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楸帆 科幻作家,曾獲中國科幻小說銀河獎、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最佳長篇小說金獎、科幻奇幻翻譯獎短篇獎等國內外獎項,著有《鼠年》《霾》《無盡的告別》《人生算法》等。

《人生算法》 作者：陳楸帆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9年1月 《未來病史》 作者：陳楸帆 版本：長江文藝出版社 2015年7月

從劉慈欣的小說《三體》到改編電影《流浪地球》的熱映，大IP讓科幻成功“出圈”，進入了大眾視野。在“科幻元年”的呼聲中，我們的生活其實早已變得“科幻”。

從算法、大數據到基因編輯，技術的日常滲透與矛盾性正日益凸顯出來，沖擊著我們的道德感閾值；盡管尚處在弱人工智能時代，AI已能基于閱讀輸入而“創作”詩歌（比如“自稱”“少女詩人”的小冰），這不得不令人懷疑我們是否已處在最后的人類獨立寫作時代？毫無疑問，生活正在被技術改變，用不了十幾年就將改變得翻天覆地。

“趨利避害，餓了要吃，發情了要交配，這些都是寫在生物體內的法則，經過億萬年進化到現在，是最底層的算法”，陳楸帆在《人生算法》里如是寫道。然而科學正在把自然繁衍變成一項工程，優生學或許從未如此容易而自然，透過技術，人們開始有能力擺脫肉身與生物性的控制（比如代孕）。大概可以想見，未來的生育未必一定需要一男一女，而特權階層可以不受限制地繁衍后代，甚至是深度基因工程優化的后代。

這個時代科幻作家的寫作，確確實實受到現實的驅力與撼動，從具體的生活場景去想象科技可能給我們生活造成的改變，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

曾經，寫作被認為是文科的事情，但今天也不得不和理工科的創造發生關系。在科幻作家陳楸帆的新書《人生算法》中，上述問題都以短篇小說的形式得到有效處理。這本小說的最后一篇《恐懼機器》還令人興奮地應用了“人機交互式寫作”，通過與人工智能程序深度學習作者風格，人與AI共同完成了一次創作。借新書出版的機會，我們跟陳楸帆聊了聊科幻時代的科幻寫作。

人只能有真實感，而無法擁有真實

新京報：為什么用“算法”作為切入？

陳楸帆：想要沖突感。算法作為一種信息處理結構，輸入與輸出都是可預測的，是既定和理性的，很多東西已被寫好。但人生充滿不確定性，充滿變數。

“人生算法”就是一個悖論。性格決定待人接物的反應模式，也決定了你的整個路徑。基因也是一套算法。在這個閉環里，你的人生是你的一部分。你想要施加影響去改變它，但最后被改變的是你自己。就好像人總是想要“改命”，到最后發現“改命”也是命的一部分。確定性和不確定性都是命本身的。

新京報：聽起來很像中國傳統的命理學。“人生算法”一說只是修辭上的差異嗎？

陳楸帆：我覺得應該是認知上的差異，這意味著對人這一物種的再認識、再判斷和再定位。我們會有這樣一種傾向，以一種精確、理性、可預測、機械化的語言意象，來描述人這種非理性的生物，比如“生物鐘”，或者把大腦比喻成黑匣子。“人生算法”面對人和機器共同進化，研究機器如何像人一樣思考，同時會在人的認知結構中尋找機器處理信息的邏輯和過程。這是一個雙向的影響。這其實有點控制論的意思，人和機器協同形成反饋。

新京報：雖然今天我們面臨著“后人類”語境，但你的小說似乎仍很強調那些本能的驅動或者亙古的人性，比如鄉土傳統、人的賭性、原始恐懼，以及無法脫離肉身而獨存的愛——哪怕是那些讓人類陷入熱戀的、“真正懂得愛情”的AI也不行。人的心智算法可以更新迭代，但愛的算法，建立在“一堆進化了億萬年的血肉和腺體”之上，卻是虛無縹緲的？

陳楸帆：人肯定不是突變或斷裂式的迭代，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可能要經過很多代，才能擺脫現有的所謂“傳統”。但在這個過程中，新的傳統會出現，會產生對原有傳統的揚棄與延展。

人工智能愛人通過計算繪出人的情感坐標，但愛并不在這個坐標之中。愛是什么？人的定義也很模糊。它也只是人的一種自我投射。一種被愛的感覺，這種感覺是可以模擬的，但愛本身是什么卻不一定知道。政府說讓人民有“獲得感”，而不是說“獲得”。事情但凡加上一個“感”字，就很有意思。“感”才是真實的。我們都只能有真實感，而無法擁有真實。

技術讓生育擺脫肉體局限

新京報：《人生算法》似乎把這幾年中國比較熱的技術話題，用小說形式探討了一遍，比如基因編輯、生育和代孕、人工智能戀愛。其中《這一刻我們是快樂的》這篇，把未來生育的各種可能性都列舉出來了：代孕、男性生育、人造子宮、同性生育等等。你的科幻小說似乎有比較強的現實介入感。

陳楸帆：是挺現實主義的。在今天，生育的重要性再次被提出。就像歷史的“飛來去器”，一種奇怪的螺旋。

技術創造了更大選擇的空間，把人從生物繁衍的功能性中剝離出來，讓生育擺脫了肉體的局限性和既定的生物性，比如生理周期、年齡、性別等。技術使人找到更大的自由，但也有可能被利用來剝奪這種自由。最極端的情況就是《使女的故事》，女性全部變成了生育機器。而剝離生物性和肉體性的生育，造成了很多倫理問題，這不只是肉身也是情感結構的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

新京報：生育這件事，一方面是基于現實中的性別關系，另一方面也體現出觀念的時代疊影，是多重歷史的共同存在。比如在農耕傳統深厚的山東和上海這樣的摩登大都市，對待女性生育的態度就有很大差異。技術對生育會有哪些制度性的改變？

陳楸帆：這涉及生育的幾層意義，人口學上的生育意義，人口對于整個國家和政體的社會意義，以及個體層面的意義。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的人口政策都是滯后的，依靠前現代的統計學方式來把控人口的動態。比如計劃生育，數據模型錯誤導致很多個體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損害。

在未來，其實可以透過技術調節生育。以后或許會出現集體制的養育方式，甚至走到共產主義式的生育制度。小孩也不在私有制的體系之下了。

中年科幻作家開始寫親子關系

新京報：是什么刺激你在今天寫作科幻小說？

陳楸帆：有一層是科技的刺激，跟一些搞科研的人聊能收獲很多新想法，可以延展和生發出來很多別的東西。另一層則來自生活。比如一些中年科幻男作家有了娃之后就開始寫親子關系，比如寶樹。

新京報：你的“來自生活”的部分是什么？

陳楸帆：玩。玩各種東西，見各種人，體驗不同的生活狀態。我們這代人的生活狀態都太單一了，太像了。你會感覺被局限在某個圈圈里，你需要自己努力去拓寬。比如去參加美國的火人節。在這個嬉皮科技運動里接觸了獨特的環境以及很多不同狀態的人。我們在沙漠里待了一個禮拜，沒有網，沒有錢，7天里建造了一個烏托邦。這給你帶來很多刺激。

新京報：一種短暫的田野調查？似乎，我們這個年代只能以體驗式的浸入，來豐富自己的維度。我們自身體驗的歷史沒有那么厚重，最后產出的東西依然很可能層次單薄。寫科幻的人也會有這種根本性的焦慮嗎？

陳楸帆：兩說。一是現實經驗的退化，另一方面是信息的爆炸。我們現在要了解新東西或做fact-check肯定比80年代方便太多了。但今天的寫作面向比較同質化，也包括我在內。其實是需要去拓寬的，或者就直接進入別的文本。比如我喜歡看非虛構作品，比如《巴黎燒了嗎？》，還有何偉《尋路中國》那幾本。

我還愛看科技論文和人文社科理論。了解一個領域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看論文。我讀了很多朋友的博士論文和碩士論文，比如網絡文化中的玩“梗”的文化、鈴木大拙如何把禪宗帶到西方、品欽作品中的空間等等。從他們的視角來看文學和文化現象，可以給我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視角。

新京報：你的寫作的確是問題意識主導的，命題也比較現實主義。

陳楸帆：這有好有不好。好處是切身性的書寫代入感強。但對于科幻來說，又是一個偽命題，大部分科幻都不可能有切身性的書寫。不過“太空歌劇”對我來說則不太容易找到切身感。劉慈欣的科幻小說是追求科幻本身的驚奇感，純粹想象力的東西；而我的科幻小說對于社會性議題的關注則類似于郝景芳。

新京報：劉慈欣身上的時代感比較強,今天的年輕作者大概很難寫出那種規格和結構的東西了。不過對于讀者來說，閱讀劉慈欣那樣的宏大敘事很親近。它曾是我們經歷的一部分，而今不再是我們所身處的環境。

陳楸帆：劉慈欣對應的是類似“十七年文學”或者“傷痕文學”，有很明顯的創傷和遺產。他的時代感，可能正好契合這個時代人的心理需求。人沒有想象中改變得那么快，很多舊的東西在算法里面。情感模式、意識形態有代際的傳遞，從父母輩上遺傳下來的東西，可能在孫子輩才能完全消除掉。

今天年輕人的寫作，有明顯個人化的傾向，個人視角突出，幾乎很少有宏大視角的。可能會模仿宏大的集體感，但沒有辦法去相信這些東西，具體行文的一致性達不到大劉那代人的高度。出來的東西效果就會差很多。

新京報：今天的作家似乎沒有什么創傷，但有種悵然若失的感覺。

陳楸帆：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需要去梳理的問題，不只是科幻，主流文學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