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7日，《邊城》還沒寫完的沈從文，由于母親病重，自北平出發回湘西鳳凰。由于當時交通不便，他先是從北平坐火車到武漢，由武漢轉車到長沙，再轉車到常德，到桃源。在桃源沿沅水乘小船上行，行程8天，到達浦市，再改由陸路回鳳凰。在長達25天的旅程中，沈從文給新婚不久的妻子張兆和寫了34封信，這些信后來被編輯成一本書——《湘行書簡》，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經典文本。

沈從文回到北平后，根據《湘行書簡》中的一些素材，整理出《鴨巢圍的夜》《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一個多情的水手與一個多情的婦人》《虎雛再遇記》，分別于1934年、1935年發表于報刊上，后來成為散文集《湘行散記》的一部分。這為我們考察《湘行書簡》與《湘行散記》的關系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湘行書簡》主要是沈從文寫給新婚不久的妻子張兆和的信，作為書信體，它具有私密性與隨意性的特點；而《湘行散記》中的上述幾篇文章，是明確寫給讀者看的文章，它具有一定的嚴謹性與規范性。但在我看來，兩者更大的區別在于，前者有強烈的抒情色彩，而后者的敘述比較平實。

《湘行書簡》的抒情，不是抽象的抒情，而是很具象的，大都是因沿途所見的景致與人事而觸發的，有一個很具體的抒情對象，便是妻子張兆和。那時他們新婚不久，兩人情感處于熾熱階段，空間的隔離，使得沈從文對張兆和有說不完的情話。如《小船上的信》：“你瞧，這小船多好！你聽，水聲多幽雅！你聽，船那么軋軋響著，它在說話！它說：‘兩個人盡管說笑，不必擔心那掌舵人。他的職務在看水，他忙著。’船真軋軋的響著。可是我如今同誰去說？我不高興！”從這段話中接連的驚嘆號，我們就能略微感知沈從文當時心情的激動了。他贊嘆著河上的小船與幽雅的水聲，為這些自然的聲色而驚奇，他要把這一切分享給遠方的妻子，可意識到妻子不在身邊時，又不禁感到孤單，愈加想念遠方的愛人了。如果說這種因景因人事的抒情在《湘行散記》相關的篇幅里也間或能看到——只是頻率沒《湘行書簡》高，那么，《湘行書簡》中因為思念張兆和而抒的情，便屬于書簡的專利了。

《湘行書簡》可以當作一本情書來讀，里面浸透了沈從文對張兆和深沉的愛意與無比的思念。《在桃源》中他寫道“這時有搖櫓人唱歌聲音，有水聲，有吊腳樓人語聲……還有我喊叫你的聲音，你聽不到，你聽不到，我的人！”《泊曾家河》中寫道：“說到‘快樂’時我有點不足了，因為一切縱妙不可言，缺少個你，還不成的！我要你，要你同我兩人來到這小船上，才有意思！”由于天氣冷，沅水流域有許多險灘，因而船走得比較慢，加上沿途吃了不少苦，更增加了沈從文對妻子的思念，所以多次表達沒叫張兆和一起同行的遺憾。類似的文字舉不勝舉。

《湘行書簡》跟《湘行散記》還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前者是寫實的，而后者融入了作者的一些想象，不能算是真正意義的散文集。《湘行散記》原初版本是11篇，其中《一個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桃源與沅州》《箱子巖》《五個軍官與一個煤礦工人》《老伴》《一個愛惜鼻子的朋友》這6篇的內容，在書簡中基本沒提，可以不管。而其余5篇素材來自于《湘行書簡》，卻有所擴充與發展，這方面最明顯的是《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和《虎雛再遇記》兩篇。

以《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為例，該篇只有前面一小部分取材于《湘行書簡》。在《鴨巢圍清晨》基礎上作了修飾與添加的《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更具魅力，它多了不少細節，使牛保、宋宋及婦人的形象更加豐滿，擴充的對話也別具情韻。而關于水手與婦人，也有更多的敘述。如寫到了牛保的相貌：“大眼，寬臉，鼻子短，寬闊肩膊下掛著兩只大手（手上還提了一個棕衣口袋，里面填得滿滿的），走路時肩背微微向前彎曲，看來處處皆證明這個人是一個能干得力的水手。”接著作者又寫自己跟牛保攀談，牛保把從婦人那得來的核桃送了一些給他。接著又寫到婦人從窗口露出頭顱對牛保說話：“牛保，牛保，我同你說的話，你記著嗎？”待水手回答記得，叫她趕緊上床去，她又說：“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來——”在這后面，沈從文加了兩句話：“說著，嘭的一聲把格子窗放下。這時節眼睛一定已紅了。”于此，水手剽悍的形象、婦人多情的身影，便栩栩如生地浮現在讀者面前了。

如果說上面的比較，尚只能看出《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對《湘行書簡》相關素材的合理加工，想象的因素還不多的話，那么前者絕大部分與《湘行書簡》無關的內容，其虛構的成分還是比較明顯的。如前者寫到沈從文得到牛保的核桃，回報以四個蘋果，牛保又把這四個蘋果送到了婦人那里，以及后面寫到美麗的小婦人夭夭的故事——她對沈從文有好感，希望借沈從文這樣一個看上去還不錯的外地人，擺脫自己束縛于50多歲的煙鬼的命運，最終希望落空，只能在家里為沈從文唱《十想郎》，表達她的一番相思。這些動人心魂的故事，都是《湘行書簡》完全沒有提及的，是可以當作沈從文的想象來讀的。

張新穎教授認為，正是可能存在的虛構性成就了《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使它能夠豐滿起來，獨立出來，否則，它就只能是書簡里的一個片段性的情景、幾句沒頭沒尾的對話、一個不甚了然的人物。確實如此，若沒有《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湘行書簡》中水手牛保與婦人只是模糊的形象，不會成為“多情水手”與“多情婦人”——在我看來是《湘行散記》中最能打動人心，亦最能體現沈從文的審美趣味的兩個人物。由此，我們也可看出沈從文的了不起，在極簡單的素材上，憑著自己對湘西風土人情的多年記憶與領悟，便寫出了如此動人的篇章，稱他是一個天才并不為過。

《湘行散記》其它篇章也多少存在著程度不等的虛構成分，沈從文后來在《〈長河〉題記》中說《湘行散記》是“小說游記”，這表明作者亦承認了其中的虛構成分，亦即在散文創作的過程中融入了小說的筆法，使得散文小說化。這跟魯迅創作《故鄉》《社戲》等小說散文化，有異曲同工之妙。必須說明的是，《湘行散記》中的合理想象，并沒有降低其真實性，“反而把在某時某地事實上不夠充分的真實，發展到它可能發展到的充分程度，換句話說，就是真實得到了實現”。

通過對《湘行書簡》與《湘行散記》兩者的比較，我們會發現前者的抒情性是其突出的特點，可以當作情書來讀；后者的合理想象與細節的添加，一定程度上為文本增添了魅力。因而，這兩本書實在各有千秋，均有不可替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