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心里話，我對武俠小說最初并無興趣，以為這些打打殺殺的故事純屬胡編濫造，不值一看。直到有一次，我見一位儒雅的老上級戴著老花眼鏡看金庸看得入迷，這才取來一套《天龍八部》看將起來。不看則已，一看就放不下了。自此而后，凡能買得到的金庸武俠小說，就都買來閱讀，直到把他寫的所有武俠小說都看了一遍。再后來，凡是根據金庸武俠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也逐一看了個遍。

要說第一感覺，主要還是看熱鬧。因為在我的頭腦中，原本就沒江湖這一概念，對武打套路就更陌生了，之所以能一路讀下去，在于金庸小說所制造出來的懸念和熱鬧，特別是金庸筆下的那些人物組合，一個比一個神奇，一個比一個古怪。全真七子、武當七俠自不待說，像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四大惡人、江南七怪之類的人物，很難用善惡相區分，以正邪來論定，他們上場后的表現，熱鬧得不得了，不由你不看下去。

金庸講述的故事，刻畫的人物，生動有趣，余味雋永，以至于讓那么多人為之癡迷。回頭仔細琢磨，恐不單單是熱鬧，總有一些門道在里邊，總有一些文化因子起作用。中國人的俠客情結源遠流長，在綿延累積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富有傳奇色彩的“任俠文化”。若從司馬遷《史記》中的游俠、刺客列傳起算，經過唐人傳奇的烘托、李白《俠客行》的渲染，再到晚清《三俠五義》等書的濫觴，作為通俗文學的組成部分，武俠小說逐漸走向成熟。以金庸為代表的新武俠小說的興起及影視劇改編的跟進，在更大范圍內將武俠文化推向了極致，進而產生了一定的社會效應。由于俠客情結蘊含的是人們對邪惡的憤懣與憎恨，對正義的渴望與追求，進而成為人性中懲惡揚善的內在驅動力，文藝作品中的俠客形象也就很容易深入人心，“俠肝義膽”“俠骨柔腸”“鐵血丹心”等詞語演化為對崇高人格的贊美，“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等，則成了耳熟能詳的口頭禪。

由于武俠小說能夠滿足各個層次讀者的精神需求，長期以來都有市場。如果說高雅文學是殿堂，通俗文學是原野，那么武俠小說就是地道的江湖了。流連于這個江湖的讀者群體，熙熙攘攘，熱鬧非凡。特別是當這個江湖中異軍突起，出現了“帶頭大哥”，就會產生從者如云的轟動效應。金庸將新派武俠小說的藝術魅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跨代共享的眾多“金迷”；以其作品為底本的影視劇，已普及為坊間娛樂消遣的功夫茶，以至一版再版，拍了又拍。從上個世紀60年代到本世紀中期，《神雕俠侶》已經拍過十幾個版本，按理說都拍濫了，也該收手了，可時至今日又要翻拍了。這在中國文化藝術史上，堪稱一大奇觀。與此同時，貶抑金庸小說的聲音也從未止息，總之認為其作品粗陋、淺薄，俗不可耐，根本就不配稱文學，更不應選入教材。

毋庸諱言，金庸書寫武俠小說的初衷，確為報紙的發行量計，出于商業頭腦。正因為如此，寫出來的東西必須有賣點、有市場，引人入勝才行，甚而至于讓人拍案叫絕，欲罷不能。幸運的是，金庸做到了，且一發而不可收。自古而今，評判小說水準的尺度很多，集中到兩點，一是文學造詣，二是持久暢銷。兩者兼具，無疑是上品。金庸的作品雖然上不了純文學的檔次，只能歸于通俗小說之列，但就金庸作品所產生的社會效應而言，其文化影響已遠遠超出了文學圈。更何況金庸又花了十年的打磨工夫，將其小說的文學品格提高了不止一個檔次。寬廣宏大的敘事畫面、懸念叢生的故事情節、扣人心弦的打拼場景、波瀾起伏的人物命運、出乎意料的人生結局，更是把新派武俠小說的藝術境界推向了巔峰狀態。平心而論，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不是一回事。金庸小說中所闡發的傳統文化，珍珠與泥沙混雜，精華與糟粕并存；其寫作套路也是顯而易見的，確實沒有擺脫傳奇敘事的窠臼和斧鑿痕跡，在高雅文學的殿堂里也許很難占得一席之地，但在通俗文學的領地里確是異峰突起，獨樹一幟。

有道是，高山流水知音少，陽春白雪和者寡；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唯有根植于大眾土壤的文化藝術，才能枝繁葉茂，四季常青。就像風靡全球的流行歌曲一樣，又有誰能說下里巴人不是藝術，通俗文學不是文學呢？《基督山伯爵》也就是一個抑惡揚善的復仇故事，在敘事方式和情節鋪排上，比金庸的武俠小說并無多少高明之處，還不是一樣被奉為經典嗎？既然有那么多人樂此不疲地捧讀武俠小說，集集不落地追看武俠電視連續劇，總不能說喜歡金庸的人都是俗物吧？不論怎么說，稱金庸先生為新武俠小說的泰斗當不為過。金庸走了，卻并沒有走遠，因為他把一個多彩的武俠世界留在了人間，是當之無愧的“武林盟主”，他老人家的精神遺產將與那片汪洋恣肆的江湖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