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場聆聽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對文化自信，對文藝創作，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心中豁然敞亮，許多話都對我們紀錄片人的創作具有指導意義。

我做紀錄片，始于一段機緣。

上世紀90年代初，我開始創作電視劇，其中由我執筆編劇的電視連續劇《赤魂》和《林祥謙》都曾在央視播出，并獲得了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按說，沿著電視劇編劇的道路走下去，可能會順風順水，但一個偶然的機緣卻讓我改變了創作方向，開始拍攝紀錄片。

1995年，我打算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鄧子恢同志寫一部電視劇。當我帶著編寫好的劇本大綱請教曾擔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的項南同志時，他問我：你為什么不拍攝一部紀錄片呢？鄧老的一生充滿坎坷，但他從來不改初衷，勇于堅持真理，你能如實地拍出來，就會非常感人，也會更有意義。我覺得項南同志說得有道理，又去查找了很多與鄧子恢有關的資料，決定嘗試把這個題材拍攝成紀錄片。經過近兩年的努力，我帶領著幾位都沒有紀錄片創作經歷的年輕人攝制完成了六集文獻紀錄片《大地忠魂》。播出后我們收到了很多觀眾的來信，還有些老同志打通了我們的電話，卻激動地哽咽著半天說不出話來。

觀眾的認可是最大的獎勵，也使我真切認識到，紀錄片確實有一種偉大的力量———真實。

特別是當你真實地記錄和挖掘出一段又一段塵封的歷史，讓許多有故事的人面對鏡頭打開他們的心扉時，你其實就完成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留下了對歷史的珍貴記憶。

從做電視劇編劇轉向紀錄片創作，其實也有相通之處。現在國際上都公認，紀錄片也需要講故事。真實的故事往往更有力量，能深深打動觀眾。而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通過大量的田野調查、現場拍攝、口述歷史、真實再現等，讓這些歷史更加真實可信，更富有藝術感染力。

我出生于福建，父親是解放戰爭年代南下的老兵，祖籍山東蒙陰。1977年我高中畢業后回沂蒙山老家插隊，又從沂蒙山去當兵，在基建工程兵部隊擔任汽車兵，先后參加了“引湙入津”工程和廣西天生橋水電工程建設。1985年，我退出現役后參加高考，進入福建藝術學院學習戲劇，整整比班上應屆參加高考的同學大了8歲，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正因為此前在農村與部隊生活的閱歷，我從青年時代就有一種家國情懷，也對現實主義題材的文藝作品有一種偏愛。以后無論是電視劇創作還是紀錄片創作，追求真、善、美的同時，更注重其中的“真”。所以，放棄電視劇創作，開始拍攝紀錄片，似乎也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文藝工作者要走進實踐深處，觀照人民生活，表達人民心聲，用心用情用功抒寫人民、描繪人民、歌唱人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多到實地調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狀況、把握群眾思想脈搏，著眼群眾需要解疑釋惑、闡明道理，把學問寫進群眾心坎里。

我的紀錄片創作一直在踐行著為人民創作的理念，在用心用情用功抒寫人民、描繪人民、歌唱人民方面作了許多有益的探索。

多年來，我拍攝了關于毛澤東、鄧子恢、習仲勛、陳嘉庚、項南等十幾部人物紀錄片，也拍攝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香港回歸、中國共產黨95年奮斗歷史、人民解放軍戰斗精神的文獻紀錄片，片中洋溢著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也凝聚著家國情懷和對真善美的追求。這些紀錄片播出以后，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多部紀錄片至今還在網上擁有很多觀眾。紀錄片對人的教育潛移默化，10多年前，有關部門就曾聯名將我的紀錄片推薦給中小學生作為課外學習讀物。許多孩子看了這些片子以后，在作文里寫下了感人的文字。

拍攝紀錄片往往要經歷許多艱苦的旅程，每一部大型文獻紀錄片都要走過萬水千山，克服許多難以想象的困難。

2015年，我接受了為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拍攝文獻紀錄片《筑夢路上》的任務。正進行前期采訪調研時，在一次例行體檢中被查出胃部罹患腫瘤，通過微創手術從胃中取出一個近五公分的腫瘤，胃被切除了1/5。手術出院后的第3天，我就帶領攝制組踏上了青藏高原，開始進行外景拍攝。當時手術的創口還沒有完全愈合，到了高原腹壓上升，又開始滲出血水，我用大號的創可貼貼上繼續工作。對于一部如此重要的作品，你一旦接受任務就別無選擇。在后期制作的那些日子里，我有40多天時間沒有上床睡過覺，困了就在椅子上瞇一會兒，一睜開眼睛就繼續開始工作，最后終于完成了這部反映中國共產黨95年奮斗歷程的鴻篇巨制。節目播出后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創造了當年央視黃金檔節目的最高收視率，數據顯示比當時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還高出幾個百分點，到現在受眾達3億以上。

習近平總書記勉勵廣大文藝工作者和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堅持與時代同步伐”，作為一位紀錄片導演，我始終緊跟時代步伐，努力展示新時代精神風貌。我在建軍90周年拍攝制作的紀錄片《永遠的軍魂》分別以《旗幟》《戰斗》《犧牲》《忠誠》《信仰》《英雄》6個主題結構成篇，每個篇章又有8個相對獨立的小故事，即可整集播出，又可碎片化傳播。2018年播出之后，被制作成短視頻版和手機版廣為傳播，成為許多部隊進行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

這部紀錄片的創作緣起是2014年在古田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1929年，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個永遠的軍魂，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軍魂，才有了習近平總書記提到的關于紅34師的悲壯故事。紅34師在長征過湘江時擔任中央紅軍總后衛，在掩護紅軍主力過湘江后陷入敵軍重圍，最后彈盡糧絕，幾乎全軍覆沒。韓偉是這支部隊活下來的唯一一位指揮員，在重病彌留之際，他交代兒子韓京應該將他的骨灰送往閩西。韓偉將軍生前從未踏上閩西，但他一直牽掛著那些永遠不能回來的戰友，希望自己能以這種方式永遠陪伴那些烈士英靈。1996年，我寫了一篇報告文學《壯士一去———紅34師浴血湘江》，《血戰湘江》的編劇項小米大姐當年就讀過我這篇報告文學。

紀錄片工作者不是在拍攝紀錄片，就是在拍攝紀錄片的路上。就在此時，我們《長江之歌》的幾個攝制組還在青藏高原和長江的幾條支流采訪拍攝。一部優秀紀錄片往往是靠歲月沉淀而成的，我有好幾部紀錄片拍攝制作的周期都長達10年以上，這里面付出的勞動和艱辛，是外人難以想象的。

2018年，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我擔任總編導、總撰稿與兄弟電視臺合作，完成了反映改革開放40年偉大歷程的文獻紀錄片《風云40年》，完成了大型口述歷史文獻紀錄片《潮起珠江》，并參與了《廣東改革開放史》的部分章節的撰稿工作。因為十幾年不斷進行改革開放初期口述歷史的采訪記錄工作，我們為廣東改革開放這段崢嶸歲月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資料。

2019新年伊始，我與團隊完成了紀錄片《長江之歌》的第一季《長江序曲》，這是一部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長江大保護指示精神為指導拍攝的紀錄片，是一份來自長江經濟帶建設第一線的報告。我們以紀錄片的方式，講述了以長江大保護為主題的中國故事，這是我們向黨和人民交出的又一份答卷。

（作者筆名夏蒙，系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紀錄片導演、中國紀錄片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