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省博物館所藏《歐陽氏譜圖序稿》（局部）

近日，網(wǎng)上出現(xiàn)了《歐陽修的廢紙里，竟然有封宋神宗為郡王的檔案》這樣標題博人眼球的文章，披露了遼寧省博物館所藏墨跡原件《歐陽氏譜圖序稿》。墨跡原件內(nèi)含北宋歐陽修一文一詩，以及南宋以降歷代收藏者的題跋。

墨跡原件首為《歐陽氏譜圖序稿》，錄文如下：

自唐末之亂，士族亡其家譜。今雖顯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譜學由是廢絕。而唐之遺族往往有藏其舊譜者，時得見之。而譜皆無圖，豈其亡之？抑前世簡而未備歟？因采太史公《史記》表，鄭玄《詩譜》，略依其上下、旁行，作為《譜圖》。上自高祖，下止玄孫，而別自為世。使別為世者，上承其祖為玄孫，下系其孫為高祖。凡世再別，而九族之親備。推而上下之，則知源流之所自；旁行而列之，則見子孫之多少。夫惟多與久，其勢必分，此物之常理也。故凡玄孫別而自為世者，各系其子孫，則上同其出祖，而下別其親疏。如此則子孫雖多而不亂，世傳雖遠而無窮。此譜圖之法也。

次為歐陽修《夜宿中書東閣》，錄文如下：

翰林平日接群公，文酒相歡慰病翁。

白首歸田空有約，黃扉論道愧無功。

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危百箭攻。

今夜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在歐陽修的詩文之下，則是南宋宰相周必大的兩則跋語。此后則是元人張雨、歐陽玄和明初宋濂等人的題跋。鈐印則有宋“中書省印”和清朝內(nèi)府鑒藏印。

觀此卷，兼考之文獻，可知其由來。歐陽修的一文一詩，彼此并無內(nèi)容上的關聯(lián)。之所以粘連在一起，只是因為作者是同一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北宋文豪歐陽修。那么，是誰把這兩件詩文粘連在了一起呢？應當是墨卷最前面的題跋作者周必大。

我這樣斷言有兩個證據(jù)。第一，《譜圖序》墨跡之后的“右歐陽氏譜圖序稿”八個字與《夜宿中書東閣》墨跡的周必大題跋首句“右歐陽公嘉祐八年冬末詩”的筆跡完全相同，同出周必大。第二，墨卷所錄周必大兩篇題跋又收錄于周必大文集《省齋文稿》卷十五，收錄順序也與墨卷完全相同。這樣都證明這一墨卷原為南宋周必大所收藏，而后散出，才有了歷代題跋的粘接。從詩卷有“宣統(tǒng)御覽之寶”鈐印推測，這件文物大約是溥儀攜出宮中，最終落戶到遼寧省博。

屬于歐陽修的真跡只有上述一文一詩。披露這一文物的文章博人眼球的標題中所云“宋神宗為郡王的檔案”那兩行字，據(jù)周必大跋語，原本是在歐陽修詩作之紙背，墨跡中顯示的內(nèi)容并非原件，而是出自周必大的抄錄。其內(nèi)容如下：

其子頊出閤，奉/

□入內(nèi)內(nèi)侍省取旨施行。

何以斷言不是文件原件，而是出于周必大的抄錄呢？這也是從與周必大跋語字跡的比對上斷定的。特別是文件中“出閤”的“閤”字，與跋語所記“十二月乙亥出閤”的“閤”字，筆勢風格完全一致。

這件墨卷作為歐陽修的真跡，除了其珍貴的文物價值之外，還顯示了以下一些寶貴文獻價值。

第一，為研究歐陽修的寫作過程提供了直觀的視覺資料。檢核歐陽修文集，《歐陽氏譜圖序》只是長篇序文中的一部分，亦即到了南宋周必大手中時，《歐陽氏譜圖序》的歐陽修手稿只有這一頁。不過，僅從這一頁的刪改增補就可以揣摩歐陽修寫作和訂正時的想法，同時也可以窺見歐陽修對文章的推敲打磨。在手跡《夜宿中書東閣》一詩之后，我們注意到歐陽修還記有“攻字同韻否”幾個字。這幾個字表明，歐陽修或許拿不準“攻”與“翁”“功”“中”是不是同韻，就寫下了這幾個字，也許是讓書童幫他查核，也許是打算向人詢問。總之，寥寥數(shù)字備見歐陽修對寫作的審慎態(tài)度。

第二，可以成為校勘通行本歐陽修詩文之資。《歐陽氏譜圖序》的這一頁歐陽修手稿，與現(xiàn)存本文字差異不大。只是比勘手跡，“故凡玄孫別而自為世者”一句中“故”字為通行本歐集所無。審視前后文，有“故”字于義為勝，通行本蓋脫。手跡《夜宿中書東閣》一詩，與文集相比勘，也基本一致。只是“白首歸田空有約”的“空”字，文集本作“徒”。檢視手跡，“空有”二字之處有涂抹，涂抹處原來似乎是“徒負”。這一涂抹當是出于歐陽修的修改訂正。這類訂正除了可見作者匠心，而手跡顯示的異同也可以成為校勘歐集之際最重要的證據(jù)。

這件文物的寶貴之處，不僅在于留下了歐陽修的手跡，還在于留下了南宋政治家周必大的手跡。周必大與歐陽修有著隔世的深深緣分，二人不僅是同一桑梓，還擁有著同樣的謚號“文忠”。周必大極為景仰歐陽修的為人，曾主持刊刻歐陽修的文集，而降至清末，歐陽修的子孫歐陽棨又刊刻了同樣卷帙龐多的周必大文集。北宋南宋兩大家的手澤同現(xiàn)于一件文物，讓人感慨造物主的冥冥安排。

筆者近年來一直受托整理校勘周必大文集，墨卷驚現(xiàn)周必大題跋，一見可謂喜出望外。檢視文集所錄這兩則題跋，手跡對于校勘文字異同也顯示了寶貴的價值。《省齋文稿》卷十五所載《題六一先生夜宿中書東閣詩》，文字與手跡幾乎沒有異同，只是“閣”記作“閤”。而同卷緊接著的《題錄神宗出閣指揮》，文字異同則較多。以下移錄題跋，略施校勘。

右兩行元在歐陽公詩稾之陰〔一〕，殆中書所錄旨揮〔二〕。蓋神宗以是年九月封淮陽郡王，改賜今名。十二月乙亥出閣〔三〕，正當時事也。淳熙乙巳春，必大謹記〔四〕。

〔一〕右兩行元在歐陽公詩稾之陰“元”，諸本原作“原”，“稾”作“藁”。

“公”字原無，據(jù)現(xiàn)藏遼寧省博物館手跡改補。

〔二〕殆中書所錄旨揮“旨”，原作“指”，據(jù)手跡改。

〔二○〕十二月乙亥出閤“閤”，原作“閣”，據(jù)手跡改。

〔二一〕必大謹記「必大」，原作「某」，據(jù)手跡改。

作者本人的手跡是超越了任何刊刻或抄錄版本的第一手原始資料，最當重視。以上的文字異同，盡管“元”與“原”、“旨”與“指”通假，“稾”與“藁”屬于異體字，但原作者如是寫，則反映了周必大甚至那個時代士大夫的書寫習慣。吉光片羽般存在的手跡十分寶貴，因此盡管無關宏旨，我還是有異必校。而“閤”和“閣”，在宋代講到“龍圖閣”等閣名和講到“閤門宣贊舍人”時，現(xiàn)在都不將兩個字混同，甚至校勘時都要出校。但從周必大轉(zhuǎn)錄的《神宗出閣指揮》和他題跋都看，本當寫作“閣”之處，都寫成了“閤”，因此，我想在宋代作為同音字的這兩個字，恐怕當時人并不十分在意于其間的區(qū)別。受周必大題跋的啟示，今后整理文獻時，對“閤”“閣”之異可以徑改不必出校。此外周必大的題跋署名，文集皆作“某”字，似為后人編輯所改易，周必大在寫作之初，就直接記作“必大”。

這件文物還有一個寶貴之處，那就是多出鈐有的“中書省印”，這至少是南宋中央政府發(fā)號施令的印鑒模樣，讓我們從這里也一得親睹。

末了，想追加說一句，題為《歐陽修的廢紙里，竟然有封宋神宗為郡王的檔案》的文章，頗有些名不副實。這兩行字，據(jù)周必大文集所題，在宋代叫作“指揮”，是政事堂命令下級遵照辦理的指令。有時玩玩標題黨無可厚非，但從學術(shù)嚴謹?shù)慕嵌戎v，最好還是實事求是。

（作者：王瑞來，系四川大學講座教授、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