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一過程召喚著作家對其進行有力的表現。網絡作家何常在的新作《浩蕩》便是對這一召喚的回應，它自身也構成了網絡文學與主流現實主義文學靠近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

《浩蕩》以兩卷的篇幅講述河北青年何潮和周安涌大學畢業后從北京南下深圳的創業經歷，兩年之中，二人經歷了愛情與事業的巨大變化，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抉擇。小說塑造了一個重情誼、有擔當、善決斷的創業者何潮。他既有敏銳的觀察能力，又有準確的分析能力，他看好深圳改革開放的前景，放棄和女友出國的機會，毅然赴深圳創業；他行事磊落、知恩圖報，在周安涌設計報復、迫使老板莊能飛破產之時，他則為莊能飛全力奔走；何潮與人為善、交友全憑本心，因此才能絕處逢生地發現商機、獲得幫助；他胸襟開闊、眼光長遠，對國之經濟命脈和產業轉型升級有清醒的認知；更為重要的是他有一股“傻”勁和“倔”勁，對認定的事能扛住質疑、頂住利誘，心無旁騖地全力以赴。何潮所具備的品質是作家從當下無數成功的創業者身上提煉出來的共性，這個人物充分詮釋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將一批社會背景、文化層次、性情稟賦迥異之人吸引到他身邊——從的士司機到地產大亨，從幫派人物到紈绔子弟，從大學生到拆二代，都認同他、欣賞他，與他同甘共苦、開創事業。與其說作家把一個剛剛大學畢業進入職場的年輕人塑造得過于完美，不如說他是在禮贊這種可貴的精神。另一方面，拋棄何潮的前女友赴美國后生活平庸，香港的豪門千金則對他真心傾慕，從政治隱喻的角度看，作家借此表達的是改革開放的中國所具備的發展底氣和道路自信。

《浩蕩》中故事的開始設定于1997年香港回歸之夜也頗有意味，它顯示了作家直面時代變遷、講述中國故事的雄心。春潮浩蕩，大歷史的潮涌蘊涵著不盡的機會、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也制造著難測的風險，每一個個體都在經歷大浪淘沙的考驗。小說以何潮、周安涌、江闊、莊能飛、辛有風等具體人物的命運浮沉來呼應歷史的脈搏，通過顧兩、江離等人物大起大落的人生來對深圳精神和深圳奇跡予以形象化的表達。同時，小說充滿感情地記錄了90年代深圳粗糲而生機勃勃的時代風貌：上步工業區、華強北、城中村、握手樓、前店后廠、“關內是歐洲，關外是非洲”、百萬人才下深圳、浴血挺進深交所……這是與深圳人的青春和激情血肉相連的個體化的往事，也是作者為深圳乃至中國改革開放作出的歷史見證。

當然，對作家而言，時間的特殊意義還不僅止于此。1997年中國第一家互聯網門戶網站——網易誕生，次年，搜狐、騰訊、新浪相繼開辦，這代表著中國互聯網元年的到來，也代表著網絡文學即將脫胎幻化成形。選擇這樣的歷史節點開始講述，是一個網絡作家致敬屬于自己的時代，同時，這也意味著新的懷舊對象開始登場。像何常在這樣見證互聯網誕生和繁榮的一代人已逐漸步入中年，面對飛速消散的“前信息時代”的生活氛圍，有太多細節值得回味：21吋的電視、BP機、小靈通、電話IC卡、高檔摩托車，以及翻蓋手機、滑蓋手機等前智能時代的“古董”物品，都凝結著作家的情感記憶。90年代的大眾文化曾將“紅色經典”征用為懷舊對象，滿足消費社會中人們重溫集體主義和英雄精神的渴望，時移世易，20年過去后，作為網絡元年和信息時代開端的90年代也成為了新的懷舊對象。

《浩蕩》兼具書寫時代變遷的現實主義追求和進行懷舊表達的大眾文化敘事策略，但其最根本的特征還在于它是一部網絡文學作品。90年代互聯網的興起與去政治化的文學潮流和大眾文化的勃興不期而遇，意外地在傳統和主流的文學敘事之外開創出一片個性化表達的飛地，可以說“網絡文學”這一概念既是一種文學類型的命名，也具備創作上的方法論意義。首先，網絡文學創作和消費的“草根”性質歷來非常醒目。《浩蕩》講述的就是一個草根人物走向成功的勵志故事。何潮的家庭出身、學業背景都十分普通，是“一個各方面條件都不錯但哪個方面都不突出”的人，這與80年代《喬廠長上任記》《新星》《三千萬》等改革文學的主人公大相徑庭，那時候的喬光樸、李向南、丁猛們歷經磨難卻依然有著鋼鐵的意志，他們是改革破冰階段的先行者和推動者，需要迎難而上、果敢堅毅的品質，敢于臨機決斷、拼搏進取，從而“殺出一條血路”。80年代改革文學將筆墨集中在鐵腕人物和政治英雄身上，相對忽略了捕捉社會變革在人民大眾中激起的變化和反響。“敢為天下先”的是少數精英，《浩蕩》則秉承網絡文學的草根傳統，注重表現小人物的傳奇經歷，世紀之交的何潮、周安涌們是改革深化階段的弄潮兒和受惠者，他們的個人奮斗和成就也更容易在身為“大多數”的讀者中形成認同。

其次，網絡小說逐章更新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它要依靠緊湊的敘事節奏和強烈的戲劇性情節吸引讀者，注重以相對均衡的頻率設置轉折、制造“爽點”，因此其中的人物命運常常是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以便于作者安排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反轉局面。《浩蕩》中正反面人物二元對立、緊張交鋒，主人公何潮一出場就失戀，剛入職就失業，一創業又遭暗算，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何常在有足夠的行業經驗和生活積累，善寫職場和商戰，《浩蕩》中不乏精彩的片段，如周安涌上下其手、迅速擊垮莊能飛的戰役環環相扣、干凈利落；鄒晨晨在幾個大老板的力量夾縫之中巧妙地取得平衡，顯得頗有智慧；何潮和幫派老大張辰的對決情節緊張、起伏有致，可讀性強并富有視覺效果。但整體而言，小說情節的戲劇性和敘事發展的內在動力主要來自人為設計，為了推動主人公見招拆招、升級打怪，作家通過不斷制造奇遇和巧合，幫助主人公將難題一一予以破解：何潮巧遇的出租車司機恰好有個哥哥是幫派老大；這個幫派老大恰好替他嚇跑了深圳一哥；落魄的復旦才子恰好被地產大亨郭統用所器重，又恰好幫助何潮緩和了郭氏父子的緊張關系；在與江闊的愛情受阻時，何潮恰好解開了江父的心病、使其起死回生……由諸多的“恰好”串起來的草根傳奇必須在網絡文學生產的邏輯之中予以理解，對比《平凡的世界》里的孫少平，二人品格相似，命運卻大不相同，除開歷史背景的差異，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二者是由不同的敘事邏輯生成的。尤其作為男性主人公，何潮一路收獲了美態各異的所有女性的愛慕，這種“開掛”的人生模式，其實與武俠小說中的大俠養成記更具親緣關系。

百年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造就了創作方法上以現實主義為主流的特點，同時，文學是關乎心靈的事業，與時代浪潮中的個人生活息息相關，完全無視現實生活是很難的，網絡作家同樣有關注社會現實的創作熱情。在網絡文學的類型化范疇內，家庭婚戀、職場校園、官場商戰等都是現實題材，但這些作品總是遭受“缺乏現實主義精神”的詬病，其根源就在于網絡文學完全自成一體的生產邏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網絡小說面向廣大草根讀者，為他們提供閱讀快感和心理滿足，其生死存亡系于點擊率的多寡，因此，即便是表現現實題材，也很難避免“瑪麗蘇”“杰克蘇”的誕生，畢竟“受阻—巧合—破題”的程序設定對作者而言是敘事的安全區，對讀者而言是閱讀的舒適區。

最后，網絡空間的交互性和開放性特征，導致網絡小說敘事呈現出過度的“開放性”特征，即一部作品似乎可以隨時完結，又似乎可以永不完結。以《浩蕩》目前的兩卷而言，主要人物的命運都有了階段性的完結，但還有許多線索已經埋下并有待接續。小說是形式的藝術，網絡小說同樣如此。如何在遵循網絡文學生產規律的前提下，結構出相對完整的作品是作家需要從觀念和技術上予以解決的問題。如果說一部作品是作家對生活提出的一個問題，作品的結尾就是在經過充分的敘事后得出的答案，這既是作者思想的深化，也事關文本本身的自足自洽。現實生活連綿不斷，文學作品卻應是獨立而完整的。

中國的網絡文學經歷了20年的“野蠻生長”，既在體量上令人嘆為觀止，也在主題開掘上為當代文學貢獻了另類的思路，當前，網絡小說進一步向現實題材傾斜，也是其避免在類型化框架內自我復制、自我消耗的有效途徑。《浩蕩》用網絡文學的方式講述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顯示出在現實主義題材領域，網絡文學也許同樣可以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