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誰也沒有想到，這兩個月的時間，竟然像被碎紙機粉碎了似的，凌亂得一地碎屑，幾乎不能整齊地閱讀、整齊地思考、整齊地寫作，而是被各種突發、零碎卻又不能說不重要的事情裹挾著、推動著。然而，在這碎屑般的日子里，我卻盡力組織起一段連貫的時間去做一件事情——閱讀《紅豆》2018年度發表的散文、隨筆作品。之所以如此，當然是受人之約、忠人之事——既然答應了《紅豆》雜志編輯部的邀約，為《紅豆》2018年度的散文、隨筆寫一篇“印象記”，那就要盡量讀細、寫真。但更深層的原因，卻是甫一閱讀，便被這情真、意切、思遠、理深的文字給吸引了，或者干脆說，長期沉浸于理論文章和小說閱讀中的我，被這格外有人生韻味和人間氣息的文字給捕獲了，不愿讓瑣碎的事務擾亂這難得的感覺，因而才每每在夜深人靜時閱讀這些自帶聲音、自有滋味、自我生長的文字，也讓自己的心情隨之蕩漾、起伏。

讀這些文字的時候，一不小心，腦海中就浮現出兩句話：借君相思紙，傳我人間語。這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刊物那意味悠長的名字，因為這名字與唐代詩人王維那首千古名詩的聯系，但仔細想一想，這又何嘗不是《紅豆》雜志編輯團隊的辦刊理念與精神所在：為作者提供有情的紙張，讓他們寫下有情的文字，滋養有情的讀者，從而耕耘一片有情的土地，構建一個有情的家園——精神的家園。因此，我也愿意從我讀出的“語言”——人間語——入手，結構我這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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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里，我一直以為散文是最適宜于傳情的文字。我知道，在新方法、新理論、新觀念層出不窮散文觀也屢經新變的今天還這么說，很可能會被人批評甚至譏笑為沒有見識或者落后，但我卻近乎固執地堅持這一觀點。想一想，在這個不僅物質世界堅硬無比（不用說語言、舉動，有時候，似乎連眼神、氣息都像遍地的鋼筋水泥一樣粗糙刺人），而且文字世界也一樣堅硬的時代，如果連散文這種最具人間氣質的文體也缺少了潤物無聲的情感因子，而是同樣淪落為各種所謂新理論、后觀念、大文化的野蠻生長之地的話，那也真夠無趣、可憎的。幸運的是，閱讀《紅豆》2018年度散文、隨筆時，與我撲面相遇的就是豐沛的情感。坦白地說，最打動我的就是這些文字，我名之為“情語”。

這里邊，最顯著的就是親情，是親情的傳達。第1期就有2篇寫親情的散文：郝隨穗的《父親的面子》和樊可香的《來生還做您的右膀》。無獨有偶，這2篇都是回望父親、感恩父親、致敬父親的。在《父親的面子》中，我們看到了父親的低調、父親的卑微、父親的無能。我們看到，這個男人終其一生也沒能實現高曉聲筆下“漏斗戶主”陳奐生的人生理想——吃幾年薄粥，蓋三間新房。父親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累，可竟然沒有能夠箍起一眼窯洞。這樣的人生，可謂失敗。也因此，父親，漸漸老去的父親，衰弱的父親，沉默了。雖然如此，我們看到的，與其說是一位失敗的父親，毋寧說是一位勝利的父親。以物質的眼光來看，父親當然是失敗的，然而，與陳奐生不同，父親在精神上卻從未失敗，雖然他也隱忍，甚至忍氣吞聲，但當問題嚴重到了傷害他的“眉眼”的程度，他性格里潛藏的炸藥就會爆炸。這就不僅僅是臉面的問題了，而是精神或血氣的問題，也就是說，父親盡管“事業”不成功，但他卻從未放任自己的精神委頓、血氣消散。正是這一點，使這位普通的父親獲得了山的品格與形象。想一想，對我們這些底層或出身底層的人來說，我們的父親不就是靠著這種精神和血氣，才能凝聚起整個家庭的心氣，統領著他們，扶攜著他們，甚至拖拉著他們，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默默地走向前方、未來的嗎？

如果說郝隨穗的《父親的面子》寫的是父親的硬度和韌性的話，那么樊可香的《來生還做您的右膀》寫的則是父親的通達與智慧。早年喪妻，獨自撫養幾個女兒，生活的重壓讓父親早早地就變得寡言少語。但這寡言不僅不是屈服與放棄，反而意味著更多的“語言”更多的關切與更多的叮嚀，而且，關鍵時刻父親從不吝于說出自己的見解。比如，作者回憶，一次自己與丈夫吵架，“一氣之下跑回家里”，沒想到，敏感的父親一下子就看透了事情的原委，不僅沒有安慰“我”，反而用嚴厲的口氣批評“我”要包容、理解與忍讓，讓“我”觸動、頓悟、感激，因為父親“給我的愛是有原則、有方向的，而不是糊涂與偏袒”。這樣的父愛，兼具山與水的形態與質地，一樣的感人至深。

除了我們重點分析的這兩篇作品，曹文生的《一個人的根系》（第3期）、張復林的《鄉村的燈火》等都是寫父親的。事實上，透過這些樸素而又多情的文字，我們看到的，何止是作者個人的父親，或者說，他們寫的又何止是個人的父親——他們是以自己的父親為榜樣，在為我們樹立共同的父親的形象。正是這樣的動因，讓他們的文字有了溫度、有了力量、有了深度、有了厚度。對父親這樣，對母親這一與父親一樣的人類最為原始最為根本最為重要的情感源，我們的作者們同樣飽含感情、飽含敬意、飽含愛意，即在《紅豆》本年度的散文、隨筆中，母親也同樣出彩、同樣燦爛、同樣動人，其佼佼者是肖建國的《母親和一座城》（第7期）。這篇散文可謂一波三折?！拔摇痹谀戏降某抢锪⒆愫螅陆o我添麻煩，身在北方山村的母親卻不愿去城里與“我”一起生活，而是化身為屋后山上的“望兒石”：“有事沒事，她的雙腿總是不由自主地往屋后高坡上走，然后就站在那里，伸出干燥皴裂的右手，顫顫地支在前額上，靜靜眺望南方，遠眺我所在的城市。”這是多么動人的母親形象呀。父親去世后，在“我”百般勸說下，母親才好不容易來到“我”所在的城市，來到“我”的家。然而，來到這里后，母親卻變得那么格格不入，那么謹小慎微，那么茫然無措，并且僅僅過了三天，就毅然離開“我”家，去妹妹家住了。因為，就在這三天的時間里，母親已經看出了“我”與妻子的不易，看出了“我”這個小家庭的捉襟見肘，她不忍直視，于是只好選擇“遠離”。這又是何其動人的母親形象！然而，當“我”患病之后，母親卻“像變了個人似的”，昂首挺胸地來到“我”家，精神矍鑠地充當起這個家的主人來：照料病中的兒子，照料兒子的家庭，直到“我”大病初愈。年邁的母親之所以在這個陌生的城市中釋放出如此綿長的力量，是因為她怕自己的兒子垮了，怕自己兒子的家庭垮了，因而她再次像兒子還小的時候那樣，勉力張開自己那不再強大的臂膀，將其籠在下面。這更是感人的母親形象。說實話，讀著這樣的文字，我們看到的，已經不僅僅是一位母親的形象了，而是那讓萬物生輝、潤澤的太陽了。這樣的母親，讓我們永不孤獨、永不茫然、永不怯懦、永不放棄……

兄弟情也是本年度的一個重要主題。王小忠的《兄弟記》（第7期）是代表。這篇文章，刊物是放在頭題“非虛構”欄目推出的，但正像丘曉蘭主編在“卷首語”中所說的那樣，此文既可作為“非虛構”讀，也可作為“紀實散文”讀。我更傾向于將其當作散文進行解讀，因為其中凝聚著更多的情感因子。不過，與寫父親、母親的諸篇給我們的是力量、是依靠、是溫暖、是希望不同，本篇給我們的是凄涼、是悲傷、是糾結，是兄弟情分在物質利益侵蝕下逐漸變異的深長嘆息，是兄弟、家庭、親人、村人、村莊，乃至中國何去何從的無邊困惑。這樣的書寫，讓我們在感慨噓唏之余回望來路，正視腳下，思考未來。

除了父母情、兄弟情，愛情也是本年度的一個主題，謝宏森的《邂逅在秋色里》（第2期）、水纖纖的《那個年代的愛情》（第2期）、郭立泉的《草橋溝》（第3期）等，或婉約純粹，或滄桑難言，皆有滋有味、可圈可點，但關于這一主題我卻不想展開論述，而是立此存照，一帶而過，因為，在我看來，《紅豆》本年度刊發的散文、隨筆中有一個意義更加重大的主題——對“人間情”的關注與書寫。這一主題的意義不亞于上文提到的親情書寫，因此，我想用較多的篇幅分析這些作品。關于這一主題，我最欣賞的是泰國作家夢莉“散文三題”中的《我家的“小院長”》（第2期）。這篇散文故事相當簡單，寫的是自己的次女小燕遵從心靈召喚，大學入學考試，放棄自己原本擅長的數學，改考醫學，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她在邊境一個偏僻、干旱的山區體驗生活并教山區孩子識字時，見到一位突然發病的山民因缺醫少藥而與世長辭，深受刺激，遂決定“棄數從醫”，用自己的醫術去幫助那些遭受疾病折磨的人。帶著這種比金子還珍貴的意愿，小燕如愿考入瑪希隆學院，畢業后又到里叻醫學院學了4年。畢業后，她主動選擇到泰國東北部一家縣立醫院，就是當年她目睹那位貧寒病人去世的醫院工作——原來她是“蓄謀已久”。即使按照慣例，住院醫生期滿調動時，她也沒有選擇大城市大醫院，而是“選擇到內地一個接近邊境，更遠、更偏僻的醫院工作”。說實話，讀完這篇不足7000字的散文，我激動了好多天。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中國，尤其偏遠地區，看病難、看病貴是一大難題；在大城市，或許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不那么突出（當然也不輕松），但醫患關系緊張卻是另一難題。在這種情況下，我真希望“小燕醫生”能來到中國，來到我們身邊，或者，更準確的說法是，我們需要培養、造就自己的“小燕醫生”，需要培養、造就產生“小燕醫生”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氛圍，而這，正是文學的責任之一。更為重要的是，這篇文章中傳達出一種難得的成熟——心態成熟、文化成熟、社會成熟——氣息。根據作者簡介，我們知道夢莉可謂“豪門巨富”，可就是這樣一位成功人士，不僅沒有用自己成功的事業、優渥的家庭去阻攔自己的女兒，反而充分理解、尊重她，坦陳自己的建議后，看女兒思考理智、志向堅定，就支持她去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雖然心中不乏心痛之情。從字里行間我們可以看到，她不僅對自己的女兒充滿了理解、慈愛之情，而且對女兒立志扶助的那些貧寒之家，也充滿了關注、心痛之情。我想，今天的中國，尤其需要這種成熟的心態，以幫助我們打通、瓦解，甚至融化一些壁壘。這是決定我們能否走得長遠、穩健的一種重要實力。這又是文學的責任。

焦朝發的《惹味餃子館》《破爛張》（第3期）、汪彤的《理發師何海航》（第6期）等，都是書寫人物、人情、人性的佳作，短小雋永，真摯自然。《惹味餃子館》寫小文化人“我”眼中的餃子館老板娘，寫她的艱辛，寫她的不易，更寫她的通情達理，將心比心。文章中有一個細節，春節前，幾個沒有買到車票，無法回家過年的男性打工者在餃子館吃飯，在酒精作用下，一個“五大三粗的男人”非讓老板娘去陪酒，并開始動手動腳。見怎么也推辭不掉，老板娘“緩緩神，聲音柔軟下來”，對那幾位同樣淪落天涯的人說：“好吧，我陪你們喝一杯，這餐餃子我請了。錢你留著，看還能不能去買張黃牛票，如果買不到票，就給家里多打個電話?！崩习迥镎f到這里，眼睛發紅，接著說，“為了給孩子攢下一年的學費，我也不能回家過年。如果各位兄弟真的不能回家，大年三十再來我這餃子館再請你們吃餃子。”短短幾句話，一位真誠、智慧而又堅忍的底層女性形象躍然紙上，令人同情，更令人欽敬。相信聽了這樣的話，慢說同處困境、深受磨礪的打工者，恐怕稍微正常點的人都不忍心再難為她。《破爛張》也一樣，寫小區里收破爛的老張和他有點兒智障的兒子小張，寫他們吃苦耐勞、知恩圖報，寫他們如何有板有眼的打拼，把苦澀的日子過出一些甜味。汪彤的《理發師何海航》有異曲同工之妙，寫理發師何海航如何“把握今天，隨時去遠航……”的故事，寫他如何由給人打工的理發師變成理發店老板的故事，寫他以仿佛與地球引力斗爭的精神奮斗的故事。

讀著這些文章，雖然從未謀面，但我卻好像看到了這些普通勞動者的姿態與表情，心情與心愿，簡單卻執著，平凡而迷人。更為難得的是，在寫下這些文字時，兩位作者都有一種罕見的平常心——他們沒有把自己當作外人，或者說，沒有把自己筆下的人物當作外人，好像他們跟自己筆下的人物就像一家人似的，因而，看得真切，寫得真實，憑空就有了一種強大的感染力，讓讀者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我想起了幾年前“底層文學”熱的時候，有些評論家批評“底層文學”與底層隔膜，甚至故作姿態，消費底層。實事求是地說，這樣的批評，有些是吹毛求疵，但也有些道出了實情，即當時大多數“底層作家”對底層生活相當隔膜，因而很大程度上是在寫理念、寫表象、寫消息。如果他們有焦朝發和汪彤這樣的“平常心”的話，或許“底層文學”會有更大的進境?；蛘?，如果當時的研究能夠將散文、隨筆納入視域，是否可以更早發掘出一些像這樣有“平常心”的作品，從而豐富“底層文學”的面貌，甚至改變其給人的觀感呢？這是個需要論證的問題。

關于“情語”，我的論述到此為止。需要補充的一點是，我之所以這么喜歡這些文字，強調感情在散文、隨筆中的重要性，是因為我們不僅僅是在書寫感情，而且更是在創造感情，養育感情。在看起來眼花繚亂而實則單調無奇的今天，這樣的書寫、創造和養育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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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是傳情達意的最佳載體，散文、隨筆其實還是最能體現平等精神的文體。這么說，不僅僅是因為其體現了人類間的平等，即不管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情什么思，只要不違逆人類的基本天性與道德法則，都可以在散文、隨筆中找到一席之地，而更重要的是其體現了世間萬物的平等，即不僅人類可以成為散文、隨筆的主角，其他生靈，甚至沒有生命的塵埃等（這是我們人類的看法），也都可以在散文、隨筆中落地生花，綻放自己的生命，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種平等精神，在《紅豆》本年度的散文、隨筆中也得到了相當充分的體現——我們讀到多篇“物語”，且讀著讀著就為一種無言的欣慰與感動所包圍、融化。

這類文章中，最打動我的當屬姚鳳宵的《大王的神諭》（第1期）。這篇散文中，暗藏著寫好散文的一個秘訣：跟一切不起眼的事情較真！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種較真勁兒，我們恐怕很難讀到這篇發人深省的文章。作者閑來無事，到河邊閑逛，無意中發現河邊太安靜了，“沒有螞蚱蟲子、大蝴蝶、小飛蛾、蜻蜓和各種鳥兒的喧鬧了”。一開始，作者還暗暗欣喜，因為“那些丑陋的、惹人惱的東西，全不見了，特別是我討厭的毛毛蟲蹤影全無”。然而慢慢地，我覺得這安靜太極端、反常了，因為，即使人們為了讓莊稼樹木長得好噴灑了農藥，也不會這么徹底，連一只蟲兒都留不下：“難道有一種附著了魔法的網，把蟲子飛蛾蝴蝶都收走了？”就這樣，這個不解之謎悶在了作者心里。然而，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作者解開了謎底：一次乘坐高鐵，作者偶遇自己的粉絲，這位粉絲是做無人機生意的，閑聊中，他告訴作者無人機用途廣泛，其中農業植保是其重要功能之一。他還進一步“科普”說，無人機一次荷載10公斤到50公斤農藥，一畝地噴多少藥沒仔細算過，但“只噴純藥，不加水?？諝庵袕浡娜寝r藥，濃度大，噴一次，地里非常干凈，什么蟲子也沒有，一掃光”。無意中知曉答案后，作者“在心里哭泣，哭泣所有的死亡，哭泣有意無意的屠殺，哭泣弱小生命不得不面對的兇殘，哭泣生命中的哭泣”。是呀，知曉事情真相后，我們會發現那河邊的安靜是多么的霸道多么的殘酷多么的可怕呀。讓人更加害怕的是，“小生靈們全不見了，人還會過得好嗎？”因為，即使從功利的角度看，地球上除了人類，還需要其他生靈，否則，我們會不會太孤寂？或者，我們會不會在這極端的孤寂中迷失自我？畢竟，就像本期傅菲的散文所說的那樣：草木里居住著神靈！從這個角度看，這篇散文寫的看似瑣屑小事，實則蘊含著事關未來的大問題。

小米的《草木鄰居》（第5期）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篇散文包括《百合花或山丹丹》《捕蠅草》《苜蓿》《崖個叭兒》《太陽花》《香荏子》六章，每章講述一種植物的物性及其故事。比如，崖個叭兒，是一種苔類植物，“似乎從未精精神神地生長過，生活過”，但“你以為崖個叭兒死了，它還活著；你以為崖個叭兒不長，它卻生長著。即使風調雨順、土肥水潤，崖個叭兒還是不緊不慢的樣子，仍蜷曲著，仍褐中帶黃、黃中帶褐”。讀著這樣的文字，你會突然意識到，作者這根本就不是在寫一種植物，而好像是在寫一種“人”，至少，是在寫一種品格、 一種精神。確實，作家就是在寫崖個叭兒的品格與精神：“富貴的生活，不為所動；貧困的日子，安之若素?！毕胍幌胛覀兊某啬撼?、朝三暮四，難道我們不應該向它學習嗎？所以，作家寫下《草木鄰居》這樣的文字，就是為了讓我們向草木致敬向草木學習！

劉梅花的《霜天識枯草》寫的是草木向死（霜）而生，而且生得更有韻味，更有精神，更有氣質，因而，也是一篇向草木致敬的佳作。不僅在山河萬物看來，霜氣彌漫的深秋是一種考驗，就是在人類看來，這季節，也是縮頭縮腦的季節——那來自老天的冷氣，可真夠肅殺的。可換個角度看，這霜氣又何嘗不是老天爺的饋贈呢？又何嘗不是老天爺用一種略帶游戲的精神刺激我們汰除油膩、澡雪精神呢？對于萬物而言，恐怕也是如此吧？恐怕也只有經歷這凜冽之氣的滌蕩和激發，才能煥發出深層次的自我，或者說，更加精神更加有勁道的自我吧？因而，有一種人，采藥人，“就巴巴等著霜天。清霜一降，許多草木才能入藥。比如霜桑葉，不經這天地蕭索之氣殺一殺，藥性竄不出來啊。清霜寒氣滲進葉脈，和植物的細胞廝殺一場，草木體內的藥性都被激活。大自然的秘密，深而又深。”正因為如此，在作者看來（我認可作者的看法），“經霜打過的草藥，有枯色、有清寂、有韌勁。這枯是飽滿的，滲透力氣的，是呼吸著的。霜打的草藥，并沒有死，只是息，是生命的輪回。一定是天地深愛著萬物，怕草木生長得過于疲憊，打發清霜來，讓他小憩之后，再一次輪回開始，生生不息。萬物從不停止生長?！边@是多么深刻、細致的體察，又是多么生動、傳情的文字呀。然而，跟天地的寬厚仁慈相比，我們人類就不那么厚道了，“田野里，被農藥殺死的野草，也是枯草，可是，那種枯，是死寂的、僵滯的、腐敗的，沒有一絲氣息，完全被大自然遺忘了，是草木的終極死亡?！庇纱丝磥?，作者既是向草木向自然致敬，也是為其鳴不平。

早就該為它們鳴不平了！它們默默地呵護我們裝點我們滋養我們多久了呀，有時候，就是一縷暗香，也能撫慰我們那疲憊、沮喪的心情，就像秋楓的散文《雨夜，有夜來香撲鼻》（第1期）所寫的那樣。被不期而至的雨水澆得頭昏腦漲的“我”，在小巷里聞到了沁人心脾的夜來香，“腦子也頓時清醒，一絲絲的陰霾也在心中散去了?！蔽覀兿硎苋f物恩澤已久，可我們不僅往往對其視而不見，甚至恩將仇報。

從這個角度看，一切“物語”皆“人語”。

是的，人類與天地萬物本來就是一家，我們聽聽萬物的心聲，寫寫萬物的心聲，對它們體貼些、自然些，又何嘗不是善待我們自己呢？

讓我們像上面幾位作者那樣，多聽聽萬物的聲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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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開篇之時，筆者強調感情對于散文的重要作用，但這絕非“關門主義”，將思想、理論、哲學等拒之門外。實際上，散文是一種開放的文體，在內容上可謂兼收并蓄，吸納各種有益因素，豐富自身?！都t豆》2018年度的散文、隨筆，也充分體現了這一特點，即我們不僅讀到了情意真摯的人間“情語”與體貼細膩的天地“物語”，我們還讀到了思深意長的“史語”、別出機杼的“書語”，可謂多維受益。

所謂“史語”，是指一些散文、隨筆作品善于將歷史納于筆端，在對歷史人物、歷時故事進行敘述、再現之時，表達跨時空的思與嘆。石英的《魏晉之交的人生世相》（第5期）可謂讀史閱世的透辟之作。關于魏晉之交的歷史變遷，關于曹魏與兩晉的歷史掌故，已然汗牛充棟、數不勝數，很難再講出什么新意與見地，然而，石英卻從司馬懿與曹操的京劇臉譜“小異而大同”入手，從司馬懿“一出場就是大白胡子（好像從未年輕過）”寫起，指出司馬懿的這種“老相”與其“心態”極其合拍，即司馬懿為了奪取權力，極其擅長深藏隱忍，為了麻痹對手，“他不惜裝病賣傻，弄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吃飯時把飯粒粘到胡子上、衣襟上也自作不知?！苯涍^多年隱忍，司馬懿終于奪取大權，甚至掌握了魏國政權命脈，而后專權恣意、殺伐無度。這段掌故，史書常見，除了引人慨嘆外，似無他用。但石英卻從這個故事中讀出了世態，讀出了“理論”——“惡性效仿”，認為“這是魏晉之交人生世相的一個極重要的特征”。換言之，司馬懿之所以在曹操面前裝慫，是看中了他手中的權力，也勘破了曹操獲得權力的手段——挾天子以令諸侯，即司馬懿是對曹操的“超額模擬”。讓人恐懼和深思的是，在這種“模擬”的過程中，一方面是“英雄崇拜”——彼可取而代之也，一方面是“奴才心態”——現在做奴才是為了將來做主子。如果這兩種極端不同的心理在一個人心中長期糾結，必然積蓄巨大的負面能量，爆發出超額的負面效果。曹操初起家時，勢單力薄，不得不做小伏低，但一旦他大權在握，其梟雄本相便展露無遺，他對于漢獻帝的玩弄，直如1700年后京劇《逍遙津》中劉協唱詞所云：“欺寡人好一似那家人奴婢，欺寡人好一似那貓鼠相隨，欺寡人好一似那犯人發配，欺寡人好一似那木雕泥堆。”然而，司馬懿父子或許沒有想到他們能夠“超額模擬”別人，別人也可以“超額模擬”他們，甚至近水樓臺先得月，其子嗣、后宮就“模擬”成風，因而使得司馬氏掌權時期“上層統治集團為了‘玩’與‘斗’而無所不用其極！”即使事后來看，這一“超額模擬”帶來的也是“超額代價”：“西晉、東晉兩段相加，共156年，歷15帝，在中國封建社會朝代中按說已不算短，時間為秦朝的10倍，隋朝的4倍。然秦、隋雖短，在中國歷史發展中各自還是做了一些大事。晉（尤其是西晉）雖較長，卻總有殘缺，走的路子趔趔趄趄，履蹤歪七八斜，在歷史留言板上也千瘡百孔，疤痕不少。這不能不說是底兒不正，終難扶直?！弊x完這樣的“總結”，禁不住倒吸一口冷氣，并且下意識地想一想：這危害甚多的“惡性效仿”“超額模擬”病菌是否已然蕩除干凈？可以說，這樣深刻的思考、老辣的見識，非歷盡滄桑的長者、智者而不能為。

劉潔的《花團錦簇皆是戲》（第9期）也是借戲說史、借史說人的佳作。不過，與石英的“文章老更成”有所不同，劉潔的文章在不失深刻、嚴肅的前提下，文風更加生動、跳脫，更富有現代氣息。比如在《游龍戲鳳》這節中，在談到“戲鳳”的“游龍”正德皇帝時，作者評論道：“正德雖然動手在先，卻又不用擔引誘的名，這手段與今天被年輕人時時提起的‘撩’是一回事。古今一理是一脈的，甚至現在很多影視劇在這一方面的表現能力，真是比不上已經演了快一百年的傳統戲。”短短的一段話，既涉及藝術，更深入人生，且一個“撩”字，就把正德皇帝，把古今情感浪蕩兒精致利己的游戲精神點染出來。這樣的文筆，同樣借用生動活潑的新媒體語言來說，就是一個字：贊！不僅如此，作者還深刻地指出了這類情感戲背后的物質基礎：“仔細說起來，這出戲如果按照今天的觀察角度看，完全可以看成霸道總裁和平凡小姑娘的愛情故事。兩個人年齡差距大，身份距離遠，小姑娘見到了皇帝認為他是個軍爺，吃飯只能吃三等的最差的飯，于是反復用各種方式說不愿意，最后皇帝亮出了身份，小姑娘委身于他，還歡天喜地的，正暗合了普通百姓對一步登天的好日子的向往。既能讓觀眾在觀看過程中獲得愉快的心情，同時還迎合了人民群眾的心理需求，以前的戲曲藝人，對人性的理解和處理方式，是很高明的?！边€是談藝術、論人生，可是想到這出戲中被戲的“鳳”（李鳳姐）凄慘的結局，想到現實中霸道總裁愛情故事中種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橋段，禁不住悵然若失，不知自己是戲里戲外，不知自己是身處歷史還是現實。失落之余，更是感喟萬分：經歷了這么長的時空變幻，可在身邊上演的，竟還有那么多的“老戲”，歷史，或曰人心的慣性可真是夠大的。

或許是同為讀書人的原因，本年度還有一些“書語”，即解讀文藝大家及其創作的文章，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因而也愿意說一說。宋曉杰《芳菲的花瓣兒》（第6期）就是這樣的作品。這篇文章主要解讀了兩位大作家——哥倫比亞的馬爾克斯和捷克的赫拉巴爾——的文學與人生。關于這兩位作家，作者的介紹比較全面，但深深地打動了我的，主要有兩點：首先是馬爾克斯對文學的虔誠。在作者看來，里爾克“如果您覺得不寫也能活，那就別寫”的說法已經夠狠的了，可馬爾克斯的說法似乎更狠，更絕：“要么寫作，要么死去！”將寫作當成了與死亡角力，這是怎樣的雄心與意念！而且，馬爾克斯當然不是這么說說罷了，背后是無休止的思想錘煉與藝術磨礪，以至于讀到他的作品，就被其思想和藝術所吸引，好像進入了一個奇異的新世界——可實際上，這個新世界是他立足于腳下的土地創作出來的。想一想，我們又有誰能夠像馬爾克斯那樣對待文學？盡管我們有那么多所謂作家、大作家?；蛟S，我們不能過于苛求，要求我們的每個作家都把寫作當成宗教、生命，但我們能不能再認真些，再多些敬畏之心呢？

而赫拉巴爾打動我的，就是他不惜代價地參與生活。在所謂純文學當道的今天，在諸多作家只把自己的生活當作生活的今天，這樣的認識尤其振聾發聵：“現實生活中，赫拉巴爾的確在布拉格當了4年廢紙回收站打包工，的確生活在一個破舊的貧民區的大雜院里，他自找苦吃，深深愛上那個環境和各色人等。他每天早出晚歸來回40公里到克拉德諾鋼鐵廠勞動。他說：‘只有理解他人，才可能理解自己。生活，在任何地方都要不惜代價參與生活?！彼€這樣評價他周圍的人：“他們一刻也沒有失去生活，沒失去對生活的幻想，而我則對他們深深地鞠躬，因為他們常常在笑和哭。”在我看來，這樣的話，應該被當作寫作的真理，鐫刻在每一位作家的書桌上，當然，最好是“刻”在心中。是的，離開了對他人生活的理解，我們就無法完整地理解自我；離開了不屈不撓的生活，我們就無法獲得生活從而文學的真諦！

王張應的《魯迅二題》（第2期）和胡竹峰的《人物卷子》（第9期）也是洋溢著文人精神和書卷氣息文字。在《魯迅二題》中，我們讀到了一個不一樣的魯迅：一個為愛情而戰的魯迅——為了維護自己與“月兒”（許廣平）的愛情，魯迅拋棄一切，對高長虹長槍短劍、冷嘲熱諷，火力全開；一個熱情好客的魯迅、一個愛面子的魯迅—— 嗜煙如命的魯迅竟然備有兩種煙，昂貴的待客用，廉價的自己抽。在這樣的細節中，一個人間的魯迅栩栩如生，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人間魯迅”的生動，我們更理解了作為精神界戰士的魯迅的偉大與艱難。胡竹峰的《人物卷子》寫了汪曾祺、孫犁、張中行三位作家?？陀^地說，這三位作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十分獨特的存在，對他們的研究、書寫遠未充分，作者的文字，則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我們的認知。

期待這樣的書香文字再多一些、深一些、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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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主要在主題或內容方面對《紅豆》2018年度的散文、隨筆進行觀察，其實，在藝術形式上，本年度的散文、隨筆也頗為可觀。事實上，不僅對于散文、隨筆是這樣，對于一切文學作品，形式是更為深刻、本質的存在，因而，離開了對形式的開掘，離開了對形式的追求，文學藝術的花朵必然會蒙上厚厚的灰塵，甚至會枯萎、凋零。然而，所謂的形式追求并非為形式而形式，并非一味求新求奇求怪——形式實驗是另一個層面上的問題，是必要的、是應該被大力鼓勵的。從這個角度講，我對本年度散文、隨筆中那些看似樸素實則歸真的作品格外看中，因為，簡單并不容易。比如泰國作家夢莉的散文《我家的“小院長”》，看似簡單，可其中卻蘊含著極為廣博的愛意與極為豁達的精神。沒有這種愛意與精神做底子，相信這樣的文字會落入“小女人”散文的窠臼，看似講究、細致、情意綿綿，可內里卻是空的。再比如焦朝發的《惹味餃子館》，如果沒有長期深入細致的觀察、沒有對底層人物的深切情義、沒有對樸素文風的追求與自信，他是不會三言兩語就把那個勤勞質樸、通情達理的“老板娘”寫得那么立體的。說句實在話，我覺得，我們有一脈散文，就應該在“簡單”上做文章。這樣的文章做好了，或許，會為我們的散文開拓一片不一樣的天地。

李娟的散文《節氣里的秋天》（第6期）則在典雅的古意與粗樸的生活中尋到一種微妙的平衡，使其文字具有一種別樣的形式之美。比如在寫立秋的一節，作者如是寫道：“月上柳梢，江風拂面，令人神清氣爽。今年夏季酷暑難耐，40天不下雨。終于盼到了立秋，秋天立住了腳跟。”兩個古意彌漫的四字成語后，是直白的民間俗語，最后一句“秋天立住了腳跟”，斷然收束，就像秋一樣，颯爽、利落。這樣的文字，是數千年古文明的滋潤與當代生活的浸染共同生成的，因而，其形式意蘊，也只能在對文明密碼與生活圖騰的解讀中獲取。

鐘怡雯的散文（第1期）則是另一種形式的美，是歸于平淡的絢爛。乍一看，她的《散文三題》平靜而內斂，但一層一層剝開看，里邊卻蘊蓄著無盡的濃郁與熱烈，細細品讀，這濃郁與熱烈甚至令人窒息。但好處是，經歷現代教育的洗禮，尤其是經歷漂泊生活的洗禮，作者能夠將這濃郁與熱烈吸收、消化，并激發出一種平淡內斂的人生滋味，就像作者說的：“既然有榴蓮和臭豆腐，以及洗澡，再來個在兩者之間的臭豆，平常得很。這就是我現在的位置。說白了，也就沒什么意思了?！闭f是“沒什么意思了”，可是，這“意思”就是在這“說白了”的過程中醞釀出來的，因為，這其中是生老病死、白云蒼狗。

宋長江的《邊角料》（第5期）也值得注意。就像作者在題記中所寫的那樣，這篇文章的內容都是些“邊角料”，是作者積累的創作素材，寫小說用不上，怕閑置浪費，就剪裁一番，以散文的形式與讀者見面了。這也體現了散文作為文體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在小說中無法使用的素材，在這里卻運用得有姿有勢，讀起來也有滋有味。這些“邊角料”，長的不過五六百字，短的也就二三百字，少鋪墊，多對話，善白描，可細細一讀，從這只言片語中，似乎又能讀出世風人情，讀出天道人心。從這個角度看，這些文字又怎一個“邊角料”了得？

本年度散文、隨筆的語言也頗有可取之處，或簡單凝練，或詩意抒情，或曲折有致，或清澈可鑒，或濃郁熱烈，或返璞歸真，在上面對內容和形式進行分析時，筆者已經有所涉及，因而不再展開敘述，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細節，很有意味，也很值得玩味。比如，我們上文提到的劉潔的《花團錦簇皆是戲》中，以新媒體用語“撩”“霸道總裁”解讀古戲故事，既通達活潑，又制造一種穿越感，使讀者自然而然地將歷史與現實串聯起來解讀，極大地豐富了文字的含量，我們的散文、隨筆中，需要這樣接地氣的生動活潑的文字。劉梅花的《霜天識枯草》則是一種別樣的跳脫。開篇第一段就兩個字：梔子。緊接著，作者另起一段寫道：“時珍說，梔子是有幾個別名的。木丹，越桃，鮮支。”說實話，讀到“時珍”兩個字時，我心中有所詫異：這個“時珍”是什么人呀，竟然在作者心目中有如此重的分量，幾乎字字引用，句句吟哦？讀到后來，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就是李時珍呀！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有意識地去掉了“李”這個姓氏，但作者這樣行文，的確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效果——把“時珍”拉到我們身邊，讓我們產生了一種難得的親近感，好像我們面對的不是一位隔山隔水隔著時光隔著生死的古人，而就是一位博學的長者、親近的朋友。這種看似微小的“文字游戲”實際上制造了一個文字場，很有意味與價值。

最后，我想再說一說刊物的欄目設置。就散文、隨筆看，《紅豆》的欄目設置比較立體、有機，“文化隨筆”“散文空間”主要刊發名家的作品，而“綠城作家”則注重推介本土作家。這樣的欄目設置，體現了“不忘本土，吸收外來”的定位，既培養了本土作家，也聯系了全國作家，還為本土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參考與借鑒，設置十分合理。更為可貴的是，刊物還開設了“世華文學家”這個欄目，使刊物又具有了“面向國際”的氣象。客觀地說，這個欄目中發表的作品，不見得都是精品力作，但同樣可以客觀地說，這個欄目卻體現了以丘曉蘭主編為首的編輯團隊的氣魄與胸襟。只要稍微與海外華語作家有所接觸、交流的人，都會明白我這句話的意思。由于客觀條件限制，海外華語寫作很難在所在國獲得大的發展空間，因而往往限于圈子交流范圍。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他們對我們國家的文學創作狀況十分關注，也希望我們的文學界關注他們的寫作，研究他們的寫作，推介他們的作品。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上議事日程，全球文化交流日益活躍的當下，我們引介了大量域外作品，可是說實話，我們對海外華語寫作的關注卻相對不夠，這與我們的文化抱負、文化需求以及海外華語作家對我們的期待很不相稱。我以為，這應該成為我們國家的一項文化工程，畢竟，這是聯系中華兒女的最為便捷最為有效也最為持久的紐帶之一。遺憾的是，在國內各大文學期刊，尤其是國家級期刊上，我沒有發現這樣的欄目?！都t豆》這一地域性刊物，卻開設了這樣一個常規性欄目，不能不說是一個意外的收獲，也因此，這個欄目的意義格外重大。我知道，開辦這樣的欄目難度很大，責任非常，但我真心希望這個欄目能夠堅持下去，越辦越好，成為世界華語作家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