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評論界，評論家與作家之間似已形成了某種固定的“對位”關系，如重量級對重量級，這使得有的評論家似比作家本人更急切地期待并樂于在這種時候應景出場，這實在是很要不得的事情。

今天文學批評的整體生態不盡如人意，已成社會共識。在必須重建批評倫理這個問題上，專家的意見更從沒有像今天這么一致。但之所以它仍一再成為人們聚焦的話題，是與批評者普遍陷入知行背離的窘境有關的。

這樣的窘境在今次賈平凹新作《山本》的評論上再次上演。

由于其寫作的精神資源許多時候與當下的商州、西京和秦嶺是脫開的，他對鄉村的迷戀因此僅表現為一種不易為人認同的骸骨迷戀

賈平凹無疑是新時期以來具有重要影響的作家，對于他的成就，批評家們說了許多，個人也很欽佩。要說有所不同，是自己更喜歡他的散文，對他的小說則稍有保留，為其越到后來越墮入固定的程式。總是在缺乏故事性的瑣碎情節和拖沓節奏中，假一二小物件如尺八、銅鏡，小事項如秦腔、目連戲，串聯起有時連自己都不能確知的民俗，然后再生造出幾個一出場就自帶光環的非聾即啞的奇人異士，乃或土匪、風水師，展開一個神出鬼沒的奇特故事。更主要的是，總是以一種虛無的態度，渲染人在既有價值崩坍后找不到出路的絕望與苦悶，從而使作品呈現出沉迷、逃避的灰暗基調。

應該說，今天的讀者已不會要求作家一定如先知，走在生活的前面，獨自擔荷著寂寞，給人類以希望；或掩身人后，成為傳統悲壯的殉道。相反，特別能理解從那個年代走來的作家，雖物質上逃離了鄉村，精神上常存在的與城市互不接納的尷尬與緊張，并對由這緊張造成的精神危機，有感同身受的體諒。但這不等于說，他們會無原則地包容一種失去與社會相關性的創作，會對作家僅聽命于個人臆想中的觀念，既不體現人性的寬度，又缺乏生活亮度和生命溫度的表達照單全收。事實是，從 《古爐》《老生》到《山本》，甚至再往前推《廢都》和《白夜》，許多時候，作者一直是在靠老熟的技巧和語言，重復著自己那些隨生活狀態固化而日漸頹唐的人生體悟，不過時常間雜一些道釋思想與民間信仰，以增其神秘添其深刻而已。這造成他筆下的人物常常神神叨叨，他描寫的鄉村常常主觀象征大于切實指呈。由于好用民俗的獵奇取代文化尋根，尤缺少對這種民俗背后的隱喻義作深刻反思與質疑，他對鄉村倫序崩坍的哀嘆，連同刻意的“自然史”的抒寫方式，并未能開顯出長久以來存活于中國民間的基礎人性，更談不到顛覆了過去刻板的傳統敘事。相反，由于其寫作的精神資源許多時候與當下的商州、西京和秦嶺是脫開的，他對鄉村的迷戀因此常常顯得不很真實，而僅表現為一種不易為人認同的骸骨迷戀。與之相對應，他對城市的厭棄與反思，也就因此與一種反智與反文明的原始情緒眉目相似。

作者每出一書都偌大的陣仗，結果卻像有的展覽，開幕就是閉幕，這難道不值得我們的評論家與他一起深切反思嗎

我們注意到，作者每出一書都會談個人的困惑與痛苦，這自然賦予他寫作的正當性。想問的是，人生在世，誰沒有困惑和痛苦，生存的本質甚至不就可以說是痛苦嗎？唯其如此，赫爾岑才說“一部俄羅斯文學史就是作家的苦役史”。只是好的作家不會因為痛苦，就用精神的頹廢或肉欲的狂歡來逃避。相反，他們能體認到作為一種“墮落的存在”，人雖難棄俗世肉身，尤脫不開欲望的纏縛，但人生絕不是沒有意義的塵埃。如果沒有高上的道德視鏡和敢于獨立消解人生累累重負的勇毅與擔當，只一味取消是非，漠視差別，視與世推移的看破為超脫，抽身事外的不介入為高明，甚至以虛無的出世描寫來表達對人生廣大的悲憫，而另一方面在藝術上又不能深自沉潛，僅以市井故事勉強敷衍，以去人物化的說理求得作品寓言性與超越性的實現，而忘了從故事到文學之間還必須經詩化的轉換與提煉，這樣的創作缺長久的感染力幾乎是必然的。

但遺憾的是，很少有批評家指出這一點——指出作家當然可以并應該揭開陳舊的歷史，但他的歷史觀卻不可以是陳舊的，進而指出如以沾帶著這個時代所有的鄙俗與鄉愿為文學代言，絕不可能誕育可與苦難相對抗的真文學。從這個意義上說，閱世深久如作者，是不必總將“我的寫作充滿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該贊頌現實還是詛咒現實”這樣的話掛在嘴上的。文學從沒要求作家一定要做出這樣的選擇，并一定要在作品中直白地裸示出自己的立場。有時，真無須糾結于姿態的選擇，你只要憑良知揭出生活的真相，就足夠對得起文學。

準此，我們覺得不用對比婚姻不幸又雙目失明的博爾赫斯，他為什么在直言所有的文學都在講人生多苦的同時，仍認定它給自己帶來幸福，使自己的心變得柔軟，并有以心安；僅對照同時代的路遙就足夠有說服力。路遙的一生充滿著想出名、要翻身的欲望，這與他對文學的熱愛交纏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你可以說他并不純粹。但當真的投身創作，他是全身心的，緊貼著現世的土地，只有真誠，毫不做作，既不信命，更不服輸。他的《平凡的世界》，從結構到語言多少有些粗糙，但那種無所避卻的投入和熱忱，至今仍給每一個奮斗中的平凡人以真切的感動。所以雖來不及開研討會，書卻一印再印，儼然成為經典。相比之下，作者每出一書都偌大的陣仗，結果卻像有的展覽，開幕就是閉幕，這難道不值得我們的評論家與他一起深切反思嗎？

這樣的反思，對作者和評論家來說固然有些尷尬，但卻非常必須。

評論家需要在閱讀與思考中安靜等待。因為時間的沉淀與汰洗，足以使自己回歸常識，并令一些玄虛的表達破功

由此我們想說，時至今日，已無須再在應重建專業而有誠意的批評上多費口舌，關鍵是如何建立。為此，必須確立一些“規矩”。

首先，必須熟讀文本。這個道理人人都認。但落實到作者，有時以半文不白的語言，寫不知身在何處的虛幻人生，滿紙暮氣，格調低迷，人物尤其怪怪奇奇，以至對人生苦難的體驗，最后被轉換成了對一種神秘力量的盲從。只要認真讀原作，即使整體肯定，仍不會不覺得這是需要指出的瑕疵。不然，小說只能局限于個人化的抒寫，不可能成為一個時代忠實的代言。但現狀是，有多少批評是在這個起碼的基礎上做出的？對此評論家心知肚明，那些主動或被動趕場的一線評論家尤其心知肚明。

其次，必須引入更多圈外的批評。許多人都指出過，1980年代文學批評之所以活躍，是與大量“非學院”的批評家存在有關的。這里，我們要進一步指出，那些非當代文學專業批評者的聲音，有時更值得傾聽。譬如有評論家并無詳細論證就斷言《山本》是繼《老生》后，進一步推進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理解與思考的成功之作，又稱作者固然是為秦嶺寫志，其實是為近代中國寫志。這樣的判斷如能出自治近現代中國史的專門家之口，或者有這樣的專門家的加持，會更有說服力。而我們也沒理由懷疑，這樣的專家就一定沒有判別自己母語文學的能力。今天的評論界，評論家與作家之間似已形成了某種固定的“對位”關系，如重量級對重量級，這使得有的評論家似比作家本人更急切地期待并樂于在這種時候應景出場，這實在是很要不得的事情。

最后，必須要有沉淀。當一部新作問世，評論家需要在閱讀與思考中安靜等待。因為時間的沉淀與汰洗，足以使自己回歸常識，并令類似“《山本》打開了一扇天窗，神鬼要進來，靈魂要出去”這樣玄虛的表達破功。足以讓自己在尊重作家為人貢獻了獨到的經驗同時，更想揭出好的文學必定是努力介入社會，并經由拷問人物進而審視自己的那種。如果它進一步還能與讀者一起，將人與一種將要到來的意義聯系在一起，就更好了。在這方面，時間曾經并必將繼續發揮它無可代替的作用。而經由時間的沉淀，脫去了浮躁與誤判，甚至一定程度免除了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把友誼放在真理之前”的窘境，批評必能使自己成為如夏普蘭所說的“一種向作家提出有益告誡的藝術”，而批評家也真有可能就此重掌“經典確立者”的權杖。這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