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絕對算得上世界最著名且暢銷的偵探小說作家之一，她的粉絲們喜歡稱她為“阿婆”。據說她的作品的全球總銷量超過20億冊，僅次于《圣經》和莎士比亞。但回溯歷史，考察“阿婆”作品最早譯介進入中國的歷程，我們會發現，一方面，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其偵探小說創作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最為人所知的一批作品，如《斯泰爾斯莊園奇案》（1920）、《高爾夫球場命案》（1923）、《羅 杰 疑 案 》（1926）、《東方快車謀殺案》（1934）、《ABC謀 殺 案》（1936）、《尼羅河上的慘案》（1937）、《無人生還》（1939）等皆已問世；但另一方面，“阿婆”最初在中國所遭遇到的更多是冷清和寂寥，當時中國文人對于這位“偵探小說女王”的譯介顯得并不怎么熱情。

僅據筆者所見，民國時期最早刊載阿加莎偵探小說翻譯的文學雜志是 《偵探》，在第六期（1939年1月15日）上登出了阿加莎以大偵探波洛為主角的短篇偵探小說《三層樓寓所》（原名為The Third Floor Flat，現通常譯作“第三層套間中的疑案”），署名“亞嘉泰克利斯坦著，李惠寧譯”，而著名的比利時大偵探波洛在這里被譯為 “巴洛”。同樣是這篇小說在1946年6月1日又被重新翻譯并刊登于程小青主辦的 《新偵探》雜志第五期上，小說譯名為《三層樓公寓》，署名“亞茄莎·葛麗斯丹著，邵殿生譯”，而在這一版翻譯中，偵探波洛則被翻譯為“包樂德”。

《新偵探》雜志可以說是民國時期譯介阿加莎·克里斯蒂偵探小說最為重要的平臺和媒介，除了上文所提到的那篇《三層樓公寓》之外，還刊登了多篇阿加莎偵探小說的翻譯，如《鏡中幻影》（原名為In A Glass Darkly，現通常譯作“神秘的鏡 子”）；《眼 睛 一 霎》（原 名為The Regatta Mystery，現通常譯作“鉆石之謎”，為帕克·派恩系列作品之一）；《造謠者（包羅德探案）》（首發時題目為The Invisible Enemy，后改為The Lernean Hydra，現通常譯作“勒爾那九頭蛇”，為波洛系列作品之一）；《四種可能性》（原名為

Miss Marple Tells a Story，現通常譯作“馬普爾小姐的故事”，為馬普爾小姐系列作品之一）；《黃色的澤蘭花》（原名為Yellow Iris，現通常譯作 “黃色蝴蝶花”，為波洛系列作品之一）；《遺傳病（包羅德探案）》（后經鄭狄克重譯，以《瘋情人》為題目，發表于《藍皮書》第七期，1947年9月1日。首發時題目為Midnight Madness，后改為The Cretan Bull，現通常譯作“克里特島神牛”，為波洛系列作品之一）；《古劍記（包羅德探案）》（原名為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現通常譯作“羅杰疑案”，為波洛系列作品之 一）；《夢 （包 羅 德 探案）》（后改名《奇異的夢》，刊于《上海警察》第二卷第一期，1947年8月20日。原名為The Dream，現通常譯作“夢境”，為波洛系列作品之一）。

在先后僅出刊十七期的《新偵探》雜志上，前后共刊登了9篇阿加莎的偵探小說，比例可謂不小。而從小說系列范圍來看，從波洛系列到馬普爾小姐系列，再到帕克·派恩系列，阿加莎最重要的幾個探案系列作品在《新偵探》上都有所涉及，讀者也可以借此初窺“阿婆”偵探小說的風貌之一斑。與此同時，阿加莎最重要的 “包羅德探案”系列也逐漸在中國偵探小說讀者中形成口碑與品牌，主角偵探也由 “巴洛”、“包樂德”等混亂的譯名漸漸統一成了 “包羅德”。雖然“包羅德探案”在當時可能仍沒有 “福爾摩斯探案”或 “俠盜亞森羅蘋”那么大的影響力（這兩個系列不僅影響了中國偵探小說讀者，還深刻影響了民國時期的中國偵探小說作者），但它確實已經能夠和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民國時期一般譯作愛雷·奎寧）的“奎寧探案”系列、萊斯利·查特里斯

（Leslie Charteris，民 國 時 期一般譯作杞德烈斯）的“圣徒奇案”系列、范·達因（S.S.Van Dine，民國時期一般譯作范達痕）的“斐洛凡士探案”系列、厄爾·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的“陳查理探案”系列等并駕齊驅，共同形成當時最廣為人知的幾個偵探小說翻譯系列作品。

此外，《新偵探》的編輯和作者們也充分認識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西方偵探小說界的地位，并積極向中國讀者推介。在《新偵探》創刊號（1946年）上，主編程小青就在《論偵探小說》一文中將阿加莎·克里斯蒂放在世界最優秀的偵探小說作家隊列之中予以稱贊：“不過偵探小說也和其他小說一樣，有好的，也有壞的。那些銜奇逞怪支離荒誕的作品，自然也不能一例而論。例如美國的挨倫坡E.Allan Poe，惠蓋·考林司Wilkie Collins，安尼格林Anna K.Green，英國的柯南道爾A.Conan Doyle，茀利門R.A.Freeman， 瑪 列 森A.Morrison，茀萊丘J.S.Flecher，杞德烈斯Leslie Charteris，華拉司Edgar Wallace，美國的范達痕S.S.Van Dine，奎寧Ellery Queen，克麗斯丹Agatha Christie，賽耶斯Dorothy L.Sayers，法國的茄薄烈Emile Gaboriall，勒伯朗M.Leblanc，和俄國的柴霍甫Auton Chekhov等等的作品，當然都合乎文學的條件，并且大都有永久的價值。”雖然程小青在文中誤將阿加莎·克里斯蒂當成了美國人，但對于這些作家作品價值的充分肯定卻是顯而易見的。在同一期雜志上，姚蘇鳳發《霍桑探案序》一文，此文的主要意圖是推崇程小青的 “霍桑探案”系列，但姚蘇鳳在文中將阿加莎·克里斯蒂和柯南道爾相并列，大有將二者共同視為世界推理小說史上兩座高峰之意，“但我敢說他（筆者注：

此處指程小青）大部分的作品是高出一般水準之上的，即比之前代的柯南道爾及今代的亞伽莎克麗斯丹（Agatha Christie）諸氏所作亦可毫無愧色。尤其在這寂寞萬狀的中國偵探小說之林中，他的‘獨步’真是更為難得而更可珍重了。”從翻譯、刊登作品，到寫文章評論、推崇，《新偵探》可以說是民國時期中國介紹和引進阿加莎作品的最為重要的文學平臺。

美中不足的是，阿加莎的偵探小說以長篇最為精彩，但《新偵探》可能是囿于雜志版面或譯者的時間精力，所選擇翻譯、刊登的都是阿加莎的中短篇作品，唯一一部長篇《古劍記》（即《羅杰疑案》）在僅連載兩期后便隨著雜志的停刊而不了了之，實在讓人感到遺憾。

《新偵探》對于阿加莎長篇偵探小說譯介缺失的遺憾在另一本偵探文學刊物《大偵探》上得到了彌補，在《大偵探》第二十期至第三十六期（其中第三十期、第三十五期兩期未刊登，1948年5月1日至1949年5月16日）

上，連載了阿加莎的長篇小說《皇苑傳奇》，即《羅杰疑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署名“英國亞加莎·克麗斯丹原作，姚蘇鳳譯”，讓中國讀者比較完整地閱讀到了阿加莎的長篇佳作。而在《大偵探》第二十期上《皇苑傳奇》首次連載之前，譯者姚蘇鳳還寫了一篇名為“譯者前記”的長文，頗為詳細地對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生平和創作予以介紹和評價，文中說道：“當代偵探小說作家中，作品最豐富聲譽最崇高者，首推亞加莎·克麗 斯 丹（Agatha Christie）女士。在她的小說里的那個比利時籍的大偵探，名叫包羅德（Hercule Poirot），曾 被 英美批評家稱為 ‘福爾摩斯的最理想的繼承者’。他自己說他所憑借的偵探工具乃是他的‘小小的灰色細胞’（little grey Cells），這就是說他是完全靠著他的思索和推斷來解決著一切疑難的問題的——從這一點看，其實，我們還應該承認他比福爾摩斯更智慧，更高強。因為，在克麗斯丹女士的筆下，包羅德從不相信那些手印或腳印，煙蒂或煙灰之類的‘證據’，他更從不利用那些密室或機關，化妝或跟蹤之類的‘方法’，他的一切都是 ‘常識以內的’，然而他又永遠叫你迷惑，只有在他自己給你說明了以后你才能夠恍然大悟。同時，他的探案里永遠有著一群有趣的人物，一簇詭奇的情節，高潮總是層出不窮的，結局總是出乎意料的——它精致，它完美（Perfect），‘福 爾 摩 斯 探 案’的確‘相形見絀’了。”這是民國時期極為少見的系統地評價阿加莎的文章，作者姚蘇鳳將阿加莎置于“一方面繼承柯南道爾，一方面又超越柯南道爾”的崇高地位上，在當時可謂“驚人”之語，但現在回過頭來看整個西方偵探小說發展史，姚蘇鳳當時的理解和評斷確實有著相當的合理性。姚蘇鳳從長篇小說翻譯到寫文章確定阿加莎偵探小說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地位，對于阿加莎介紹和推廣的努力功不可沒。如果說《新偵探》是民國時期翻譯和介紹阿加莎的最重要的文學平臺，那么姚蘇鳳就當之無愧地堪稱“民國阿加莎引進第一人”。

而在《大偵探》上后續連載的《皇苑傳奇》文前，譯者和編輯還會很貼心地將前文故事背景和梗概以“索引”概要的方式寫出，以供讀者閱讀理解上的方便。此外，筆者還在《大偵探》第二十一期、二十二期連載的《皇苑傳奇》文前發現一行文字“大偵探保留本篇版權及電影戲劇上演權”，和現在文學IP的版權保護和影視孵化頗有類似之處，只是不知道后來國人有沒有將《皇苑傳奇》搬上戲劇舞臺或者電影熒幕。

除了《新偵探》和《大偵探》以外，以“恐怖、刺激、神秘和驚奇”為特色的《藍皮書》雜志上也刊載過一些阿加莎偵探小說的翻譯，除了前文所提及的《瘋情人》外，還有《口味問題（包羅德探案）》（原名為Four and Twenty Blackbirds，現通常譯作“二十四只黑畫眉”，為波洛系列作品之一）和《女神的腰帶（包羅德探案）》（原名為The Girdle of Hyppolita，現通常譯作“希波呂特的腰帶”，為波洛系列作品之一）。在《女神的腰帶》前，譯者衛慧也對阿加莎的主要長篇偵探小說作品及其在西方偵探小說界的地位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提及了阿加莎筆下 “包羅德探案”、“馬波爾小姐探案”和“派克潘先生探案”三大偵探小說系列，并稱阿加莎為“英國偵探小說界的女王”。

此外，在1947年《樂觀》雜志創刊號上，還刊載過《波譎云詭錄》，署名“英國名女作家Agatha Christie原著，程小青譯”，該小說原名為N or M?，現通常譯作“桑蘇西來客”或者“諜海”，是民國時期極為少見的“湯米、塔彭絲夫婦探案”系列作品之一，頗值一提。可惜的是，1947年的《樂觀》雜志僅一期后便下落不明，當時的中國讀者自然也無緣得見這個“湯米、塔彭絲夫婦探案”后續故事的精彩了。

雖然本文爬梳、列舉了不少民國時期翻譯的“阿婆”作品，但相比于阿加莎當時的創作總量和她在英美所獲得的名望地位，實不及其十一。阿加莎最為重要的長篇偵探小說大都沒有翻譯和介紹，“阿婆”在中國民國時期的譯介與傳播遠不能盡如人意。尤其相比于柯南道爾筆下“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從單篇到全集的一再重譯，這位偵探小說女王的遭遇可以算得上有幾分寂寞和冷清了，所以民國阿加莎最為重要的譯介和推薦者姚蘇鳳在《紅皮書》第四期（1949年）發表的《歐美偵探小說書話》一文中，就頗為阿加莎感到不平。他認為中國偵探小說的讀者仍然將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奉為神明，而忽略了之后歐美出現的更為優秀的作家作品，實在有些可惜。他在文中說道：

我所奇怪的是：近年來歐美偵探小說界中幾位第一第二流的作家的作品在中國反而沒有人有系統地介紹過，如英國的陶綠萃賽育絲，亞伽莎克麗斯丹，和約翰·迪克遜·卡以及美國的伊勒萊昆，雷克斯史托脫，答歇爾漢密脫，梅白爾茜蘭等等；無論以他們，更多的是‘她們’的作品的質或量來說，實在都很有可觀；而且他們的作品中的偵探的才能也無不‘自成一家’，不但超過了前人的成就而且把偵探小說的寫作技巧發展到了另一階段。

……

我所尤其不解的是亞伽莎克麗斯丹的一直被放棄（還是最近一年內，才由我開始介紹了她的兩種舊作）。……她的包羅德探案出版者已卅余種，由我的經驗來批判，我要說是‘最好的最合理想的偵探小說’；其中有幾種，簡直還是‘前無古人’之杰作，她筆下的偵探包羅德是一個比國人，也純粹是依憑心理學（在她的作品里是被她稱為‘小小的灰色細胞’的）來測勘案情的。她的作品以情節曲折而結構謹嚴著稱，在今天的英美兩國，顯然已經成功了偵探小說作家中的‘第一人’，出版界尊之為‘偵探小說寫作者之才藝最高的女主’，即此可見其聲勢與地位。

在將近70年前，姚蘇鳳等民國文人、譯者不斷寫文章向中國讀者隆重推薦這位世界偵探小說巨匠，而在70年后，本文也希望通過對民國時期阿加莎譯介、引進歷史的一點梳理，來幫助我們重新認識這位“偵探小說女王”是如何一步步走入中國讀者的閱讀視野之中，并成為人盡皆知的文學經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