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是我國著名作家老舍誕辰120周年的日子。研究過老舍的人，都覺出其與同代人不同的特殊性，可謂是不可重復的作家。其作品的生動和豐富，不僅令文學史家也令社會學家著迷。那些刻在舊影里的對老北京生活的描寫，連帶出無數樸素而美的靈光，不僅還原古城的聲音、色彩，也顯出眾多生命景觀，成為中國人精神印記的一部分。

根系百姓 寫活世態

無論生活發生多大變化，地位有了怎樣遷移，老舍從不忘記的是自己的出身。古城的天空廣而大，他內心的愛卻始終在百姓那里。梁實秋等人寫北京的吃住，往往是帶著書齋里的雅致，欣賞著古都。老舍屬于胡同里的一員，一切生命似乎都與自己有關，哀于斯而又歌于斯，血管里流著黎民百姓的溫度。他的小說與散文很少寫皇宮、王府、皇家遺跡，而是心系城邊的花草、四合院的老樹、胡同的吆喝聲，關注民間藝人、土屋、老墻根，在日常生活里看寒來暑往、生生死死。北京城向來是醒目的文學符號，自從有了老舍，百姓成了這里的主角，一唱就是近百年。

老舍于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命運中，看出人間的底色和存在的冷暖，于曲折故事與紛繁人影里，折射出深刻人性。這一切，都以寫實筆法完成。《月牙兒》刻畫女子的際遇，《駱駝祥子》寫出拉洋車的苦路，《鼓書藝人》點染流浪者的悲哀，后來的《茶館》《正紅旗下》日趨大氣，有了時代景觀的深遠透視，背后是深切的精神關懷。因為是貼著百姓的心寫作，環境、語氣、神色，都活了起來。風景的逼真，人物的立體，畫出世態一角，也像一幅長卷飄散著人間的煙火，老北京風俗最動人的部分就這樣留存下來。

老舍寫百姓的生活是沉浸其間的，但有時候又能跳出來，對市民氣與胡同里的煙云冷靜觀之，發現內在的問題。所以，一面是對于弱小者的慨嘆，一面是魯迅式的冷思和批判。這樣就增加了思想的含金量。但他的思想不是概念式的，而是隱含在細節與結構中，且經歷長久的內心咀嚼。

萃取民間 推陳出新

老舍評價文人品格，看重本色的存在。他禮贊魯迅，就因為其思想里有對大眾的關愛，他佩服老友羅常培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其學術有民間文學的背景，在文化研究中不低估謠俗的價值。他認為好的作家是有自己的本色的，比如巴金小說里純潔的青年，他就喜歡，那里有青春的美好記憶。

而要認識老舍的本色，齊白石的存在當是一個參照。汪曾祺回憶老舍的時候，說到這位京味兒作家對于齊白石的喜愛，注意到二者氣質上的聯系，這是重要的，而且涉及藝術根本的問題。這兩個人在創作上獨步藝壇的原因，大概就有底色的相近性，他們都于民間資源里找到屬于自己、也屬于民族的藝術表達方式。

回望我們的藝術史，士大夫筆墨長期占據主要地位，在思維習慣與審美習慣上形成定式。五四新文化運動顛覆了這一傳統，山野的氣息來了，民間的聲音多了，精神也溢出儒家的陳舊框子，飄出鮮活氣息。像《駱駝祥子》在文壇的出現，就與傳統文人遺緒沒有什么關系，走的完全是一條新路。老舍與齊白石一樣，遠離臺閣間的藝術，于阡陌野徑里，拓出新的園地。那些被漠視的、細小的、司空見慣的存在，經由其筆，都獲得多樣的內涵。平淡背后，幽思散出；跌宕之中，愛意種種。在謠俗的美質中能夠自成化境，不是人人能夠做到的。

走新路的過程，也是重新尋找精神參照的過程。一是不再簡單擬古，被象牙塔的文字所牽引，而是從舊習中走出，賦予語言以新意；二是向百姓學習，向民間藝術求寶，引車賣漿者流的語言成為凝視的對象。他發現鼓詞、相聲、評書、琴書等曲藝形式有不少智慧，民間藝人世界暗藏有生命力的東西。自己也嘗試以這些方式表達對生活的認識。抗戰時期，他寫了大量曲藝作品，《我怎樣寫通俗文藝》一文說到他一個不斷重復的觀點：“把舊的一套先學會，然后才能推陳出新。無論是舊戲，還是鼓詞，雖然都是陳舊的東西，可是它們也還都活著。我們來寫，就是要給這些活著的東西一些新的血液，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對抗戰發生作用……使新舊諧調，無論從字匯上，還是技巧上，都不顯出掛著辮子而戴大禮帽的蠢樣子。”

這句話顯示其審美本色。學習舊的，卻不被其所囿，能夠輸進新鮮血液。他知道，推陳出新，方有藝術的突圍。我們看他在《龍須溝》《茶館》等作品里，充分運用戲曲元素，將之與西方話劇形式糅在一起，遂有了中國氣派。老舍的這些經驗，對于今人是不小的啟示。京味兒小說要超越老舍，沒有這樣向各種民間文化學習的經驗，恐怕總不會有大的成就。

融貫中西 熔煉古今

老舍說自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很大，沒有新文化運動，就沒有自己后來的道路。新文化運動打破文言文一統天下的局面，有了另一種表達的出現。但《新青年》周圍的作家，多少還是有文人氣的，使用的語言還是書面語為多。除了魯迅對故土方言有所借用外，一般新作家對于士大夫之外的詞語并不敏感。老舍出現在文壇的時候，不太顧及作家的流行語，一出手就是新的韻致，舊的表達不僅被漸漸揚棄，連新文學作家普遍使用的語言也被抑制了。

那時候文壇風行的語言有多種，受翻譯影響的新詞語在作家那里比比皆是。北京一些學人的辭章還不免多一些紳士的影子，文章背后是濃濃的書齋氣。老舍雖然既諳熟桐城派的辭章之路，也懂得英語，且有在域外任教經歷，但紳士腔與士大夫腔均無，所運用的話語方式都是從日常生活中來。他從俗語中建立新的美文的樣式，看似大眾口語，背后卻有文言文的氣韻。這種轉換使辭章有了靈動之感。《正紅旗下》寫舊時光里的人與物，都是老百姓的感覺，土語里有美的韻致，選詞用句頗為精心。句子與句子起伏多樣，峰回路轉間，妙趣橫生。《正紅旗下》讓人想起《紅樓夢》的氣象，不是沒有道理。

老舍的作品以地域性而誘人，其實背后有很開闊的時空，是個有國際眼光的人物。有創見的作家，能夠自如出入自己的園地。他常常以百姓眼光勾勒歷史，也能從非故土的角度重返記憶。在漂泊異域時發現故土，又在故土認識世界。典型的例子是《二馬》的寫作，在英國創作的這部作品，有倫敦、巴黎幾座城市的參照，北京城深層的意味就出來了。沒有這種越境式的思考，審美的立體感無法建立起來。而在美國寫《四世同堂》的時候，參照增多，結構中有西方小說的元素。土中有洋，洋中見土，氣象也自然不同于一般的作家。

在《寫與讀》里，老舍說自己喜歡古希臘的悲劇與文藝復興時期但丁的作品，對于康拉德與莫泊桑也頗多認同。“各派的小說，我都看到了一點，我有時候很想仿制。可是，由多讀的關系，我知道模仿一派的作風是使人吃虧的事。看吧，從古至今，那些能傳久的作品，不管是屬于哪一派的，大概都有個相同之點，就是它們健康，崇高，真實”。他在自己的寫作里，追求的就是這樣的境界，彌漫于紙上的是無盡慈悲。

應當說，老舍給我們留下重要遺產，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新文學有了另一種可能性，也發展了地域文學的特色。世界性與本土性，寫實性與超俗性，是差異性的元素，但在他那里卻被調試成一體性的存在。因為根留在民眾之中，閱世深而不世故，讀人多而非木然，且以智慧的目光觀萬物之化，便獲得一種獨特品質。歷史上，世俗主義很容易滑入庸俗主義之路，但老舍終止了這種滑落，他在大眾世界播撒愛意的種子，并把那溫情也獻給尋路的人們。想到先生一生的非凡勞作，我們對于他的研究還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