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蒙德的《槍炮，病菌和鋼鐵》里提到了“安娜·卡列尼娜原則”，幸福的國家都是一樣的，不幸的國家各有各的不幸。因為幸福的國家大多會把給定條件中好的方面發揮到極致，而不幸的國家則相反。《巴爾干兩千年》里的巴爾干各國可以說是這一原則的生動注腳。千年來外來征服、君主制、戰爭、仇殺、民族矛盾、宗教派別等等，都在這里展現出陰暗的一面，這些因素有著不同的排列組合，造成這些國家“各有各的不幸”。

卡普蘭在《巴爾干兩千年》中呈現的是令人震撼的口述史，歷史上的傷口稍微被撕開一點，立刻就會噴涌出鮮血和深仇大恨。在這里，歷史的幽靈從來沒有走遠，只是在等待附體的機會。

前南地區是20世紀的熱點。南斯拉夫國內的兩大族群——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一直矛盾不斷。雖然兩者其實都是斯拉夫人，語言也一樣，但前者信天主教，認同的是西方，以曾經是哈布斯堡帝國和奧匈帝國的一部分而自豪，他們看不起“東方的”塞爾維亞人，因為塞人信仰東正教，先是被東羅馬統治，后來又被土耳其征服，從骨子里已經被東方的君主專制腐蝕了。

由于文化認同上的差異，克族和塞族歷史上就不和睦。一戰期間，克羅地亞因為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所以加入了同盟國，而塞爾維亞則加入了協約國。同盟國戰敗，克羅地亞被合并進了塞爾維亞；二戰期間，克羅地亞為了擺脫塞爾維亞獨立，加入了法西斯軸心國陣營，再次跟塞爾維亞成為敵人。然而這次又站錯了隊，之后克羅地亞成了塞爾維亞占主體的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在鐵托的高壓統治之下，看上去這個國家各族相安無事，但內心深處的怨恨并不需要深挖就能看見。近半個世紀后來到薩格勒布的卡普蘭能夠感受到這種撲面而來的情緒。詹森諾瓦慘案是克族和塞族心頭的死結。二戰期間，克族的法西斯組織烏斯塔沙在詹森諾瓦殺死了大量塞族人，拉開了現代“種族滅絕”的血幕。幾十年來，兩個族群一直在為屠殺的人數而爭執不休。塞族，包括南斯拉夫官方都認為，大屠殺中死亡的塞族人有70萬。卡普蘭在拜訪克族教會的大人物考克薩時，考克薩說，“我們不能對所有的事情都予以否認。在詹森諾瓦發生的事情是悲慘的；也許是6萬人被殺，或許略多一點，但肯定不是70萬人”。而當地的猶太社區領袖葛德斯坦金則和他爭論過，在詹森諾瓦，猶太人被殺了2萬，吉普賽人3萬，而被殺的塞族人遠比猶太人、吉普賽人多。

在這里數字不僅僅用來衡量血腥和仇恨的深度，同時也和對很多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相關。你要是同意70萬人被屠殺，那你就是塞族民族主義者，是詆毀克族偉人斯蒂匹納茨的人，是塞族沙文主義者米洛舍維奇的支持者；你要是同意只有6萬人被屠殺，那你就是克族民族主義者……在這里，數字就是對背后所有歷史問題表態。

同樣，宗教引發的民族問題還出現在塞爾維亞的科索沃。在那里信仰伊斯蘭教的阿爾巴尼亞人一直想獨立，或者和阿爾巴尼亞合并。當地的塞族和阿族關系非常緊張，只是由于鐵托的高壓作用引而不發，但國家一解體，這里果然就被引爆了。

與前南地區被宗教紛爭引爆的成片的政治地雷不同，東邊的羅馬尼亞則陷入到民族和地區間的文化分裂之中。卡普蘭還專門寫過一本關于羅馬尼亞的著作，《歐洲的陰影：兩次冷戰和三十年羅馬尼亞之行》，可見他對這一地區的熟悉程度。

在羅馬尼亞，歷史的幽靈附著在層出不窮的暴虐統治者和民族矛盾上。

羅馬尼亞盛產暴君，從十四世紀那些殺人如麻的封建領主，到之后紛至沓來的征服者：土耳其、匈牙利、俄國。到了20世紀，國王卡羅爾二世、法西斯組織鐵衛團、獨裁者安東內斯庫、喬治烏-德治等等。

當地一個諺語說，“羅馬尼亞農民就像是玉米粥，你盡管加熱，他們不會爆炸”。羅馬尼亞歷史的模式一直沒有改變：長時間的卑躬屈膝，穿插著短暫卻駭人聽聞的瘋狂爆發。暴民往往也是暴君制造的。齊奧塞斯庫夫婦三十多年的統治，被蒂米什瓦拉的抗議運動迅速顛覆，速度之快讓他們猝不及防，以至于倉皇出逃之際沒有任何周密安排，他們被軍隊抓住了，然后沒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就草草處決了。就和他們曾經對付抗議他們的自由斗士一樣。

羅馬尼亞的另一個不幸是民族矛盾。

首先是猶太人。這里成為猶太人二戰期間除了德國以外最大的地獄。1941年和1942年，在安東內斯庫的監督下，185000名猶太人被羅馬尼亞軍隊送到洲唯一的非德國人控制的種族滅絕營。羅馬尼亞軍隊剝光了他們的衣服，在零下的氣溫中向他們開槍。有些時候，當士兵們的子彈不足時，他們只向成人開槍，然后把兒童活埋。甚至阿道夫·艾希曼都覺得，這有些過分。

令人震驚的是當卡普蘭在八十年代訪問雅西時，這里的年輕人是這樣說的，“猶太人是沒有愛國情懷的。羅馬尼亞與納粹結盟，但羅馬尼亞的猶太人幫助俄羅斯人。你知道，戰爭期間，猶太人控制著雅西這里所有的東西。”

“你有多大年紀？”

“22歲。”

“你相信你祖父母告訴你的每一件事情嗎？”

這簡短的對話體現了歷史的幽靈是如何在代際間傳遞的，也顯示了卡普蘭高超的談話技藝和洞察力。

比猶太人稍幸運，但對政治卻影響更大的是另外兩個族裔。

特蘭西瓦尼亞地區的200多萬匈牙利人有著巨大心理和文化優越感。齊奧塞斯庫上臺后全面禁止公開使用匈牙利語，也禁止使用城鎮的匈牙利語的名稱。他停辦了匈牙利報紙，關閉了數百所匈牙利中小學，并使克魯日大學的匈牙利院系徹底羅馬尼亞化。匈牙利和羅馬尼亞——華沙條約的兩個同盟國——之間的邊界，數十年來一直是歐洲最為刻薄的邊境通道，明顯要比柏林墻更令人恐怖。隨著事件的發展，齊奧塞斯庫對于羅馬尼亞的匈牙利少數民族的鎮壓，為1989年12月的革命之火提供了火種。蒂米什瓦拉（在匈牙利語中則是蒂米什瓦）的匈牙利人牧師拉什佐羅·陶柯思（Laszlo Tokes），曾公開布道反對政府及其種族歧視政策。當齊奧塞斯庫政府動議對陶柯思進行國內流放的時候，引發了蒂米什瓦拉的街頭示威活動，進而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并導致十天之后的齊奧塞斯庫被處決。

除了匈牙利人，還有哈默林地區的德意志人，他們自認為是薩克森地區的德國后裔。這個德裔社群被認為是法西斯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非羅馬尼亞人的社群，數量高達數百萬的薩克森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成為羅馬尼亞政權的首要犧牲品。戰爭結束后，羅馬尼亞人和蘇聯人合伙，把所有18—50歲之間的薩克森男人和18—45歲之間的薩克森女人都送到烏克蘭東部和西伯利亞。這些被迫離境的人中，只有四分之一最終返回了他們在羅馬尼亞的家。另外四分之一在獲釋之后直接去了西德。剩下的一半因疾病、終年寒冷或過度勞作而死在蘇聯。從六十年代開始，齊奧塞斯庫就像對待匈牙利人那樣對待薩克森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摧毀他們的文化生活。他把薩克森人當作簽證人質慢慢地賣給西德，賺取硬通貨，就像他把羅馬尼亞的猶太人賣給以色列一樣。齊奧塞斯庫曾經說，“猶太人和德意志人”，連同石油，是羅馬尼亞“最好的出口商品”。

保加利亞人心中的幽靈是他們對蘇聯的糾結情感和領土問題。俄國和蘇聯在歷史上侵略過保加利亞，但也幫助保加利亞抗擊過土耳其，在華約里，蘇聯對保加利亞也是最“善意的”，在這里沒有蘇聯駐軍。但保加利亞人也明顯感受到，這種善意是“他人身體的溫暖”，是一種嚴格受控的政治福利。

保加利亞人更在意的事情是領土。卡普蘭說，巴爾干各國似乎都懷念其歷史上最大的疆域，并以此來要求領土。保加利亞曾經在土耳其到來之前建立過一個“龐大的帝國”，巴爾干各族擺脫土耳其獨立之后，保加利亞試圖拿回自己的領土，為此先后進行了兩次巴爾干戰爭，但越打越小，保加利亞不但失去了馬其頓，還失去了色雷斯，失去了愛琴海的入海口。

巴爾干最南端的希臘也曾經為了領土和土耳其大打出手。但對于希臘人來說最大的不幸，在卡普蘭看來是其內在心智的轉化，這里已經不是蘇格拉底、歐幾里得、梭羅的希臘，那個奠定歐洲科學和民主基礎的圣地，而是一個被拜占庭和土耳其帝國徹底轉化了的崇拜專制、威權和政治陰謀的國家。他以希臘總理小帕潘德里歐為焦點，分析了他的執政手段，指出他和此前的軍政府一樣，核心都是東方式的。卡普蘭引用希臘的民意調查專家的話，“我們的政治最能表明我們的東方性和拜占庭風格……可以說，在政治層面，我們完全遵循東方那一套。我們站在中東人的視角上看待西方……希臘人與東方結成了姻親，而西方只能算作我們的情婦。我們和西方的關系實際上只浮于表面。”

巴爾干地處三大洲之間，其地緣位置非常重要。但以往的歷史開發的都是這一要素的負面功能，這里成了幾大宗教、幾大帝國爪牙重疊撕扯的地方。造成的不幸如同不散的幽靈，至今仍盤踞在這里。卡普蘭給出的對策是解鈴還須系鈴人：既然以前大國為了私利造成了不幸，那么今后也只有大國本著公心加強介入才能解決問題。這當然基于他本人的西方價值中心主義。今天，事情似乎有了別的選擇，那就是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已經開始給這塊歐洲的“第三世界”帶來轉機。經濟的繁榮和交流的加強最終很可能會有助于解開各國之間的死結，巴爾干的幽靈最終將失去蠱惑的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