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識，女性精神，一直是我比較怕接觸的話題。首先一個原因，大概可以歸結為個體經驗的局限——小環境的“友好”，始終沒能助長我的言說沖動。在熟識的同齡人當中，有大量花式優秀的男性和女性，仔細數數，似乎優秀的、富有魅力的女性數量比男性還要更多一些。她們擁有令我羨慕的各項技能：美及美的品位，非同尋常的活躍思維，自律和強大的掌控力，豁達、果敢、堅韌、柔和的力量，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這是她們自己向往的狀態，并且擁有與這些技能相匹配的自信和話語權。男性對女性也普遍尊重，很少見到超越個體、上升到群體層面的摩擦和較量。男性好友清一色地想要女兒，同性好友之間涉及性別的吐槽僅僅限于吐槽而無關大局，因此，和許多因兩性問題求索呼振的人相比，我總是顯得不夠“革命”，不那么“女性”，有點坐享其成，還有點麻木和無動于衷。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關于文學中的女性話題，我還存有不少疑問，還沒有形成清晰的判斷。往遠處說，比如我既佩服簡愛的勇氣，又覺得凱瑟琳“林中樹葉”和“恒久巖石”的說辭很有意思，同時還對“閣樓上的瘋女人”的文學想象報有巨大的熱情。近一點的，比如不滿于某些針對賈平凹《極花》女性描寫的負面評價，認為它們沒能將“她覺”vs“他覺”的問題，與是否尊重女性的問題加以區分，比如之前寫作陳謙論時，頻繁被一些與女性相關的疑問所困擾。

不妨就以陳謙為例，簡單做個描述。

關于這位硅谷出身的華人小說家的創作，目前通行的一類研究路徑，是從女性敘事的角度著手，探討華人知識女性的情愛困惑和精神流變。對于單篇作品而言，這樣的框架稱得上行之有效，畢竟陳謙已有的絕大多數文學敘事，都以女性為聚焦對象，并且新移民生活、高新技術的創新發展，與女性這一社會角色發生如此密切的關聯，本身也是一個吸引人的點。但當考察進一步深入，行進到需要歷時性地、更加詳盡地描繪作者的創作軌跡，并將她的既往創作當做一個有機且具備內在邏輯延續性的整體來看待、研判時，類似做法則顯示出吃力、甚至不可靠的一面。你會發現，文本內外總有一些不安分的因素，在試圖動搖這個顯在的漂亮架構。

最明顯的一點，是評論者與寫作者態度的反差。不少論述試圖將陳謙的小說創作與性別書寫畫上等號，在“女性主義”視角下探討文本中女性的二次覺醒等話題，但作者本人似乎對此又有著更為復雜的回應。散文集《美國兩面派》中，陳謙在物理意義上的兩性平等、中性的社會人、巾幗不讓須眉的社會壓力，和從家庭社會的全勞力中解放出來、隨心所欲按照個人興趣發展人生之間猶疑徘徊，“希望有一天，我能找回那種我在中國做中國女人時的那種氣定神閑的感覺，并能以同樣的感覺，在美國過起平安喜樂的、富于女性意識的生活”。小說中，陳謙精心塑造的女性形象，和同行的男性相比，在“質”與“量”的任何一個方面，都占據絕對性的優勢。但在訪談里，她又為這種強弱反差作出辯解，表示自己一路走來，遇到的男性都很友好，無論是現實中還是小說文本中，都不存在男性女性之間的緊張矛盾關系。“我不是一個所謂女性主義作家，我也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

文本中也埋伏著確鑿的轉折。如果從女性意識的角度考量，《誰是眉立》是陳謙小說序列中十分重要的作品，盡管它目前得到的關注還很少。眉立是於梨華代表作《又見棕櫚 又見棕櫚》中的人物。做眉立，在《誰是眉立》中，意味著主動放棄愛情，拒絕動蕩和可能面臨的苦難，留在原地接受并享受一成不變的生活。女主人公可雯拒絕成為眉立，她選擇結束與曉峰的關系，結束一個聲稱要探索天外天的人的俯身憐憫和施舍，將人生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里。倘若小說到此結束，應當算作是一個典型的女性成長文本，但它偏偏亮出了一條驚艷的尾巴。多年后相見，可雯開創了一個新天地，伯克利高才生曉峰卻娶了香港建材大亨的女兒，全職在家做Home Schooling（居家教育），“相妻教子”。那你不就成了眉立了嗎？可雯輕聲問。眉立是誰？曉峰滿臉疑惑。正是這條尾巴，讓小說一下子跳出了女性意識進一步勝利的圈子，預示了一種格局的攤開和擴大——在人生未行之路的選擇上，誰都可能成為眉立，性別并非界限。這種兩性位置的并置、互換繼而達成統一的思路，到了《無窮鏡》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姍映和康豐，一對和平分手的硅谷弄潮兒，男性女性及相關社會權力結構關系間的對抗和競爭在他們身上幾乎看不到了，兩個人各自秉持著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奮戰一個又一個難局，并在對自身局限性充分認知的基礎上努力維持理智與情感的平衡，鍥而不舍地追尋理想的生命樣態。追尋途中，他們不認同、但又充分理解對方，并在各自人生的重要關卡盡可能地提供幫助。

上述條目，時有矛盾卻又彼此咬合，起起伏伏，構成了從女性話題入手研究陳謙小說創作時無法回避的復雜景觀，一條之字形的登山之路，一個辨析、探討和試圖超越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原動力，未必是對寫作中性別觀念有意識的克服，但無疑指向了寫作主體的精神性成長。普泛意義上的寫作意圖、文本效果及閱讀體驗之間的環節與認知差異，早已無法對這種復雜局面作出解釋。

這僅僅是一個例證。由此，我相信其他那些被女性話題所包裹的寫作和文本也都有著各自的復雜之處。

通常認為，思想觀念、感受方式、表達方式三者中，思想觀念是各方爭奪的要地，但實際操作起來卻沒有這么簡單。陳謙的例子即從一個側面證明，文學創作與性別意識之間的隱秘關系千絲萬縷。在女性這一話題之下，若想形成有效的討論，還有許多東西需要進一步界定、厘清。就像網絡文學不等于網絡+文學一樣，女性文學同樣不等于女性+文學。那么我們如何定義女性寫作，是女性作者、女性作為表現主體、還是文本的女性特質（關注視角格局受性別的影響的程度）？女性意識、女性精神與女性主義、女權主義之間是怎樣的關系？所謂“意識”“精神”，意味著某種程度上的自覺，在陳謙的文本呈現中，雖然大量關涉女性，但重要的并非寫作女性問題的自覺，而是以女性為載體，延伸出的一種擴散式的自覺，一種追求通識性超過追求物理平等的自覺，一種探索人本身存在狀態的自覺。那么，這是否還算是女性寫作，這是女性寫作的進步嗎？這是否也在某種意義上表明，女性框架就如同一枚快捷鍵，幫助我們迅速在眾多寫作者中定位到這一個，在眾多文本中定位到這一篇，但它也像其他任何框架一樣，無法籠罩一切，甚至有可能會因為自身嚴絲合縫的需要而漏掉來自研究對象更為關鍵的信息。

種種疑問，都無形中加深著我對于女性話題探討的遲疑。

近段時間，學者張莉做了關于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的性別觀調查。女性作家中，贊同和反對將自己定義為女性寫作的，都認為這是一種權利體現，男性作家則異口同聲地指出應當首先寫“人”。有男性作家隱晦地抱怨，為了端正態度，將女性形象塑造得善良清潔，但仍有人判定這是偏見性的想象，當他們試圖站在女性的立場、視角觀照對方也反觀自己，對女性抱有同情與共情時，也會有人說這是一種施予的態度，是性別歧視。這些都是十分有趣的現象。

寫作這篇文章時，恰好看到有人呼吁立法，給女性放三年的生（養）育假，我和好友討論的結果是，積極爭取，但是否享受和如何享受這一權利，決定權還是在女性身上。如果說關于女性話題，我自己有什么篤定的認知的話，那么獨立意志或許算作是其中一項。事實上，前面提到的女性調查問卷就基本呈現出了這樣一個生態：有人愿意凸顯，有人抵制，有人抵制過后發現自己始終沒能脫離……大家基本都如愿地表達并實施著自己的想法。關于女性問題，戰斗的革命性的時期恐怕已經過去，假設我們換來了珍貴的自由，并假設這自由不會倒轉，那么如今，女性問題已在不同領域不同層面上泛化了。具體到寫作中，女性的獨立意志首先意味著，我們既可以這樣，又可以那樣，既可以自主掌控對于女性特質的收放程度和波及范圍，又可以暢所欲言地談論人性中的相似和相異，頌揚或鞭笞。最好的狀態就是，盡力追求自己想要的樣子，也敏銳，也警覺，但絕不被過分的敏銳和警覺束縛而影響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