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文學研究的范圍內，貿然談論地域性和現代性也是件充滿風險的事情，它們的出現總是需要一些補充說明。“現代性的歷史是社會存在與其文化間充滿張力的歷史”[1]，這個從呱呱墜地之時就已紛繁復雜的概念有著太多的面相，如卡林內斯庫所指出的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和后現代主義，等等。地域主義“這個概念承載了不同的，甚至有時是互相矛盾的意義，而且一直與一些不同的、矛盾的潮流與利益相關”[2]，它不再滿足于“塞北秋風烈馬，江南春雨杏花”的靜態式描摹，而是轉向包括批判性在內的新地域性建構的思考。“地域性”和“現代性”不應停留于自足的價值標準的意義層面之上。

在不同的文本中，它們形成的對話埋藏著豐富的意蘊。哪些概念的介入能充分激發地域性的活力？哪些概念的介入相對清晰地勾勒出所討論的現代性？地域性和現代性”在哪些層面上展開對話與交鋒，又可能產生出哪些新的思考？

考察近年來的短篇小說，應當首先承認中國現代性進程仍未結束的語境前提。在現代性的物質建設層面上，社會發展的規范化和標準化進程遠未到停止的時候。社會現代性的發展要求銀行必須執行同樣的制度，醫療必須遵循相應的流程，鐵軌必須統一為相同的規格，網絡傳送數據必須使用二進制。安東尼·吉登斯的“脫域”理論認為，作為現代性動力之一的脫域機制“使社會行動得以從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來’，并跨越廣闊的時間—空間距離去重新組織社會關系”[3]。不可避免地，脫域對地域性的產生和生產都帶來了明顯的沖擊。傳統的文學地理學對于文學地域性的認知得到了豐富和補充。

文學的地域性不再僅是山水環抱、民俗信仰、俚語方言、族群家系長期醞釀的結果，也可能是宏大理念和具體規范操作之下的切割和生產。地域性在現代性的沖擊之下，成為某種被特定體制或觀念斬斷與周遭聯系的概念，當然，這也可以視為現代性對地域性的分割、簡化和壓制。

近年來的短篇小說鮮明地體現了這種不無粗暴的關系，例如鄧一光的《我們叫做家鄉的地方》、冉正萬的《路神》、馬金蓮的《短歌》、付秀瑩的《六月半》以及甫躍輝的《普通話》等等。

《六月半》以鄉村婚俗開篇，密集短句帶來的急促感，與娶兒媳婦給女主人公俊省帶來的壓力相互呼應。在相互攀比帶來的物質壓力下，俊省對已經成為城里老板的昔日戀人寶印重燃舊情。像頭豹子一樣的寶印和肉體衰老的丈夫、財富帶來的氣勢和手頭拮據的困窘，這些對比使俊省自然地將自己進獻給許諾給兒子調個好崗位的寶印，這就是再普通不過的鄉村對物質現代性的諂媚與臣服。

然而，鄉土價值立場用突發事故奪走俊省之子性命的情節收尾，殘酷地翻轉了這則現代性與地域性的寓言。想象總是過濾性的，物質現代性的誘惑和規訓并行，使鄉土屬性的地域敘事深陷矛盾與迷茫，這也是馬金蓮的《短歌》沿著《六月半》的不同敘事方向所進行的補充。鄉村代課教師來玉蘭隨夫進城后，好不容易買了套二手房，原先主人所剩余的物品深得來玉蘭的珍視，更成為來玉蘭想象“現代生活”的根基。即便最后來玉蘭意識到自己想象的崩塌與殘缺，她的想象方式本身足夠說明現代性區隔城市和鄉村后所形成的等級。

這種等級差別，在鄧一光的《我們叫做家鄉的地方》和冉正萬的《路神》中，可以用兩個指示代詞來說明：“這”與“那”，“我們叫做家鄉的地方”永遠是在心中隔著萬水千山的“那兒”、不愿去的“那兒”。

《我們叫做家鄉的地方》里，老母將死，但我和哥哥仍在為不要回到家鄉而努力推脫；《路神》中，文久良守在連“路神”信仰都已然淡漠的小鄉村里等著不愿意從東莞回來的兒子。家鄉是被現代生活的洪流所沖擊出的孤島，《我們叫做家鄉的地方》里的“我”說得很清晰：“我以為我會回去，至少逢年過節的時候，我會回去。可是，父親死了，姆媽也要死了，那棟早已破舊的木頭房子很快就會被野草和爬蟲類動物占領，很快就沒有人再會找到它，要是這樣，我就真的回不去了，回去也沒有意思了，那個和我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地方，那個我們叫作家鄉的地方，就徹底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4] 即使回到家鄉，《普通話》也告訴大家，家鄉是重溫舊情的獵艷之地，或是親友隨時會帶著一堆問題撲上來的危險之地。普通話在暗示，區隔如影隨形，它和方言的區別在于它就是標準本身，是必須要遵守的“普通”的話。

這批短篇小說似乎不約而同地對地域敘事采用了簡化的處理方式。地域性即是差異性，但現在它被混入鄉村題材，地域敘事被抽象為現代性征服鄉村的歷程。簡約化處理的另一個現象是風景描寫的褪色，“風景的再現并非與政治沒有關聯，而是深度植于權力與知識的關系之中”[5]。

風景描寫是地域差異性的重要表現手段之一，然而在本文所提到的小說之外，如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由《小說選刊》編選的“中國年度短篇小說系列”（2013 年至 2017 年）、由現代出版社出版的付秀瑩主編的“中國年度短篇小說”（2015 年至2017 年）等選本里，地域敘事中的風景也都極為少見。地域性如何表現呢？馮驥才先后推出的《俗世奇人》及其續集，鄭在歡的《駐馬店傷心故事集》，以及格尼《啃春》等小說在提示，一批性格行為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樂意為他所置身的地域代言。馮驥才自述，“寫小說的只想把這一方水土獨有的人物寫出來，由此實實在在捧出此地的性情與精神”，“若說地域文化，最深刻的還是地域性格。一般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只是一種表象，只有進入一個地方人的集體性格的文化才是不可逆的”。[6] 天津衛屬燕趙故地，血氣剛烈、風習強悍，但這遠不能覆蓋天津衛的地域性格。俗世奇人們，如能急中生智、因勢利導的神醫，劫富濟貧、盜亦有道的燕子李三，用手指或舌頭作畫的畫家，著黑衣刷白漆的刷子李，只認牙不認人的華大夫，他們共有或共同鑄就的地域文化性格是什么？是有純熟技藝在身的自信自負？這種自信自負足夠與其他地域的文化性格相區隔嗎？

若按現代性借船堅炮利進入中國的歷史階段來看，活躍于清末民初的這群俗世奇人們已經與西方物質、思想和制度相遭遇，但《俗世奇人》系列玩味的卻仍然是傳統的人心人性。天津衛的傳奇人物們借文化傳統強大的歷史慣性，躲開了隨現代性而來的洶涌的問題浪潮。蘇七塊、酒婆、泥人張、張大力、藍眼、陳四，他們的傳奇色彩并沒有回應那個時代的重量級問題。當然，如果像《啃春》那樣淡化語境的時代性，那么特定的地域人物性格也可能被納入寬泛意義上反物質現代性的審美現代性。借京津等北方地區“啃春”的風俗來表現似乎不討人喜歡的田萬方一家對土地的執著和對鄉里鄰人的真情，構成了《啃春》的主要內容。如果以人性之純和鄉土之戀為回溯文學史的基點，很容易想起《邊城》中川湘交界的小鎮茶峒里的人性純良和不計功利。

《邊城》以未受污染的傳統美德和自然風光映襯出以物質利益為重心的現代社會邏輯的污濁，但可能很少有讀者會認為《啃春》對地域性和現代性的理解闡述可以觸及《邊城》的高度。《邊城》的視界里，現代的價值觀念是污濁的但也是客觀的，而《啃春》面對現代價值的邏輯要一廂情愿得多。田萬方一家拒絕改變以土地為生活中心的任何可能。面對時代的變化，他們堅守的理念是“天為爹，地為娘”，靠天吃飯，“不出去！對勁兒！”適用于所有的疑問。審視現代性物欲價值之時，人性的善良和地域的自然是可以期盼的，但寄望于前現代的混沌卻顯得過于天真。

與《俗世奇人》和《啃春》不同的是，鄭在歡的《駐馬店傷心故事集》和王祥夫的《懷魚記》中人物的異于常人，沾染了明顯的病態。“病人”，鄭在歡如是命名自己筆下的一群駐馬店農村鄉親，他對自己家族親戚的描述也好不到哪兒去：“cult”家族。王祥夫的《懷魚記》里，胖江邊上的老喬桑無法接受昔日捕魚生活方式的難以為繼，一直聲稱自己腹中有條大魚。“病人”象征著問題，用鄭在歡自己的話說，“他們不同于常人的舉止，就是最迷人的地方”[7]。“迷人”多少要歸因于這些鄉土人物的反常，與社會現代性進程全面鋪開下的鄉土地域狀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時代與命運，都藏在故事里，人逃不過環境的局限，卻能活出千奇百怪的樣子。”[8]這千奇百怪，終究是時代和環境的注腳，在駐馬店、在胖江邊，這群“病人”的千奇百怪總是離不開現代性的世俗化推進。

“電話狂人”之所以是“狂人”，很大原因是因為他喜歡說話但沒人愿意傾聽，電話的到來似乎為他打開了新的空間，但最后反而加劇了對他的隔離和排斥。幽默多才的軍艦在世俗的現代生活中淪為徹底的低能兒，所有的謀生努力都失敗，無論是蹬三輪、養雞還是捕魚，他是個無法融入現代的淘汰品。奶奶被冠以“瘋狂原始人”之名，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她從不問事情的前因后果而只評價眼前，壞人的死亡對她來說同樣值得悲傷，但奶奶的慈善又僅限于人而不抵達小動物的身上。外公喜歡依據算命術規劃、安排每一個晚輩的人生道路，但算命的邏輯被世俗現代性的邏輯碾得粉碎，他的規劃、安排和預言都一一變成笑話。鄭在歡以喜劇的面貌呈現“駐馬店”的傷心，王祥夫“懷魚”的“懷”同時包含著肉體和精神的依戀。有經驗的讀者不僅能感受到對現代性進程中地域命運的憂郁，甚至還能覺察出對啟蒙的隱約期盼——例如《沒娘的孩子》對打斗成性的繼母的描繪：“她老了，雖然還不到 40 歲，頭發已經花白，病痛折磨得她臉色蠟黃，只有那雙眼睛依舊咄咄逼人。”[9]

在審美現代性的意義上，地域是世俗現代性的病相顯露之處，而揭示病相本身也成為現代性審美的任務之一。無論如何，將地域視為既定的、穩固的和本質化的，是無法進入地域性在現代性進程中所遭遇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碰撞的思考。現代性的進程像是道關于除法的數學題，許多人和事已經被納入工具理性、制度體系、標準規范的框架之中，成為得數中小數點前的整數。可是如地域性主導的文學敘事，仍在倔強保留自己的看法，成為標準框架之外的余數。也正是在整數和余數的糾葛之中，讀者得以想象并把握那個作為被除數的時代。

參考文獻：

[1] [ 英 ] 齊格蒙特·鮑曼：《現代性與矛盾性》，邵迎生譯，商務印書館，2003 年，第 15 頁。

[2] [ 荷 ] 萊妮·勒菲福爾、[ 希 ] 亞歷山大·祖尼斯：《地域制造》，趙德利、王亮譯，《新美術》2013 年第 8 期。

[3] [ 英 ] 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 年，第 46 頁。

[4] 鄧一光：《我們叫做家鄉的地方》，《小說選刊》選編：《2014 中國年度短篇小說》，漓江出版社，2014 年，第 35 頁。

[5] [ 美 ] 溫迪·J. 達比：《風景與認同：英國民族與階級地理》，張箭飛、趙紅英譯，譯林出版社，2011 年，第 9 頁。

[6] 馮驥才：《俗世奇人 2》，作家出版社，2015 年，第 1—2 頁。

[7] 鄭在歡：《駐馬店傷心故事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 年，第 272 頁。

[8] 鄭在歡：《駐馬店傷心故事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 年，第 272 頁。

[9] 鄭在歡：《駐馬店傷心故事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 年，第 170 頁。

（作者單位：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