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以鬯被香港人稱作 “老香港”，有香港文壇教父之譽。而他自己則說：“我是上海出生、長大、讀書和做工的。”1918年十二月出生在上海的劉以鬯，是典型的老上海了。三十年后的1948年底，他從上海去了香港，定居七十年后終老于斯，當然可稱“老香港”了。

我始料不及的是，一個香港作家離世，卻在內地尤其是上海文學界，引發不小的反響，悼念之文屢見報刊，蓋因劉以鬯早年與上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他的文學生涯，更離不開上海這片特殊地域的故土。

劉以鬯回顧自己的創作時說：“我的第一篇小說就是寫上海霞飛路一個白俄妓女的故事，那時我才十多歲。”他以小說創作名世，先后出版過小說集二十余部。在瀏覽他的一些小說篇目時，我忽然想到，劉以鬯寫過新詩呀！憑我的記憶，應該在舊刊《幸福》中見過。于是去尋，果然在民國三十六年出版的《幸福》第九期中找到了。他題為《詩草》的詩共六首，最短的才四行，最長的十來行，是名副其實的小詩。一首詩占一個版面，每一版面以整幅藝術攝影作品相襯，真正是詩情畫意、相得益彰了。此刊在《編輯后記》中寫道：“劉以鬯先生系戰時內地《幸福月刊》的主編兼出版者，聲譽極盛一時，勝利后擬返滬復刊，惟本社《幸福》捷版先出，劉先生以為尚還可讀，自愿賢讓。劉先生寫一手好詩，經編者索取，賜‘詩草’一束，配制名照，可稱杰作。”

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對劉以鬯的詩歌贊賞有加，評價甚高。且看第一首《銀河吟》：“晚風跨著寬闊的腳步/繞群屋而舞蹈/有唧唧鵲噪如婦人閑談/很煩也仿佛遙遠/恬靜在樹下打盹/詩的溫存則鋪滿天穹/是誰又撮了一把星之塵/靜靜的銀河似乎在等明天的云”。還有《Nostalgia(懷 舊)》，只 有 四 行：“那喧揚的大海笑對著暗穹/傍晚的小窗上寫著過分的寂寞/曾遠眺朦朧的夜霧又吞去點點風帆/是多少征人的眼淚凝結成孤獨”。這樣的詩句，即使過了七十多年的時光，今天讀來也不失為上乘的抒情短詩。二是透露出一種“不打不相識”的隱情，即沈寂與劉以鬯交誼的緣由。主編《幸福》的沈寂，時年僅22歲，創刊即聲譽遠播，廣受讀者好評，首印六千冊一銷而光。此刊恰巧被從大后方重慶返滬，在《和平日報》主編文學副刊的劉以鬯看到，他便托報社主編影劇副刊的同事鐘子芒轉告《幸福》主編沈寂，說他在重慶早已辦有同名刊物，有出版的許可證，并打算一俟抗戰勝利，就將刊物遷滬繼續出版。沈寂明白了，按當時的有關規定，刊名一經批準，就如同商品有了專利權，他人不可再行使用。沈寂立即在第二期作出了改名“聲明”，行動之快，可以看出，當時雖然還沒有《版權法》，但文化人是非常重視出版規則的，一遇重復“撞車”，立刻改正，絕無二話。從第一年第三期起，《幸福》改為《幸福世界》。

為什么會在最后五期中又恢復《幸福》刊名，此仍與劉以鬯有關。劉十分關注沈寂辦的《幸福世界》，覺得比他在重慶辦的《幸福》質量好，遂主動提出，放棄《幸福》遷滬的打算，并將這一想法很快托人轉告沈寂，讓沈繼續大膽地把《幸福》辦下去，不用改刊名了。聞此沈寂感恩不盡，即往憶定盤路（今江蘇路）559弄劉家花園洋房拜訪劉以鬯。沈比劉小六歲，兩人卻一見如故，相談甚歡， 《幸福》從改為《幸福世界》，到再改回《幸福》，體現出文化人的謙謙之風，從此兩人成為同好知己。沈寂誠邀劉以鬯為《幸福》撰稿，劉一口應諾。不久，《幸福》上接連刊出劉以鬯的中篇小說《失去的愛情》和《露薏莎》，更是隆重推出組詩《詩草》。本來，可能引發一場糾紛的版權之爭，最終卻“化干戈為玉帛”，堪稱文壇佳話。

那時，沈寂寫小說《鹽場》，描寫的是浙東鹽民受鹽商和官府剝削而引起反抗的故事，每天千字連載半個月后，卻被當局勒令停止連載，主編報紙副刊的汪霆因此憤而辭職。此書寫完后，沒有一家出版社敢承印。劉以鬯以父親劉懷正命名的“懷正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此書，也因各書店已接到通知，《鹽場》禁止銷售，致使劉以鬯的出版投資血本無歸，蒙受損失，只得將幾百本余書送給沈寂。沈寂深表歉意，劉以鬯卻寬慰他：“自家朋友，不用見外。”由于形勢越發吃緊，劉以鬯只得關閉出版社，遠走香港。從此，他與沈寂相隔千里，音訊中斷。

本來，事情到此可劃句號。可是，因《鹽場》一書，使沈寂“峰回路轉”，改變了他此后的人生軌跡。《鹽場》在上海受禁不能公開發售，卻進入了香港。香港永華電影公司老板李祖永在書店發現了沈寂的《鹽場》及另一部小說《紅森林》，喜上眉梢，立刻聘沈寂為永華公司電影編劇。一九四九年底，沈寂攜新婚妻子赴港履新。

故事還在延續，此次的起因仍是《幸福》雜志。沈寂到了香港，在為永華等電影公司編寫劇本的同時，念念不忘昔日老友劉以鬯，并很快與時任《香港時報》副刊編輯的劉以鬯取得聯系，力邀劉來家做客，一敘舊情。在品嘗了沈太太的烹飪手藝后，劉高興地表示以后會常來，多享受家鄉的美味。由此可見劉以鬯的桑梓之情。交談間，劉以鬯鼓勵沈寂，把《幸福》在香港復刊。這樣，依靠在港的徐訏、馬國亮等上海作家的大力支持，《幸福》迅速復刊。可惜最終因資金被人卷走，刊物出版到第六期不得不停刊。

1952年，因永華公司拖欠員工薪金，沈寂被選為代表與公司談判，被公司開除，并被港英當局無理驅逐出境。從此，他與劉以鬯天各一方，再度失聯。又過三十多年，直到1985年，劉以鬯在港島創辦了第一份純文學刊物《香港文學》，提倡和堅持嚴肅文學的創作。他主動與上海沈寂取得聯系，力邀其為刊物寫稿，沈即在該刊發表了《紅纓槍》等小說。《香港文學》在劉以鬯主政期間，不僅發掘和培養了香港不少本土作者，還廣泛聯系上海等內地作家，推動了內地與香港的文學交流，功不可沒。沈寂曾說：“以鬯先生對于中國文學事業的貢獻，在我的老友中無人可及。”

劉以鬯還在編撰香港文學史料時，專門寫信來請沈寂提供其在香港主編《幸福》的詳細情況和資料，要讓這一史料在香港文學發展史上留下一筆。而在上海，有出版社編輯找到沈寂，請他推薦海外華人作家的作品，沈寂毫不猶豫地將劉以鬯于四十年代在上海《幸福》上發表的《失去的愛情》《露薏莎》等小說，匯編成小說集《過去的日子》出版。這是劉以鬯離開上海六十年后，在故鄉第一次出版文學作品集，令他興奮之情溢于言表，在給沈寂的信中寫道：“我同意書名《過去的日子》，這篇小說有我的身影。此書能出版，全仗大力促成，隆情厚誼，至深感銘。”滬港兩地的作家，同聲相求，惺惺相惜。

可惜的是，劉以鬯那個年代的上海作家朋友如施蟄存、姚雪垠、柯靈、秦瘦鷗等，均已先他而謝世。三年前，專寫老上海題材的沈寂先生亦歸道山。其生前對我講述的關于他與劉以鬯交往的軼事，當是十分珍貴的文壇史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