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和同學們

程千帆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學家，兼事詩文創作，在校讎學、歷史學、古代文學、古代文學批評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成就，在唐宋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術成就更是為學界所公認。同時，程千帆先生也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教育家，他終生都以教師為業，以培育人才為自己的首要職責。尤其是他晚年在南京大學任教的十多年中，盡管有許多著作要撰寫和整理，但仍然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培養學生上面。在他的精心指導下，南京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教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一批年輕人成長為學術界的后起之秀。

本文作者張宏生是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也是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通過他的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窺得幾分大師的品格和風采。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程千帆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學者，著作等身，成就巨大。但在學生的眼里，他首先是一位好老師。事實上，程先生給自己的定位，也首先是教師，然后才是學者。他曾在不同場合表述，自己從來都是把研究工作放在第二位，而把培養學生放在第一位。

程先生一以貫之的是對于本科生教學的熱愛

1978年，程先生以退休街道居民的身份，被南京大學引進，開始了他晚年教學、科研生涯中的又一次輝煌。他一來到南大，就精神飽滿地投入教學，開了若干門本科生課程，其中有給中文系本科生開的專業課，也有面向全校大學生的大一語文。我的一個中學同學朱曉天是南大78級物理系學生，1982年我們在南大見面時，他曾對我描述過程先生開大一語文課座無虛席的盛況。講臺上的程先生滿頭白發、精神矍鑠，不僅教學內容豐富深刻，而且講述生動、妙語連珠。但同時程先生也非常嚴厲，他決不允許學生在課堂上做與聽課無關的事，如看報紙等，一旦發現，馬上痛加批評，可以說是聲色俱厲。當時，我正攻讀碩士學位，剛入學不久，對此很能理解。因為，在第一次見面時，程先生就贈送了我八字真言——敬業、樂群、勤奮、謙虛。其中，“敬業”排在首位，不是無緣無故的。對于學生來說，所謂敬業，就是讀書，就是學習。所以，他不能容忍學生在上課的時候開小差。在他看來，見微知著，對待事業的態度，也是可以培養的，當老師的要為學生的未來負責，不能對此視而不見。

后來，程先生年事漸高，體力漸衰，實在無法站講臺了，只好停開本科生的課。但他時常表示出對大課堂的眷戀，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非常懷念站在講臺上面對年輕大學生的情形，對無法上大課感到非常遺憾。一直到臨終前的一兩年，程先生還不斷對師母說：真想再上一次大課！但這種遺憾，他也會用其他方式彌補。

我雖然1985年就已經是南大教師了，但由于攻讀博士學位，其間又參加《全清詞》的編纂，一直到1989年博士畢業才正式開始上課。那時我年輕，對教書充滿熱情，又精力充沛，和幾個年級的同學走得比較近，接觸也比較多。92級這個班的同學很有學術熱情，自發組織了文化沙龍，1995年時他們已經大三，但仍然堅持沙龍的活動，還和我商量能否請程先生來做一次座談。我覺得他們這個想法值得鼓勵，但程先生當時已經82歲了，身體不大好，而且也非常忙碌，是否能來我沒有把握。沒想到，和程先生一說，他沒有任何猶豫，馬上欣然同意。

沙龍的活動時間在5月22日下午，地點是中文系的小會議室。我去家里接程先生，扶著他，從南秀村一路慢慢走到學校。班里的同學知道程先生要來沙龍，能來的差不多都來了，滿滿一屋子人，會議室沒有那么多凳子，不少人干脆就坐在地上。程先生來到后，看到室內這種情形，感染到年輕人的求學熱情，顯得非常高興。一上來的開場白他就說，自己65歲來到南大，77歲退休，工作了12年，雖然做了一些事，但所為遠不及所欲為，心里不免遺憾，因此，對于同學們的邀請，心中非常樂意。程先生所表達的，就是他一以貫之的對于本科生教學的熱愛。

程千帆書法

沙龍從下午3點一直持續到5點，由于同學們已將想問的問題寫在紙條上事先交給程先生了，因此，兩個小時里基本上就是程先生在侃侃而談。除了說他自己的生活與時代社會密切的關系外，話題還涉及研究古代文史的當代性、文史結合的意義，以及當時的國學熱等，這些都是大學生所關心的問題，也是社會上不少人所關注的問題。座談有一個小小的高潮，即當他回答“對年輕一代最大的希望是什么”這個問題時，他有點激動地說，現在有一種片面強調“專”的現象，但他希望年輕人能把眼光放寬、放遠一些，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來思考，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夠產生一些“通人”。說到這里，他特別強調說：“哪怕出一個也行。”殷切之意，溢于言表。對于“通人”的期待，那些年程先生一直是念茲在茲的，曾在許多不同的場合說過，而如今面對一屋子的本科生，他的熱切自然有一種非常生動的力量。

從兩個小時的沙龍內容來看，程先生說的都很有針對性，面對實際，傳道解惑。這實際上也是程先生教書育人過程中的重要特色之一，即具有現實關懷。早在1940年代初，在金陵大學任教時，程先生為開設文學概論一課，編寫了題為《文學發凡》的教材（后來先后改名為《文論要詮》和《文論十箋》），在《后序》中，他表述編寫此書的動機：“辛巳、壬午之間，作者承乏武漢大學講習，始與諸生專治文學者接談，其言之凌雜膚淺，往往出意度外。知近世短書，累害至深。因取前哲雅言授之，俾典于學。期年，稍稍解悟。旋移教金陵大學，從游所病，亦與向等。”說明他教的雖然是古典，立意卻在當下。結合這次和本科生座談的內容，可以看出，這個思路程先生堅持了幾十年。

對于畢業了的研究生，他也要“扶上馬，送一程”

程先生惜別了本科生的講臺，但他的心并沒有離開，除了像上述和本科生的接觸外，他還把很多心思放在了我們這些即將走上講臺、或剛剛走上講臺的學生身上。他曾經說過，對于畢業了的研究生，他要“扶上馬，送一程”。這不僅體現在研究上，也體現在教學上。

1984年底，我碩士論文答辯結束，已經確定留校任教，按照程序，需要試講，試講的篇目是李白的《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程先生非常重視，不僅推薦參考資料給我，而且試講時還專門到學校來坐在下面聽，聽完后又和其他老師一起細加點評。我正式走上講臺后，他對我說：“一個老師，要能夠在講臺上站穩，這樣才算真正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有一次程先生說想到我課堂上去聽聽課，不過他后來想了想，怕年輕人這樣更緊張了，最后終于還是沒去。

程先生這樣注重對年輕教師教學初體驗的引導，其中有他自己的親身感受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流亡四川樂山，在中央技藝專科學校教語文，當時武漢大學也在那里，文學院長劉永濟先生和程家是世交，對他非常賞識，就推薦他到武大任職，教三個班的大一國文。劉先生素以嚴格著稱，從來不輕易推薦人，所以對于所推薦者，也非常負責。當時程先生才28歲，很年輕，經驗少，考慮到這個情況，程先生講課時，劉先生就悄悄地在隔壁聽，一連聽了一個星期，覺得講得不錯，這才放心。但兩人共事之時，劉先生始終沒有提起過此事，一直到數年之后，偶然的情況下，程先生才從師母處得知。對這位學問淵博精深、人格偉岸高峻的世丈，程先生是衷心欽服的。這種精神，程先生也繼承下來了。只是現在的教室，都是水泥混凝土結構的墻壁，在隔壁恐怕聽不清楚，況且，也無法保證隔壁教室沒有其他課，因此，程先生才說要進教室來聽的吧。

我剛開始教書時，至少有兩門課程先生是親自把關的，一門是必修課中國文學史，一門是選修課明清文學專題研究。我寫的教案他都要過目，而且就像對待我們的學術論文一樣，在上面詳細作批，提示重點，指出需要改進的地方。他指導得非常具體，曾特別提到在講課時，要掌握所講授的內容的分量和講授的速度之間的關系。他說，根據自己的經驗，課堂講授一個小時，需要寫大約2500字，這樣才能互相對應。但他并沒有停留在這一步，而是進一步要從教學效果上去檢驗，即了解同學的反饋。我剛開始走上講壇，雖然態度比較認真，準備也還充分，但在分寸的把握、難易的程度、教學節奏的處理、教材內外的關系等具體層面，不免要有一個摸索的過程。程先生認為這都是正常的，但需要及時總結。

有一次，他了解到學生的一些反饋，就專門將我找到家里，和我討論教科書和講授內容之間的關系問題。他說，教課，重要的原則之一，就是對教科書的書里書外之間關系的拿捏。講文學史，基本史實不能虛構，在這方面，大家肯定都是差不多的，因此，無法也不能離開教科書，但是，怎樣去講教科書上已有的知識，每個人還是可以有不同的處理。他說，在這個問題上，要會“填空”。所謂“填空”，就是前后勾連，內外貫通，對書中省略的，要能夠指出；對學術界的動態，要能夠更新；對相關結論的形成，要能夠還原……他特別提出，要加深自己的學養，并充分體現在教學中，這樣就能隨時聯想生發，具有舉一反三的能力，既能入又能出。“填空”這兩個字，是程先生非常精彩的表述，既是大原則，又有可操作性，我一直念念不忘，而且受益無窮。

而要做到這一點，也和上課之前的狀態有關。程先生曾對我說過，他如果要上課，前一天晚上就其他什么也不做，完全沉浸在要教的內容中，并且要精心設計，以便達到最好的教學效果。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不打無準備之仗。

當然，這種表述，體現的是程先生對上課的重視和認真，是對一種教學態度的強調，也不可拘泥看待。事實上，程先生天分既高，學養也厚。即以詩詞而言，他對不少作品都能背誦，平時談話信口而出，非常精彩，甚至有些詩話、詞話，他也能背誦出來。這是我們師兄弟共同所見，也一致印象非常深刻。

對于教學，程先生還非常強調的一點是，人無完人。在課堂上，任何一位老師都不能保證自己沒有一點錯誤，他叮囑我：一旦發現自己出了錯誤，一定要及時告訴學生，加以糾正。事實上，他也是這樣要求自己的。他說自己來到南京大學，給本科生上課，有時不小心還會講錯。他曾和同教研室的吳翠芬老師交流過某些講課內容，吳老師了解程先生的氣度，有不同意見，當時就會提出。而程先生也虛懷若谷，第二天在課堂上，就將自己和吳老師的這番溝通告訴學生，說上一次的某些講法有不妥，應該更正。在程先生看來，對于老師來說，這也就是敬業。他經常對我說，我這么大年齡了，人們也不好意思提不同意見，所以，對那些能夠給我提意見的人，我都非常感謝。

教學相長，日新其德

教學與科研相結合這句話，人人都會說，似乎意思也并不難懂，但里面有著非常豐富、具體的內涵，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有不同的表現。對于一般教師而言，教什么課，往往有個大致的方向，教了幾輪之后，輕車熟路，也就往往有了惰性，不愿意輕易更換跑道，畢竟，開設新課，總要用去很多時間和精力。但程先生卻不是這么想。一方面，他認為，要樹立學生為本的意識，學生的需要，就是老師的責任，學生需要什么課，老師就應該開出什么課；另一方面，學生有可塑性，老師也有可塑性，并不能說，某些老師只會開某些課，而且必須一直開這些課，適當開新課，對老師本身，也是一個提升，也能促進科研。就像他所說的：“教學和科研決不矛盾。反之，也可以說是教學相長。在教學中可以發現問題，從事科研。科研的結果，可以反過來充實教學。如此循環，就可以日新其德。”

上世紀40年代后期，吳于廑先生擔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主任，他認為歷史系的學生不能只讀歷史，至少也要讀一門中國文學史和一門中國哲學史，從上古到近代，一年講完。但這門中國文學史，其教學目標、課程設計、授課時間等，和中文系原來的類似課程差距很大，沒人肯教，于是作為中文系主任的程先生就自己接下來。1950年代初，高等教育學蘇聯，需要設計一些新課，如文藝學。這類課，中文系以前少見，與作為古代文學教師的程先生距離更遠。但看到沒有人愿意承擔，程先生也主動接下來，自己不熟悉，就先聽麗尼(郭安仁)的課，逐漸進入狀態。程先生精心準備，將這兩門課上得非常精彩，效果很好，非常受同學的歡迎。但是，程先生晚年說起來，略去了自己準備課程的艱辛，往往特別強調在這個過程中所受到的益處。例如，他教文藝學課，需要在中西文學結合的前提下思考問題，從而培養了理論思辨的能力。

眾所周知，程先生是當代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中，最具有方法論意識和理論追求者之一，他提出的“古代的文學理論和古代文學的理論”的觀念，被視為對當代古代文學研究的重大貢獻。而他和師弟程章燦合著的《程氏漢語文學通史》，提綱挈領、要言不煩，既給出了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清晰線索，又彌補了以往同類文學史著作的一些不足，體現了當代文學史研究的重要成就。不得不承認，這兩個方面成績的獲得，和他當年開設的那兩門課有關。程先生常對我們說，生活中應該順勢而為，雖不能樣樣都稱心，但被動選擇中有主動意識，也能不斷得到進步。

以上這些，是我零星想到的，雖然不成系統，卻也能集中地指向兩個字——師范。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說：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用在程千帆先生這里，非常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