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布萊克

在英國浪漫主義詩壇中，以華茲華斯、柯爾律治、騷塞為代表的老一輩詩人，以及以雪萊、拜倫和濟慈為代表的新生派詩人已經成為公認的“浪漫主義六杰”。似乎提起英國浪漫主義詩歌時，很少有讀者能想到這股主流之外的邊緣作家。事實上，老一輩浪漫主義者的創(chuàng)作熱情僅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迸發(fā)過，老去后光輝已漸漸暗淡；而活躍的新生派詩人雖然充滿創(chuàng)作熱情，但也大多英年早逝，匆匆為浪漫主義畫上了句號。至于在19世紀從事密集創(chuàng)作的其他詩人，很多都籠罩在這股主流團體的光環(huán)之下，未能徹底綻放光輝。

何為主流的正典，又何為邊緣的他者？主次之分本身就容易遭致非議。大詩人W.H.奧登曾在編著的《19世紀英國的次要詩人》一書中做出這樣的辯解：“誰是主要的、誰是次要的詩人……這只不過是一種學術潮流，……如果有專門的課程專門研究次要詩人的作品，這位詩人就是主要的，反之則是次要的。”由此可見，奧登將主次之類的標準留給了個人主觀喜好和社會具體現(xiàn)狀，為看似穩(wěn)固的浪漫主義正典種下了各種可能性。隨著時代推移，一些主流之外的邊緣詩人逐漸走進讀者視野。在他們中間，有的是怪癖的作坊學徒，有的是在農場務工的農民，也有的是輾轉于不同庇護所的女士。在他們的作品中，隱藏著遠遠超出時代局限的先鋒思想，這其中就有喚起讀者關注黑色人種的威廉·布萊克（WilliamBlake），還有敢于對抗“林奈生物命名體系”的約翰·克萊爾（JohnClare），另外，還包括專門為兒童寫詩的幼教領航者瑪麗·蘭姆（MaryLamb）。

通過分析三位詩人的詩歌，可以看出他們能夠前瞻性地在當時種族平等意識欠缺、博物學寫作遭到排擠和兒童文學相對落后的階段分別創(chuàng)作出與邊緣地帶極不相符的優(yōu)秀詩歌。這些作品在19世紀的英國文壇中具有先鋒特色，甚至對當代的文學批評都具有指導意義。

布萊克是英國浪漫主義早期的他者。雖然出生在倫敦一個貧寒的襪商家庭，但布萊克從小就喜歡繪畫和詩歌，十歲起就進入繪畫學校學習，并表現(xiàn)出非凡的藝術才能。在雕版印刷作坊當了一名學徒后，他開始走上藝術創(chuàng)作的旅程。著名學者張熾恒指出：布萊克一生都沒有得到當時世俗官方或公眾的賞識。在當時人們的眼中，布萊克是個反理性主義者、夢幻家和神秘主義者。布萊克曾說過：自己在四歲時看到了上帝把頭靠在窗邊；九歲的他在鄉(xiāng)間漫步時，看到一棵滿是天使的樹；三十歲時看到臨終弟弟的靈魂冉冉升起。對于同時代的詩人來說，布萊克是一位徹頭徹尾的他者，桂冠詩人羅伯特·騷塞在1830年的信中寫道：“雖然他備受敬仰，但當時他顯然是瘋了。他的瘋狂太明顯，太可怕了。”然而，在表象背后，布萊克在詩歌中宣揚了極為進步的人權思想。以《小黑人男孩》為例，詩歌中超前的種族思想可謂是極其前沿的宣言。

《小黑人男孩》選自布萊克的詩集《天真之歌》，整部詩集都以近乎孩童般天真無邪的口吻記錄著成人的世界。這首詩探討種族和奴隸話題，敘述者是懷有純潔的心靈、擁有篤實的信仰的黑人男孩。詩歌開始時，這位出生在非洲南部森林的黑皮膚男孩回憶起母親對他的告誡，并逐步講述自己的覺醒之路。在黑人小男孩的世界中，母親告訴他太陽為世界上的生物都提供了光和熱：“花朵、樹木、野獸和人類都同樣接受清晨的安逸和正午的快樂。”母親告誡孩子不要因為自己的膚色而感到羞愧：“黑色的身體和曬焦的臉龐如同是陰暗樹叢上的一抹云彩。”當靈魂學會了忍受，他們就會擺脫膚色的限制，同白人男孩一樣，像羊羔一樣在上帝的帳篷邊快樂地玩耍。《小黑人男孩》于1789年問世，在當時奴隸制仍然是合法的，距1833年英國徹底廢除奴隸制有將近半個世紀之遙，而同樣經歷買賣奴隸歷史的美國直到1865年才正式在全美廢除奴隸制度。這位大家眼中的邊緣詩人，以銳利的眼光努力傳達一種大同世界中萬物平等的信息，即在不同膚色共存的國家甚至星球上，不應該以對待他者那種眼光歧視與自己不一樣的存在者。

克萊爾是19世紀較為出名的農民詩人，一生都遭到主顧、同行和編輯的排擠。雖然代表作《描寫鄉(xiāng)村圖景的詩歌》（1820）使他名聲大噪，但伴隨著浪漫主義詩歌的消損，他的事業(yè)也逐漸跌入深谷。即便如此，克萊爾仍堅持創(chuàng)作，曾多次被同鄉(xiāng)撞見在田野間與生物交流，進行現(xiàn)場創(chuàng)作。這種怪異的創(chuàng)作方式使他飽受爭議，隨即成為當時街頭巷尾諷刺的話題，從此他一蹶不振。然而，到了21世紀，在喬納森·貝特等學者的努力下，克萊爾從名不見經傳的小角色逆轉成為英國文學中的經典人物。

通過長時間在現(xiàn)場觀察家鄉(xiāng)海爾伯斯通的動植物，克萊爾在詩歌、信件以及日記中記載了自己熟知的植物和動物世界。追溯克萊爾與同時代的博物學之間的聯(lián)系，可以看出克萊爾不同于傳統(tǒng)科學研究方法的獨特的自然歷史觀。博物學非要做得那么學究般博學嗎？瑞典博物學家卡爾·林奈（1707—1778）在專著《植物哲學》（1751）中用拉丁語介紹了植物分類系統(tǒng)，可謂是影響了整個人類對自然的命名和認知。然而，由于廣泛使用拉丁語命名，致使非拉丁語國家中的植物學研究者以及業(yè)余愛好者無法使用本國語言了解本已熟知的物種，克萊爾遇到的就是這個難題。針對當時一統(tǒng)天下的拉丁語分類體系，克萊爾嗤之以鼻，偏要主張使用英語命名本地的植物。在博物學信件中，克萊爾就道出自己遇到的難題，稱“這種描述鄉(xiāng)村植物的書中充斥了很多復雜的字母排列形式”。

博物學非要殺生嗎？從19世紀開始，林奈式研究方法的流行導致了廣泛采集標本的現(xiàn)象，以至于當代很多動物標本大規(guī)模走進博物館的陳列窗口中。克萊爾也抵制采集動物標本的行為，他更關注在棲息地中“活”的動物，而不是被解剖后“死”的身體。在《品味的幽靈》這首詩中，克萊爾譴責了那些狂熱追求標本的科學家們，指出這些研究者們“無意識地絞死蝴蝶／扼死甲殼蟲只為自己更聰明”。克萊爾主張利用觀察和描寫替代盛行的動物標本采集方法，在《自述》中，詩人這樣記載道：“用詩意的感覺看自然可以增加愉悅感，但是自然學家和植物學家一點品味都沒有，僅僅是制作動物的標本，并依據(jù)林奈的方法歸類。我對折磨蝴蝶一點兒興趣都沒有。”通過對動物的觀察和記錄，他在手稿中記錄了帶有生命力的生物。

克萊爾筆下的植物不是被非本土語言的分類學強行規(guī)定的名字，動物也不是被肆意殺戮，進而制成標本的對象。作為一名邊緣詩人，克萊爾將詩歌、散文以及筆記與自然歷史寫作結合，成為英國詩人中杰出的博物學先鋒。

英國作家瑪麗·蘭姆是著名散文家查爾斯·蘭姆的姐姐，但是她的生活悲劇將她的才華束縛在文學成就的邊緣地帶。18世紀90年代初，母親伊麗莎白·蘭姆因關節(jié)炎而癱瘓在床，照顧母親的重任就落在瑪麗身上。在繁重的家務面前，瑪麗努力維系著這戶由神經兮兮的阿姨、衰老的父親、癱瘓的母親和時常瘋癲的長兄組成的家庭。在這種繁重的生活壓力下，很難想象瑪麗能支撐多久。1796年母親的持續(xù)吼叫終于使瑪麗久久壓抑的神經崩潰，她在父親和姑姑的注視下拿起刀刺殺了這位蠻橫的母親。這件事幾乎瞬間成為這座城市熱議的話題。這場“屠母”事件后，瑪麗被送到了位于英國倫敦伊斯林頓的“費希爾精神病院”。經過六個月的治療后，精神病院準許瑪麗出院，條件是需要弟弟查爾斯持續(xù)的照顧。這場事件后，瑪麗輾轉于倫敦伊斯林頓的庇護所和查爾斯的家，始終沒有進入浪漫主義主流作家的行列。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瑪麗沒有成為著名詩人的可能性。查爾斯擅長營造一種溫馨的、關愛的氛圍，在他持續(xù)的照顧下，瑪麗得到了倫敦文人朋友們的同情，并與柯爾律治、華茲華斯兄妹保持了較好的聯(lián)系。此后，瑪麗就參與到了查爾斯的創(chuàng)作計劃中，為世人留下了《為孩子創(chuàng)作的詩》這部久被忽略的詩集。據(jù)編者威廉·麥克唐納記載，整部詩集75首詩歌中除了22首詩是查爾斯所創(chuàng)，其余都是瑪麗在所謂精神狀態(tài)欠佳的狀態(tài)下創(chuàng)作而成。在當時來看，專門為孩童創(chuàng)作的詩歌并不多見，從某種意義上講，瑪麗的《為孩子創(chuàng)作的詩》在英國文學史上是最早的致力于幼教的詩歌集之一，詩人從對待“自我”以及“動物”兩個角度較為生動地展示了孩童的成長法則，具有劃時代的教育意義。

面對自我時，孩童極容易產生盲目攀比和遷怒于人的惡習。在《嫉妒》中，瑪麗將人比作玫瑰，鼓勵小讀者們欣賞并肯定自己天生的品質。詩中的玫瑰樹總想成為紫羅蘭和百合花，但瑪麗認為這種想改變自然屬性的想法是徒勞的計劃。就像懷有這種嫉妒心的人一般：“正如我所想象那樣，/這顆失去理智和視野的樹，/與所有充滿妒忌心的人一樣：/用謹慎和教養(yǎng)，所有人會發(fā)現(xiàn)/他們頭腦中有些美麗的花/擁有十分罕見的才能”。因此，在瑪麗看來，嫉妒心本身就是一種臆想。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優(yōu)勢，盲目攀比不可取；面對動物時，孩童的態(tài)度對于培養(yǎng)和諧的人與自然關系極為關鍵。如果幼年時享受征服感，很難想象在成人后能關愛動物。在《男孩與蛇》這首詩中，瑪麗極為清晰地講述了兒童在面對蛇時的姿態(tài)。一名叫亨利的男孩選擇在戶外吃飯，并將食物分享給草地中的蛇。當媽媽接近時，亨利提醒道：“親愛的媽媽，勿要吵，一點/動靜都不要有，/……狡猾的蛇會害怕”，此處男孩的憐憫之心使他戰(zhàn)勝了畏懼感，成為幼童中保護動物的模范。

在19世紀前后，當“浪漫六杰”霸占英國浪漫主義文壇時，種族的矛盾、博物學的語言暴力，以及以文學促幼教的缺失都成為隱約暴露出來的問題。從被貼上各種他者標簽的布萊克、克萊爾和蘭姆的作品能看出，他們留下了頗具先鋒意義的詩歌作品，其內涵可謂是遠遠超出當時社會焦點所能觸及的范圍。正是由于這樣的先鋒“他者”的存在，才使得英國詩歌史上留下了極具前瞻性的作品，為種族平等、語言平等和幼兒教育拓寬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