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美國作家艾瑪·拉金第一次到緬甸，她發現無論去哪里，都能看到人們在閱讀。在她所住的旅館外，經常看到三輪車夫躺在三輪車破舊的椅墊上，讀著雜志或書籍。有時候，還會看到三個人弓著背看同一本書。

有個老婦人在一場火災中失去了房子和一切東西，她告訴拉金，她最思念的是她的藏書。她提到一本狄更斯的小說，作家形容道，“仿佛在喃喃自語久違的情人名字：‘《遠大前程》’”。這讓我思緒翻滾，想起自己年少時沉迷在狄更斯的小說里，那是些轉換多次后書頁已掉落沒頭沒尾的書啊！以后在大學，重新閱讀經典，才把失落的書名給補上。我們的外國文學課老師王智量先生是翻譯家，他也授課英語高級班，用的教材便是《遠大前程》，我去旁聽過一次課，大量的英語生詞讓我知難而退了。

“你讀過查爾斯·狄更斯嗎？”“莫泊桑呢？”“西德尼·謝爾登？”“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在茶館，坐在拉金身邊的緬甸男子一疊聲地問道，可對于美國人，這都是多少年前讀過的書。“告訴我，《化身博士》講了些什么？”美國作家很為難，這本書她讀過太長時間了。

而另一名男子，試圖用艾米莉·勃朗特小說《呼嘯山莊》場景與美國人搭訕，男子希望女作家幫助他學英語，并提議就像書中的小凱瑟琳曾經教過哈里頓那樣，答對一個問題就得一個吻，見女作家疑惑的神情，他告訴她去核對出處，“企鵝版，第338頁。”

這景象很像中國開放早期的上世紀80年代。一名在復旦讀國際金融的女生告訴我，她在外語學院附中讀書時，周末常去外灘一帶，追著老外練外語。她讀英語原版小說，能背誦《簡愛》的段落，崇拜美國作家薇拉·凱瑟，熟讀她的小說《My Antonia》（我的安東尼婭），這本書是一位芬蘭朋友送她的舊書，女生去美國留學前又轉送給我。這本書轉手了好幾次，很多書頁有不同筆跡的英語句子，是一些讀者留下的心得和感嘆。

艾瑪·拉金的非虛構作品《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成了我們緬甸行的人文指南。書中對于緬甸人熱衷讀書的描寫，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顛覆了對于緬甸的想象。有個叫埃敏的緬甸人，從20歲開始就隱退于父母留下的兩層木屋里，專心讀書。40年來，他在二手店尋書，光是英語原版書就超過1000冊。埃敏把他的書都存放在行李箱里，每一本書都用塑料袋仔細包好，以防熱帶潮濕的氣候下白蟻和霉菌的侵蝕。

回想我們進入大學后就開始訂閱的《外國文藝》《世界文學》雜志，也許對西方文學，比普通的西方人還了解，至少，熱情程度更高。他們來到中國遇到我們，也有過為難的片刻。那時西方的現代主義作品剛剛涌入國內，便熱衷于和西方旅人聊意識流小說比如海明威的《乞力馬扎羅山的雪》，或者黑色幽默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諸如此類，這些書我們剛剛讀過，可對于他們是久遠前的閱讀。當我們用某本書的細節來啟開關于現代派小說的討論時，他們可能會尷尬，也許這是他們高中時讀過眼前已經模糊的書，無法用等同的清晰表述來回應我們。

《世界電影》和《外國戲劇》雜志，每一期都有一部著名的電影劇本和獲獎戲劇劇本翻譯進來。當我們和老外聊起電影史上膾炙人口的電影時，他們難以置信我們剛從封閉的年代過來。記得有個在大學讀戲劇博士的上了年紀的荷蘭女子（她是等兒女們成年后才去讀學位的），因我們幾乎和她同步的戲劇知識，而淚濕藍色雙眸，她被我們如此饑渴的讀書狀態深深觸動。

在仰光的第一個白天，我們從酒店出來，才走了一個街口，便來到潘索丹大街，這不正是拉金在書中提到的“書店街”嗎？原來，緬甸有很高的識字率，全拜這個國家的佛教寺廟保有濃厚的教育傳統，經過幾代殖民和印刷術的引進，在英國治下，閱讀是廣為流傳的休閑方式。

然而，在軍政府時代，大學因學潮經常被關閉校園，停停開開，有些學生歷經六七年都無法從學校畢業。在這條街，在密集的書店和書攤，人們可以找到獲得知識的途徑，因此緬甸人把潘索丹大街稱為“街邊大學”。

這條街就在蘇雷塔附近，穿過仰光市中心，有高架橋進出口，是一條交通繁忙的街。我們站在街牌下拍照留念，陽光耀眼行人如織，心情也變得雀躍。可是，站在街口四顧張望，潘索丹大街已經不是拉金在20世紀90年代看到的景象：“書店鱗次櫛比，賣書和雜志的攤鋪幾乎鋪滿每一寸人行道，觸目可及的都是書，成堆地攤在地上或臨時木架上。”

我們沿街走了十幾米，一眼瞥見對馬路的書店。就像覓寶一樣，等不及走回交通燈下，便朝馬路對面沖去，那是種什么心情呢？就像一樣好東西失而復得！

書店不大，有三五顧客，緬文英文都有，樓梯口兩邊的墻上，像貼照片一樣，將書封面富于裝飾感地排放在大鏡框里，卻都是英文書籍；另有鏡框貼著英文版《讀者文摘》雜志封面；《奧巴馬傳》和英語版的《商業周刊》被放在醒目的位置。受英國殖民文化影響，緬甸部分人群精通英語。但顯然，英語書比緬文書昂貴得多。

由于在仰光只待一天要趕好幾個地方，我們匆匆離開，雖然又看到幾家書店，也只能略過。

這晚因朋友生日，我們去了仰光有名的時尚餐館Tea House，吃了一頓在緬甸旅途最昂貴的晚餐，然后發現，這家餐館就在潘索丹大街。想想就明白，為何這條街的書店在減少。現在的緬甸正走向開放，隨著投資商們的進入，市中心的租金也水漲船高，書店從來不是利潤豐厚的買賣，只能從高租金街區搬走。

不過，十天后我們結束旅程回到仰光，在酒店附近一條小街，見到了綿延整條街的書攤，就像“街邊大學”搬到了這里。這條街的兩邊人行道上，書攤緊密相連，有幾百米長，放書的木板下墊著色彩鮮艷的塑料小凳子，頂上有藍色為主間隔一兩塊紅色的篷布，色彩悅目。不少攤位，書和雜志堆得老高，快要碰到頂上的篷布。

書攤上多是二手書，雜志占了不小比例，緬文英文都有。在書攤里面一側，還隱匿著一些小書店。其中有間書亭，亭子上方貼有一條招牌，用英語寫著

Myanmar Writers Association（緬甸作家協會）。看書亭掛出的書，有些封面的書名是雙語，英文下面一行是緬文，也有書名只寫緬文的兒童書。

其實，緬甸到處都有書攤。我在老蒲甘的寺廟門口書攤，用三美元買了一本喬治·奧威爾的原版 書《Burmese Days》（緬 甸 歲月），扯去透明塑料紙包裝翻看，竟是復印本。同行的新加坡友人十多年前來過緬甸，說她當時用兩美元買了這本書。這次她買了奧威爾的《Shooting an Elephant》（獵象記）和艾瑪·拉金的新 書 《No Bad News For The King》（國王沒有壞消息），當然，

也是復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