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國”是柏拉圖的最高理想。他為這個想象中的完美國度制定了詳細的制度和規則。理想國中的人處在嚴格的等級制中，而且詩人是被排斥在外的。

在《理想國》第十卷，“理想國”不僅僅是一個理想城邦，而且代表著柏拉圖對心靈的最高理想。換言之，“理想國”是柏拉圖的理想心靈。在此，柏拉圖詳細地闡述了詩人為何不受歡迎。

柏拉圖認為，人的心靈包含兩部分：較高貴的部分和較低賤的部分。前者是較好的那部分，后者是較差的部分。心靈較高貴的部分比較穩定，不容易變化，是理性的。相反，心靈較低賤的部分很容易變化，充滿了不穩定因素，是非理性的。柏拉圖理想中的心靈是純理性的，但他也意識到這只是一種理想。退而求其次，柏拉圖把理想心靈設定為非理性的那部分可以得到約束和抑制，于是理性的那部分可以成為心靈的主宰。錢鍾書先生在《圍城》中對偽哲學家褚慎明的描述頗符合柏拉圖的這層意思：

跑堂拿上一大瓶叵耐牌A字牛奶，說已隔水溫過。辛楣把瓶給慎明道：“你自斟自酌罷，我不跟你客氣了?！鄙髅鞯沽艘槐?，尖著嘴唇嘗了嘗，說：“不涼不暖，正好?！比缓髲目诖锾统鰝€什么外國補藥瓶子，數四粒丸藥，擱在嘴里，喝一口牛奶咽下去。蘇小姐道：“褚先生真知道養生！”慎明透口氣道：“人沒有這個身體，全是心靈，豈不更好；我并非保重身體，我只是哄乖了它，好不跟我搗亂——辛楣，這牛奶還新鮮?！?/p>

褚慎明非常矯情地說希望人全是心靈，沒有肉體。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褚哲學家宣稱自己要把易變化的身體照顧好，不讓它搗亂，即把身體的易變性降到最低，從而讓心靈成為人的主宰。褚慎明這番關于肉體和心靈的議論與柏拉圖對于心靈兩部分的觀點驚人一致。褚慎明口中的“身體”相當于柏拉圖所謂的心靈中低劣部分，褚慎明口中的“心靈”則相當于柏拉圖所謂的心靈中較高貴的部分。褚慎明希望制服身體，從而讓心靈發揮更多作用。這一點頗似柏拉圖提出的要壓制心靈中較差的那部分，讓較好的部分支配心靈。

柏拉圖反對詩人進入理想國，正是因為他認為詩人迎合了人心靈中較差的那部分，助紂為虐，激勵了心靈中非理性的增長。比如說當一個人遇到傷心之事時，人前他會讓理性發揮更多作用，表現得比較克制和平靜。但人后可能任憑非理性泛濫，他會忘形，讓自己沉浸在痛苦中難以自拔。在柏拉圖看來，人的心靈中理性和非理性的斗爭此起彼伏，非常激烈。他所希望達到的理想狀態是理性取得勝利，非理性被徹底壓制。然而，詩人不僅模仿心靈較差的那部分，而且損害心靈較好的那部分。以荷馬的悲劇史詩為代表的詩歌在心靈的理性和非理性斗爭中成為非理性的得力幫兇。

悲劇史詩是藝術成就最高的詩歌。當人聆聽悲劇詩歌，觀看悲劇的時候，會跟隨詩中或劇中人物一起悲傷、一起痛苦。雖然明白這些悲傷和痛苦與我們無關，但這些情感迎合了我們心靈中渴望痛哭流涕以求發泄的部分，即我們心靈中較低賤的那部分。本來在平常的時候，這一部分會被理性強行壓制住，但詩人讓我們的憐憫之情泛濫。經常接觸悲劇詩會讓我們逐漸習慣憐憫和悲傷。真正受苦時，我們就很難用理智抑制住悲傷，心靈就會淪陷于非理性之中。這樣的結果與柏拉圖理想中的純理性心靈背道而馳。荷馬是悲劇詩的集大成者，也是柏拉圖最緊要防范的詩人，因為即使是人類中的優秀者，譬如柏拉圖自己，也會被荷馬史詩吸引，通過閱讀荷馬史詩來宣泄感情，讓非理性占領自己的心靈。柏拉圖在此處表現出對荷馬愛恨交織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柏拉圖肯定了荷馬詩歌的成就，承認自己也非常喜歡荷馬詩歌。但同時柏拉圖進行了自我批評，認為自己被荷馬史詩引誘。為了構筑理想心靈，柏拉圖不愿自己心靈中較低劣的那部分屈從于荷馬史詩，讓這些詩歌“滋養”自己心靈中的非理性。為了遏制荷馬史詩對純粹理性或者相對理性心靈的破壞，柏拉圖在理智上認為必須嚴防荷馬史詩，杜絕這類詩歌對自己和其他優秀人物的腐蝕。柏拉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在有些觀點上異于恩師（比如對悲劇的看法），宣稱“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柏拉圖對詩的態度與其弟子有幾分相似之處，即“吾愛荷馬，吾更愛理性”。

悲劇之外，滑稽荒誕的喜劇在柏拉圖看來對人心靈同樣具有腐蝕作用。正常情況下，人會盡力避免顯得滑稽可笑，這也是理性對心靈的約束在起作用。觀看喜劇的時候，人會放縱自己的情感，隨著喜劇中的丑角或可笑人物放肆地大笑大鬧，甚至把自己代入喜劇中，暫時荒唐一回。這樣的情形多了，即使不看喜劇，人也會不自覺地模仿喜劇人物的言行舉止，變得滑稽可笑，不受理性的約束。

更有甚者，柏拉圖認為欲望、憤怒、悲傷、愉悅等各種情感都來自心靈低賤部分，都應該被遏制。然而，詩歌培育、加強了這些情感，讓心靈的非理性進一步衍生。按照柏拉圖的觀點，只有壓制這些情感，讓理性占據絕對上風，人類生活才能更美好更幸福。如果為諸如荷馬的詩人放行，歡樂和痛苦這樣的非理性就會取代律法和理智統治心靈。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詩人是沒有容身之處的。柏拉圖認為詩人不僅沒有真知，和真理隔了三層，而且詩歌，尤其是抒情詩和史詩的主要功能是娛樂，這是對真理的背棄。柏拉圖歡迎頌神和贊美名人的詩，因為它們的功能不是為了娛樂，而是對城邦和人類生活有用，或者說對理性的心靈有用。娛樂和有用在柏拉圖眼中是一對非此即彼的概念。既有娛樂性又有用的詩，或者同時體現心靈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詩是不可能出現的。

純理性的心靈容不下荷馬史詩，理想國也容不下詩人，這是柏拉圖堅定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