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時，也偶爾會有書法課。老師拿來張黑不溜秋的字帖就讓我們照著寫。模糊的底版上印著幾個看起來癡肥的大字，不僅字口不清晰，連起筆收筆在哪里都看不明白，遂不喜。

人到中年，才見到日本于上世紀70至80年代的中國碑帖出版物，包括復制品，馬上恍然大悟：敢情以前見到的是一個假的顏真卿！原來，他根本不是一個什么肥腫的癡漢，而是一個兼有健美體格與高尚精神的“人”，如果要類比一件藝術品的形象，雅典國家考古博物館的那件著名的宙斯青銅雕塑或可比擬：站在他面前仰望，涌進腦海的是這樣一些詞匯：威嚴、高貴、靜穆、沉著……然而又充滿人性魅力。

喜歡“差不多”“湊合”的國內書畫出版界，在相當長時間內可不是大眾的福音或啟蒙導師。當然，對于高階人士或玩金石的內行來說是另外一回事，他們有渠道看到佳拓。但如此一來，對于沒有機會接觸到書法真諦的我等尋常百姓來說，就會造成視覺認知偏差，乃至影響一代人。例如，如今很多中老年人，一上手寫顏體就寫成“墨豬”，一寫歐體就寫成“田楷”。

所幸的是，年輕一代在逐漸打破這種格局。雖然他們當中有很多人也在逐漸滑向油膩，但畢竟如今看到貨真價實的東西已經不再是難事，國內出版物也在逐漸做得精細起來。可以說，對于作為藝術之書法傳播來說，這是最好的時代。

例如，正在日本東京博物館舉辦的《書圣之后——顏真卿及其時代書法特展》，就吸引了很多國內書友前去觀摩，其中大部分是年輕一代。

在此展穩居C位的顏真卿《祭侄文稿》，可以說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書法文物中最重要的作品，重大意義超過北京故宮神龍本《蘭亭序》，或者日本宮內廳藏唐摹本王羲之手札。為什么？因為它是真跡，這就將摹本拉下一個檔次。包括托名在顏真卿本人的各種作品中，它又是唯一的墨跡真品。同時展出的墨跡《建中告身帖》，是否顏真卿親筆，一直有較大的爭議，并有越來越多的觀點傾向于認為，這件作品的水準離顏真卿尚有一段距離。能目睹《祭侄文稿》這件一千年前偉大的杰作，本身就是意義。

那么，是否可以將“到日本看顏真卿”理解為前去“朝圣”？

這就是個復雜的問題了。畢竟，東京博物館此次的展出，大有將王羲之拉下馬，將顏真卿“封圣”的意味。

2019年的我們，是否可以不去重復古人的觀點？能不能重新去審視這個“圣”呢？

實際上，歷史上的顏真卿已經被多次封圣了。

且不說極其可疑的“字品即人品”之說，將他與儒家文人士大夫道德準則捆綁，不由分說將他解釋為一副濃眉大眼的樣子；作為孔子第一大弟子顏回的后代（據稱），顏真卿和他的家族長期被作為封建帝王王道政治的樣板，不容得有一點瑕疵。見過西安碑林的《顏氏家廟碑》嗎？這個顏氏的家廟，就在長安城的核心地段，他們作為思想道德標兵，在那里被一路掛出去展覽。

剛正、沉著、堅毅，這是美好的品格。忠君，這是王道政治的修辭。在這種修辭的背后，我們對這個“人”又了解多少呢？

一個75歲的老人，被忌恨他的朝中大員送到叛軍那里去“勸降”，理由是因為他“德高望重”，這不就是先道德綁架，然后再借刀殺人嗎？所以，他果真是被“叛軍”勒死的嗎?

這樣重要的一位文化、政治人物，《新唐書》對他的記載卻只有短短一篇，這又是為什么？

《祭侄文稿》難道是“忠君”的表率？它難道不是人性的表達，一個老人悲憤的呼喊嗎？通過筆墨，我們聽得到這個晚年失獨的老人如同李爾王一樣痛徹心扉，聽不到他對“王道政治”的失望嗎？

“賊臣不救，孤城圍逼。父陷子死，巢傾卵覆。”

這哪里是死于安祿山之手，分明死于“自己人”啊！

顏杲卿收復土門，派兒子顏泉明到長安報捷并求救兵，途中被太原尹王承業扣押，王承業想冒功升官，遂擁兵不救，顏杲卿與顏季明苦戰三日，矢盡糧絕，顏杲卿先被斷一足，后又被凌遲處死；顏季明只剩一頭顱，顏氏一門被殺三十余人。

字字泣血，說的就是這種吧。

反而掩蓋不住的，正是顏真卿人性的光輝吧，即便在污濁的環境中，他也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德行”。

所以，如果封圣即“復古”，將沉渣當作美德，潰爛之處，艷若桃李，那將何其可笑！

但是，如果“朝圣”指的是我們將親眼目睹中國書法的珠穆朗瑪，那無疑是成立的。

畢竟，能親眼目睹顏真卿墨跡的，自古以來也沒多少人。因為他留下來的大多是碑刻，時間抹去了很多光暈，而善于“透過刀鋒看筆鋒”的人也并不多。

世人對顏真卿的印象往往止于“博大”。然而，并不是尺寸大就是“博大”，博大是一種氣度和格局。書法的確能體現一個人的格局、綜合修養以及審美傾向。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失去精細——顏真卿恰恰在細節上，經得起考驗與推敲，能大聲疾呼，又能悄聲細語，蘇東坡對顏真卿書法有個恰當的評價：雄秀。

雄壯與秀雅，這似乎對立的美學風格，完美統一在顏真卿的書法中。秀雅，并非指《多寶塔碑》那種整飭和一筆一畫的抄經體風格（在此沒有貶義，因為他的抄經也很高級），更多指的是筆端流露出的深厚學養，例如他對漢隸與秦篆的化用，對古文字的借鑒。尤其中年以后，學養化成的“秀雅”更加醇厚，用筆更加自出機杼，很多字似乎不經意寫成，卻帶有盎然的古樸意味。這一點，多少后來人想學，卻無人達到他的高度。前不久在上海博物館展出的董其昌，臨摹了他的《裴將軍詩》，臨作和碑帖放在一起一對比，貴為明朝第一大家立即在原作前現出薄弱。再比如，《建中告身帖》后面蔡襄的那幾行顏體的“跋”，雖然蘇東坡尊其為“宋朝第一”，卻也顯得力不從心了。

“雄秀”，當然可以擬人化，只要不是動輒上升為“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就好。就好比一個“陽剛”的男性，當然可以與“高雅”并行不悖。“雄秀”本身首先便是一個充滿了人性、人格魅力的“人”。正如日本著名書法藝術家井上有一對他的理解，他的每個字都是一個大寫的、站立的人。井上有一一生臨寫《顏氏家廟碑》不輟，看看他的臨寫，頗得顏魯公骨力，而他本身那些帶有抽象表現主義意味的書法，那一個個“貧”字，也仿佛一個個不屈的人，不正是得益于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