缽，替當代全球化中受難的法國農民請命，乃至為之殉道的“基督騎士”。實際上，這是作者烏埃爾貝克逆潮流、反對布魯塞爾技術官僚“專政”的一種姿態。他公開表示：“言論自由，就意味著有權利火上澆油！” 法國《世界報》女記者尼科爾·沃勒在1月4日《幸福荷爾蒙》面市當天寫道：“著實重要的是，作者嬉笑怒罵，從卡爾瓦多斯省‘懸崖鎮’的家樂福銷售市場，說到布魯塞爾武斷強加的牛奶限額，從抗抑郁激素的藥效到親戚自殺，從巴黎第十三區塔樓到重組家庭，一篇篇娓娓而談，意趣橫生，亦不乏自嘲。其白描手法獨特，任憑讀者自解其中滋味”。

法國《解放報》載文指出：“作者換位思考，描寫農耕者危在旦夕，陷入絕望。他近來贊揚起特朗普的保護主義，猛烈攻擊歐盟的自由主義政策，視之為萬惡之源。雖被指玩世不恭，但卻值得引起人們的重視。”確實，他贊揚英國“脫歐”有勇氣，為歐洲人樹立了榜樣，而法國人的雄心在于跟美國和中國對話。英國《電訊報》強調：“烏埃爾貝克預言了西方文明悲劇性的厄運”。右翼的意大利《時報》則將烏氏比喻為喬治·貝爾納多斯，說他的《幸福荷爾蒙》“打開了了解世界走向的新篇章”。

烏埃爾貝克2010年以小說《地圖與疆域》獲龔古爾文學獎，剛剛又從法國當局領到“榮譽軍團騎士勛章”，被媒體追捧為“21世紀的巴爾扎克”。他十分懂得商業營銷術，深諳結交社會顯貴，通過媒體傳播兜售自己之道。具體通過專門的經紀人弗朗索瓦·薩繆爾松為他張羅公關，采取“金錢與性”的渠道在社會結網。他深知“名利場”有不測風云，在2010年靠小說《地圖與疆域》榮獲龔古爾文學獎的當晚對薩繆爾松說：“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但到明天，一切就行將結束”。他每部小說發行量都高達數十萬冊，且迅速翻譯成各國語言，流行全球各地。然而，此君又是最具爭議的當代法國作家，每回作品發表都眾說紛紜，掀起偌大風波，眼下的這本《幸福荷爾蒙》也不例外，六角國里激烈攻擊者大有人在。有的巴黎普通市民對媒體圍繞《幸福荷爾蒙》的鼓噪感到厭煩，不能認同廣播電視“如此喋喋不休地吹噓一個‘無恥之輩’”，聲言：“我決不會讀他的這本書！”

筆者看作家菲利普·拉布羅主持的電視時事辯論，聽到法國熒屏名嘴尼古拉·道邁納克的獨特見解。據他看來，烏埃爾貝克新出版的小說《幸福荷爾蒙》純粹是一本“平庸之作”。《費加羅報》連篇累牘地吹噓它，甚至將作者捧為“今世巴爾扎克”，更是十分荒唐。

烏埃爾貝克則推說傳媒對他“過譽”，向報界聲言：“我會死去，毫不慮及自己的小說要引起什么反響。不抱幻想，就心安神定。”一念及此，他公開宣布與報界斷絕關系，今后再不接受任何傳媒采訪。報界這般冊封，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而且，烏氏不善言辭，聲稱自己處在一種懸浮時空、一種泛銀河系的星際之中，不愿多動腦筋，不涉世事，甚至離開法國，到愛爾蘭的彼瑞孤島上居住。實際上，他倒是認為“人生如戲”，像巴爾扎克那樣在寫“人間戲劇”，只是比巴爾扎克遜色，人物刻畫上難以“入木三分”，成了需要偶像的當今法國文壇上一個搖滾“活神話”。

這個新偶像藐視詩哲先驅，口出狂言：“在文學上，本人不屑借鑒前輩，不論塞萬提斯，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均不在話下。我們這一代人閱讀面廣，自有獨特風格，還真談不上受了他們什么影響。”

電視資深文學節目評論員貝爾納·畢沃十分重視小說《幸福荷爾蒙》的哲學內涵。在他眼里，一部文學作品敢以科學詞匯命題，乍看起來似乎有些怪異。或許，作者扮成一名“小化學家”發話，故弄玄虛，用身體不可或缺的養生激素當作“幸福丸”，是想給渴望慰藉的人們帶來一顆“福星”，亦未可知，權對之如此釋義。用一家巴黎媒體評論來說：靈豬拱塊菰，此乃一幸事。至少，《幸福荷爾蒙》從城島一家夜總會開始，到諾曼底“朱安黨人”起事遭保安警察鎮壓，反映出法國這個典型的西方國家面臨的精神沉淪等多種矛盾。作為超消費社會的“基本粒子”，烏埃爾貝克的“眾俗文學”表面上并無振臂一呼的姿態，最后在小說尾聲里還表示了針對眾生之不爭的嗟嘆：“歸根結蒂，難道我真還得把自己的生命給這些可憐蟲？難道真的應這般明示態度？只能如此。”此番話跟喬伊斯《尤利西斯》中莫利·布魯姆的獨白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