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對愛情的時候，科學和科學家們一樣，往往呈現出一種相似的笨拙。作為一種知識系統，科學實際上內在地蘊含著一種“去人化”的傾向。這種傾向最初體現在語言層面，在17世紀歐洲的諸多“科學院”當中，甚至成了一種衡量科學結論是否“足夠科學”的基本判斷標準。這當然可以理解，牛頓的三定律應當是“普適”的，它的成立與否，絕對不以現實世界中牛頓（或者其他人類，甚至整個人類文明）的信仰、生死和性別為轉移。

那么“愛情”這樣一種特別關乎人類經驗的東西，就深刻地逼迫科學知識系統呈現出它的局限性了。包括愛情在內，諸多情感的表達、藝術的呈現、倫理的探討，已經在漫長的人類文明演化歷史當中形成了極為龐雜豐富的話語資源和理論脈絡。而這一真實的歷史，往往與科學家是相互隔絕的。統攝性的科學話語系統往往壟斷了科學家們有限的注意力資源，跨越時空、成為永恒真理的“知識”則進一步營造出一種“去歷史化”的幻象——尤其是當科學史、學科史幾乎都在當下的科學教育系統當中處于邊緣的時候，科學家們在處理真理之外的諸多其他事務時，往往不得不求助于直覺。

我們在這里遇見的，實際上是現代科技環境當中的“高貴的野蠻人”。一方面，現代的科技社會是他們置身其中的叢林；來自教育機構的、抹去了探索和實踐當中的種種謬誤，試圖成為永恒真理的“科學”是他們的信仰；時常對一切不能用以促進生產或在科學范式之下發現“真理”的活動嗤之以鼻，則是他們的共同特征。但是他們仍然保有一種孩童式的倫理觀和想象力，對于技術化的世界，以及世界當中的技術產品擁有淺薄卻豐富的直覺、情感和審美能力。其豐富，來自個體的認知和聯想能力；其淺薄，則是因為與此前人類文明史，包括他們信仰的演進史的失聯。

“愛情”如何在這樣的人群、這樣的世界觀面前尋找自己的位置呢？人類是有限的，個體的經驗是模糊和難以把握的，這些正是科學所試圖擺脫和超越的局限。而科幻則逼迫科學知識重新把自己定位成一種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重新喚回現實的、個體的、經驗的、模糊的意義空間。這兩種話語系統，哪一個才更加“真實”呢？這種沖撞在科幻當中是一個永恒的主題。我們可以見到，科幻作品樂意去刻畫科學還原論對愛情的解構，以某種生理層面的應激反應，來消解這個貫穿于人類文學的永恒命題；我們可以看到對兩個個體的高度抽象，血肉豐富、情感充盈的靈魂被抽繹成變量，共同容納進宏大的意義框架之中。

這便是科幻中愛情的困窘之處，你可以想象它，甚至在想象中體驗它，你卻始終不能得到它。愛情當然是科幻作品當中最令人著迷的書寫對象之一，但讀者卻仍舊不得不在科幻的認知話語與愛情的現實存在當中作出抉擇。要么是凡爾納《八十天環游地球》那種與寫作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簡直就只是現實當中愛情模板投射的糟糕存在；要么就是厄休拉·勒奎恩《黑暗的左手》那種強而有力的思想實驗，卻又嫌走得太遠，哲理性的探討和技術奇觀遠遠壓倒了對愛情本身的體驗；而當我們終于遇見杰弗里·蘭迪斯《狄拉克海上的漣漪》，愛情又顯得過于熱烈而哀婉，科幻則在不知不覺當中被降格成了某種與現實隔絕的話語策略和幻想工具。

這就是科學與科幻常常共同面對的困境。知識所揭示的世界圖景越清晰，人類的情感體驗反而顯得越局促。作品的愛情越是奪人心魄，反過來就越顯出現實之中愛情的缺憾。問題在于，這些當然是發生在虛構世界里的愛情，難道我們就不能從中尋找到真實了嗎？

（作者：姜振宇，系北京師范大學科幻專業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