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在阜平河西村工作的孫犁（左）與胡華（右）、王煒（中）

孫犁認為：“凡是成功的典型，都是以真人作為它的模特兒，作為創作的依據……魯迅創造人物的方法，根基于真實的社會生活，因此才可能成為現實主義的，成為藝術的上品。”事實上，孫犁的創作也有這樣的追求。

為什么會寫出《荷花淀》呢，因為孫犁曾經在白洋淀生活過，并且，聽說了許多故事。在《關于〈荷花淀〉的寫作》中，他回憶說：“《荷花淀》所寫的就是這一時代我的家鄉，家家戶戶的平常故事，它不是傳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順序寫下來的，事先并沒有什么情節安排。白洋淀屬于冀中區，但距離我的家鄉還有很遠的路，1936年到1937年，我在白洋淀附近教了一年小學，清晨黃昏，我有機會熟悉這一帶的風土和人民的勞動生活，抗日戰爭時期，我主要是在平安路西的山里工作。”

1945年的一天，在延安工作的孫犁遇到了從白洋淀來的老鄉。他們給孫犁講起水上雁翎隊利用葦塘荷淀打擊日寇的故事，“他心中的白洋淀生活和人物，陡然活了起來”。這是非常重要的創作契機。孫犁說：“冀中平原來的同志向我講了兩個戰斗故事，一個是關于地道的，一個是關于水淀的，前者我寫成一篇《第一個洞》，這篇稿子丟失了，后者就是《荷花淀》。”傳記作者在《孫犁傳》中這樣記錄他寫下《荷花淀》的那個夜晚：“近鄰的邵子南還在高談闊論地不知和誰爭論什么，要在平時，孫犁一定要過去聽聽，也許插上幾句，此刻，他卻一切都顧不得了，他點起煤油燈，坐上小板凳，把稿紙攤在作為桌子的木鋪板上，手里的鋼筆在紙上刷刷地疾走著……”（郭志剛、章無忌：《孫犁傳》）

孫犁也提到那個晚上自己的一氣呵成：“我在延安的窯洞里一盞油燈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紙寫成這篇小說。”主要是思鄉之情驅動。“我離開家鄉父母，妻子已經八年了，我很想念他們，也很想念冀中，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信心是堅定的，但很難預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鄉，可以自信，我在寫作這篇作品時的思想感情和我所處的時代或人民對作者的要求不會有任何不符拍節之處，完全是一致的。”（孫犁《關于〈荷花淀〉的寫作》）

方紀后來在《一個有風格的作家》中回憶說，《荷花淀》的完成讓他很興奮，“那時我正在延安《解放日報》當副刊編輯，讀到《荷花淀》的原稿時，我差不多跳起來了，還記得當時在編輯部里的議論——大家把它看成一個將要產生好作品的信號。”編輯的判斷是準確的。《荷花淀》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后深受延安讀者喜愛，緊跟著，各解放區報紙轉載，重慶的《新華日報》也進行了轉載。香港的書店出版這篇小說時，還對“新起的”作家孫犁進行了介紹。由此，小說家孫犁開始蜚聲文壇。

后來，孫犁在《關于〈荷花淀〉的寫作》中分析說：“這篇小說引起延安讀者的注意，我想是因為同志們長年在西北高原工作，習慣于那里的大風沙的氣候，忽然見到關于白洋淀水鄉的描寫，刮來的是帶有荷花香味的風，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鮮吧。當然，這不是最主要的。是獻身于抗日的戰士們，看到我們的抗日根據地不斷擴大，群眾的抗日決心日益堅決，而婦女們的抗日情緒也如此令人鼓舞，因此就對這篇小說產生了喜愛的心。”

孫犁多次坦言：“在我的作品里，大部分的人物是有其真人做依據的。”比如雙眉、小滿、春兒、高慶山、李佩鐘等，《蕓齋小說》中的諸多人物也都各有出處。在談到創作長篇小說《風云初記》時，他坦承小說完全是生活的再現，“是關于那一時期我的家鄉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緒的真實記錄……我沒有做任何夸張，它很少虛構的成分，生活的印象、交流、組織，組成了小說的情節”。

相比而言，《山地回憶》的創作淵源更為曲折有趣。在《關于〈山地回憶〉的回憶》一文中，孫犁說，小說開頭吵架的故事來自他曾經遇到的一個婦女。1947年，孫犁在一個村莊遭遇到敵人炸彈的襲擊，大難不死，只是被濺了一臉的血污。“在洗臉的時候，我和一個在下游洗菜的婦女爭吵了起來。我剛剛受了驚，并斷定這是村里有壞人，預先在灶下埋藏了一枚手榴彈，也可以說是一枚土制的定時炸彈。如果不是山西的鍋鑄得堅固，灶口壘得嚴實，則我一定早已魂飛天外了。我非常氣憤，和她吵了幾句，悻悻然回到隊上，馬上就出發了。”這是寫作《山地回憶》的引子。不過，孫犁強調：“小說里那個女孩子，絕不是這次遇到的這個婦女。這個婦女很刁潑，并不可愛。我也不想去寫她。”

作家所要寫下的，是讓他產生深厚情感的、深具代表性的“那一個”：“我想寫的，只是那些我認為可愛的人，而這種人，在現實生活中間，占大多數。她們在我的記憶里是數不清的……《山地回憶》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當然，我在寫她們的時候，用的多是彩筆，熱情地把她們推向陽光照射之下，春風吹拂之中。”因此，在《山地回憶》里，作者對洗臉洗菜的場景進行了改寫，他將“我”和妞兒的口角作為故事的開端，之后則變成了充滿情感的交流互動。當然，《山地回憶》中，作家不僅寫下了妞兒，還寫下了對她一家人的牽掛與祝愿。

為什么孫犁要記下這些人與事？因為，“進城以后，我已經感到：這種人物，這種生活，這種情感，越來越會珍貴了。因此，在寫作中間，我不可抑制地表現了對她，對這些人物的深刻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