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莫·萊維，意大利作家、化學家以及奧斯維辛174517號囚犯。他所有的寫作主題都與集中營的記憶有關。1987年4月5日墜樓身亡，“四十年后死于奧斯維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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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書《被淹沒與被拯救的》中，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提到了一個夢魘，那些在集中營生活過的人們，總是會做同一個夢：他們回到家，向所愛的人講述自己遭受的苦難，但是對方要么不相信，要么就是不耐煩，不想傾聽他們的講述，甚至會轉身離開。寫到這里，萊維說，“我想強調的是——無論受害者，還是迫害者，都怎樣深刻地意識到集中營發生的滔天罪行是多么讓人難以置信。在此，我們還要補充的是，這些罪行不僅發生在集中營里，也發生在猶太人隔離區，發生在東部戰線后方，在警察局中，在精神病院里”。

這個夢魘幾乎就是萊維后半生的真實寫照，而為了對抗這個夢魘變成現實，萊維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直到變成一個真正的作家。某種程度上，他成功了，他的后半生寫了很多書，有詩歌，有科幻小說，有講述勞動者的虛構作品，但是世人最終銘記于心的還是他的那些基于奧斯維辛經歷的非虛構作品。但是換個角度看，他也許還是失敗了，因為從他第一本書《這是不是一個人》出版過程中無數次被拒稿，乃至他最后一本書《被淹沒與被拯救的》出版后引發的爭議，這中間相隔了四十年。四十年過去了，萊維書寫的依然是同一個主題：奧斯維辛之后，我們該如何生活。這幾乎就像是那個夢魘的重演，你講述了無數次的歷史，只能通過重復再重復，才能不斷地提醒人們。而且這個故事越講愈加悲觀，愈加痛苦。遺忘歷史是人類的本性，歷史對人類最大的意義就是它總會反復發生，而人類幾乎不會從中吸取教訓。

在英國傳記作家伊恩·湯姆森的《普里莫·萊維傳》中，提到了萊維自殺前發生的很多瑣碎的事情，比如他的那些奧斯維辛幸存者的朋友們逐漸死去，他的抑郁癥復發，需要接受電擊治療，他的母親中風，他的前列腺疾病，他的書招致了很多批評，甚至還有年輕一代的納粹分子上門指責他虛構了奧斯維辛的經歷。他寫不出新東西，對自己的記憶產生了懷疑——記憶，幾乎是他寫作的唯一憑借，如果他的記憶不再可靠，他以后還如何寫作？我們并不知道1987年4月5日那天到底發生了什么，萊維從自己家中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殺的原因不明，也許是疾病，也許是抑郁癥，更多人傾向于他死于奧斯維辛的絕望，說他“四十年后死于奧斯維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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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維辛毫無疑問是萊維生命中的分水嶺。奧斯維辛之前，萊維只不過是個普通的意大利人，如果沒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統治，沒有1938年的《種族宣言》，他甚至意識不到自己是個猶太人——萊維的家族，正如大多數意大利的猶太人一樣，他們早已融入了意大利社會。但就算是同化的猶太人，也無法逃離這場巨大的災難。這也是湯姆森在《普里莫·萊維傳》中著重強調的部分。大多數作家傳記都有一個乏味的開篇，從作家的祖祖輩輩里尋找跡象，證明作家是個天才。但在萊維的家族故事里，不祥的開端簡直就是萊維的真實寫照。萊維的祖父曾經是意大利當地有名的銀行家，因為反猶主義的迫害，不但銀行破產，最后也跳樓自殺。這部傳記重構了萊維的童年和青年時代，把萊維的成長與意大利反猶主義的盛行結合了起來。這種并置的寫法，讓青年萊維成為了意大利猶太人普遍的樣本代表。

萊維生于1919年，他的少年和青年時代，正是墨索里尼開始統治意大利，希特勒在德國登上歷史舞臺的起始。萊維少年時期，意大利的法西斯統治開始，幾乎所有的意大利人，包括猶太人都贊同墨索里尼的統治，認為他能帶動意大利的復興，就連萊維的父親，一位工程師，也生怕丟掉了工作，加入了法西斯黨，萊維小學和中學都加入了法西斯的先鋒隊組織，這是意大利人普遍的生存境遇。

希特勒開始對德國的猶太人進行報復和清洗的時候，意大利的猶太人無動于衷，因為他們自認為是意大利人，與那些低劣粗俗的東歐猶太人有著本質的不同。萊維正是在這種環境中，逐漸成長起來的。1938年，意大利頒布了《種族宣言》，開始對意大利的猶太人進行登記隔離，剝奪他們的國民身份，宣布他們是賤民，讓他們丟掉工作，不得參軍，不得入黨，不得擔任公務員，不得進入大學，只有那些已經在讀的大學生可以完成學業——諷刺的是，萊維正是得益于此條政策，才在都靈大學完成了學業，他夢想成為一名化學家，畢業后，托關系才找到一份工作，勉強維持生活。此時，希特勒對歐洲的猶太人開始了自己的有條不紊的“最后清理”，但是意大利的猶太人依然沒有危險意識。

湯姆森在《普里莫·萊維傳》有個讓我印象深刻的細節，他借用了文學蒙太奇的手法，把希特勒的屠殺與萊維這個意大利猶太人的樣本進行了并置書寫，把他們那種鴕鳥心態描述得淋漓盡致。1943年4月19日，猶太人的逾越節，這一天對歐洲的猶太人尤其特別，因為這天晚上，納粹分子將清空華沙猶太人的隔離區，這一天萊維和他的一群朋友來到他們的公寓慶祝節日：“按照風俗，在逾越節上，猶太人應該吃苦草以紀念猶太人在埃及遭受奴役的苦難，艾達沒有為客人們準備苦草，而是用醋釀的牛至來代替。艾達在分發了從米蘭黑市買來的亮橘色的棍狀的凍胡蘿卜、湯團和膠魚凍之后，就端上來熱騰騰的金色肉湯。就在此時，華沙猶太人隔離區充滿了槍聲和火焰。到處都是孩子和婦女的尸體。這些遺體的頭發被燒焦，身上布滿了彈孔。”

直到1943年，意大利分裂之后，萊維才意識到反抗的重要性，參加了一個地下游擊隊，因為沒有任何戰斗經驗，短短幾個月就被叛徒出賣被捕，最終被移送到了奧斯維辛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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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維在奧斯維辛生活了十一個月，正如他在后來的書中寫到的，那些優秀的人都在集中營死去了，活下來的都是憑借命運的偶然性，以及自私的人性使然。所以從奧斯維辛回來之后，他突然意識到，講述發生的事情，變成了他的使命，替那些死去

的人開口說話，是他的責任。他開始在公交車上講述自己的故事，開始拿起筆寫自己的故事，這是他的第一本書《這是不是個人》的成型。但令人嘲諷的是，經過數家出版社的退稿，他才找到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之后也只賣出一千冊。人們都忙著恢復生活的秩序，各自療傷，還沒有心思來考慮遙遠的地方發生的那些殘酷的事。直到1958年，即意大利《種族宣言》頒布二十周年，這本書才再版，引發公眾對奧斯維辛的關注和熱議。

著名的猶太小說家阿哈龍·阿佩爾菲德，對萊維有個評價，他說萊維有著紀實作家的創造性，他能讓敘事變成一種創造性的藝術，這也導致了一個問題：萊維寫得最好的作品都來自他自己的經歷。《這是不是個人》《休戰》《元素周期表》《緩刑時刻》……他把奧斯維辛的經歷和尤利西斯式的返鄉，一次次在記憶中加工成各種變調，讓記憶發酵成了各種文學事件。文學性從來無損于他腦中記憶的真實性，反而讓他的回憶變得更加生動和刻骨銘心。

相反，《若非此時，何時？》和《扳手》這類虛構的作品，反而給人感覺他在編故事。湯姆森在傳記中說，萊維并非喬伊斯或者卡夫卡那種想象的天才。菲利普·羅斯在萊維去世前對他進行的專訪中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萊維寫自傳性作品的時候，內心有一種道德上的緊張感，他認為自己在做一件責無旁貸的事，他需要講述這些故事；而在那些想象中的作品中，他并不需要介入其中，他從一個事件中人變成了一個旁觀者。

我更傾向于把萊維看作是唯一的作家類型，他與這個世界上所有寫作的人都不一樣。并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幸存者，需要用見證的角度去寫作，這樣煽情的和殘酷的回憶錄有很多種；也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化學家，把科學的精準和化學的嚴密注入了寫作，這樣的作家也有很多。他是一個有羞恥感的人，他用自己的道德寫作。借用哲學家阿甘本的說法，這里的羞恥是作為一個主體的基本感覺而存在的，他為人類所遭受的苦難而羞恥，為人類對同類造成的傷害而羞恥，為人類遺忘歷史而羞恥，他為自己活著，而那些更高貴的人死在奧斯維辛而羞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