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談論網絡文學時，將其看作網絡時代的大眾文學，并以此追根溯源，認為它與通俗文學一脈相承。我們還認定“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存在兩個文學傳統，一是以嚴肅文學為代表的新文學傳統，二是以武俠、言情等大眾小說為代表的通俗文學傳統。從當前發展階段呈現出的特點而言，上述對網絡文學的判斷固然符合現狀，但給人形成的印象卻是：網絡文學外于新文學傳統而存在，甚至與這一傳統是截然相對的。這一印象加劇了嚴肅文學與網絡文學彼此“互相看不上”的狀態。事實上，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盡管有差別，但遠非簡單的“二元對立”，而呈現為復雜的“糾纏態”。如果辨析網絡寫作與傳統寫作之間的關系，至少會關涉古典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古典白話小說與新文學、新文學與通俗文學等不同形態與發展階段之間的繼承、超越與創新的關系。在這其中，一個普遍性的要素是對“民間性”的張揚或抑斥，由此而衍生出各自不同的相貌。

在文學研究新的話語體系中，“五四”白話文運動以來的新文學被稱作“作者的文學”，表達的是從作者自身出發的主觀感受，它的要義在于引起主體的反思，所期待的理想讀者需要與作者具有相似的主體意識和審美能力。新文學的產生主要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以西方文學規范為圭臬，對于中國文學而言，哈羅德·布魯姆的《西方正典》和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等倡導的標準成為帶有本質主義性質的專門知識。我們知道，現代性的目標是主體意識的覺醒和解放，新文學一產生就賦予自己對傳統中國社會進行現代性啟蒙的使命，這顯然是精英化的立場。但是，這一立場陷入自我的矛盾中：一方面試圖啟蒙大眾，但又為大眾設置了知識壁壘。為踐行使命，新文學很快就與時代任務結合成為“國家敘述的工具”。

網絡文學承其衣缽的通俗文學被稱作“讀者的文學”，滿足讀者的喜好，反映大眾的情趣，與口頭說唱文學和古典白話文學一樣讓普羅大眾喜聞樂見。現代通俗文學與新文學共時并行，在網絡文學之前，基本上處在被新文學遮蔽的位置上，是主流文壇眼里的“下里巴人”。但回顧古典文學史，白話小說卻曾長期位居主流的位置上。古典小說也存在兩個傳統，即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文言小說以《漢書·藝文志》試圖對小說作出本體認定時涵蓋的“志怪、志人、雜史等豐富的小說形態”開始，到唐代由文人發展出傳奇，經《酉陽雜俎》《夷堅志》到清代的《聊齋志異》。而白話小說則從口頭文學開始，經曹魏的“俳優小說”、隋唐的“俳優雜說”“市人小說”，宋元話本小說，直到出現“四大名著”。與當代文學情況不同的是，在古典小說中，由于民間性被張揚，按照楊義的說法，至遲至宋代，“這場歷時數百年的小說文體變革，導致白話小說取代文言小說，成為小說文體的主干”。

晚清以來，古典文言小說的市場已極小，這一支脈隨著現代白話文的推行終于消亡；古典白話小說傳統卻一直興盛，并且形成蔚為大觀的景象，甚至萌發出本土化的現代性小說敘事。在《被壓抑的現代性》一文中，王德威論證了在晚清小說中展露端倪的本土現代性如何被與政治合流的新文學壓抑的問題，他認為以“狎邪、公案俠義、譴責、科幻”為代表的晚清白話小說在“西潮涌至之前大有斬獲”，已經開始進行現代性表達，比如狹邪小說在開拓中國情欲主體想象上，公案狹義小說在重塑傳統對法律正義與詩學正義的論述上等。在《中國現代通俗文學與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中，范伯群以翻譯過來的科幻、偵探小說等為例，指出晚清小說為中國吹來了科學與民主之風。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分析晚清小說大量出現的原因，第三點說：“就是清室屢挫于外敵，政治又極窳敗，大家知道不足與有為，遂寫作小說，以事抨擊，并提倡維新與革命。”晚清白話小說中的這些變化，顯然與社會的進步思潮是分不開的，它的內里無疑是民間的強烈呼聲。

古典白話小說經由“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發展成了現代通俗小說，但卻失去了主流地位。新文學之所以取代通俗小說成為主流文學，通過前述分析的原因，我們有理由相信，并不是占閱讀市場大多數的大眾讀者的自由選擇，而是借助了政治的原因。與此相反，通俗小說在強大的外部擠壓下一直倔強生存，靠的恰是民間的支持。由于自身立場和外來文學觀念的影響，“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者“終要挾洋自重”，“將此前五花八門的題材和風格，逐漸化約為寫實/現實主義的金科玉律”。新文學雖然因為變文言和書面白話為接近日常說話的語言而使文學煥然一新，劉半農、胡適的詩和魯迅的小說也迅速成為新的文學范式，但是不久就因為自負的啟蒙使命而墜入西方文學的漩渦中，已經習慣了中國式表達的普通民眾很快轉向“非主流”的包笑天、張資平、張恨水，他們的創作用現代語言走著古典白話小說的路子，寫出的是中國大眾喜歡的故事。

由此我們或可得出這樣的結論：王德威所言新文學的出現對晚清小說中曾經表現出的“現代性”的壓抑，歸根結底是因為它壓抑了“民間性”所帶來的豐富的可能性，而其推廣現代性的方式因為借助了并不符合大眾文化心理和審美習慣的西式手法，始終與大眾隔膜。新文學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得到鮮明的應驗，而文學最應關懷的普通人的情緒情感體驗和夢想期待被忽略。這種狀況延續到今天，“純文學”的讀者少于網絡文學已是不爭的事實，長此以往，其啟蒙大眾的“初心”在方法論上就有失效的擔憂。

網絡文學是從網民中產生的，網民寫給網民看，可謂是網絡時代的“民間文學”，其“民間性”毋庸置疑。設若沒有資本的沖擊，在眾聲喧嘩的網絡現場，不同文體和表達方式有均等的發展機會。網絡文學中的小說很快以與資本和技術合謀的方式取得了霸主地位，以至于“網絡文學”這一概念“約定俗成”地指向網絡小說。與新文學不同的是，網絡文學始終將讀者當作“衣食父母”，這一直是古典白話小說和現代通俗小說綿延不絕的根本所在。綜觀琳瑯滿目的類型和浩如煙海的作品，網絡小說或以言情倫理、職場勵志、都市生活折射當下的人間百態和人情冷暖，或以玄幻科幻、穿越架空、異界異能將冥冥的玄想具象化，又或以刑偵探案、懸疑推理、探險盜墓等滿足獵奇之心，它們回應的是大眾的情感欲求和精神向往。而從表達方式上，貼近網民生活的語言，能夠帶來爽感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節，適合消遣性閱讀的連載更貼等，無不考慮到大眾的接受能力、審美趣味和閱讀偏好。可以說，網絡文學之所以能夠蓬勃生長，恰是因為釋放了被新文學壓抑的“民間性”。

當然，討論白話文學傳統中的民間性，并不意味著貶低新文學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百年以來，新文學對于在中國社會傳播先進知識、文化和思想，建構起大一統的民族和國家共同體想象，以及對于推動文學自身的藝術創造和創新等方面，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時，新文學與通俗文學是不可能孤立生成和存在的，兩個傳統之間有過和正在發生著復雜的交流、滲透和融合反應，在藝術上互相借鑒、在功能上互相補充，共同構成了現當代文學波瀾壯闊的洪流。盡管新文學被認為窄化了“現代性”表達的路徑，但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作家不遺余力地探索新的藝術可能性，扣到了時代精神的脈搏，為讀者建構了心靈家園；同樣，盡管以“民間性”為底色的網絡文學存在諸多問題，但與傳統白話文學和“純文學”相比，形制和內容都有異質性的成分生成，其中不乏對現代性思想的探求，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