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斯在《偉大的傳統(tǒng)》中重新發(fā)現了它的思想和藝術價值——而在此之前，《艱難時世》被絕大多數評論家視為狄更斯長篇小說中“最不重要的一部”。事實上，它也是惟一缺少作者前言的一部，因此，后世評論家對于狄更斯這部作品的起因存在諸多說法。務實派的說法是：當時狄更斯擔任主編的《家常話》銷量低迷，小說家希望以自己的名望促進雜志的銷量。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艱難時世》不同于狄更斯小說以往按月連載的形式，而是按周連載。而更多批評家則傾向于認定這是揭露階級壓迫、針砭功利主義以及宣揚階級調和的一部“政治”作品。

評論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是文學評論家伊瓦肖娃的觀點。她在《狄更斯傳》中指出：小說家所著重注意的，不是社會沖突的描寫，而是葛擂硬的教育體系，以至于全書最大的反角不是資本家龐得貝（這位富商相信“煤煙是世界上最有利于健康的東西，特別是肺部”，并始終認為在他的紡織廠勞動是世界上最愜意的工作），而是給他的子女灌輸了災難性教育理念的葛擂硬——用伊瓦肖娃的話說：“狄更斯始終忠于他的信念，即人們的教育、他們從小就養(yǎng)成了的思想體系，在他們后來的一切實際行動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不僅決定個別人的禍福，而且也決定整個社會階級的禍福。”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艱難時世》完全可以當作情感教育的教科書來讀。

葛擂硬原是個五金批發(fā)商，退休后，成了這個地區(qū)的國會議員。他是個功利主義的信徒，他在焦煤鎮(zhèn)創(chuàng)辦了一所學校，試圖通過學校教育的手段，把焦煤鎮(zhèn)的孩子們都培養(yǎng)成服服帖帖的小綿羊，以便將來讓龐得貝這樣的資本家任意剝削。他的口袋里經常裝著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隨時準備稱一稱、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他武斷蠻橫到極點，還自以為一貫正確。他凡事只講“事實”，不講其他。在他的眼里，工人并不具有人的屬性，而只被看作多少匹馬力，多少只“人手”（hands）。狄更斯諷刺說，如果造物主只給工人們兩只手, 或者像海洋的低等生物那樣只給他們“手和胃”，他們一定更能夠博得資產者的歡心。葛擂硬宣稱他這個人的處事原則就是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他的座右銘是“人從生到死的生活每一步，都應是一種隔著柜臺的現錢買賣關系”。

葛擂硬不但對學校教育主張抓緊事實不放，對家庭教育更是如此。“正如他的名字（Gradgrind，有逐步碾磨的意思）的寓意一樣，他抹掉了孩子的天性，扼殺了他們的情感，毀掉了他們的生活。”葛擂硬共有5個孩子，在這位異常講究實際的父親的“事實”教育之下，沒有一個小葛擂硬聽說過“月亮里的嫦娥”之類的童話故事，也沒有唱過“一閃一閃亮晶晶，掛在天空放光明”之類的兒童歌謠。他一直把他們關在屋子里，用理性和道德說教來教育自己的孩子。比如當葛擂硬注意到他的孩子有一種奇怪和令人厭惡的豐富想象力、一種病態(tài)的多愁善感的時候——簡單來說，即背離了個人生活與公共生活良好運行所必需的完美科學理性的時候——這位經濟學家、公共人物和教育家這樣探尋原因：“會不會有教員或者仆人給了他們什么建議，會不會是露意莎或托馬斯讀了什么東西……因為從搖籃時代開始，智力就被循規(guī)蹈矩地培養(yǎng)出來的孩子們竟然會有這種情形……”

葛擂硬對情感和想象力有著難以言喻的鄙夷；他習慣于用數學方法測算復雜難解的情感問題。即便是女兒露意莎和他的生意伙伴龐得貝的婚事，他也要通過代數計算予以定奪。一番測算下來，他發(fā)現，在所有婚姻中，有相當比例的夫妻雙方年齡相差懸殊，且3／4以上為男方年長。這一結論一方面經英格蘭和威爾士搜集來的婚姻數據驗證無誤，另一方面由旅行家在印度、中國等地，以最好的估算方法予以證明；因而可以被認作是大多數婚姻的存在狀態(tài)，符合“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原則。依照這一推論，龐得貝和露意莎雖然年齡相差30歲，兩人結合仍完全合理，婚后幸福理應可以預期。然而事與愿違，葛擂硬的計算過程雖然精準，但他卻忽略了婚姻中最重要的情感因素，忽略了女兒自身的意愿。葛擂硬和缺少必要人生經歷的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一樣，不具備共情和想象力，因而看不到這樁毫無感情基礎的婚姻帶給露意莎的傷害。對此狄更斯不無諷刺地評論道：“要是他看到這一點，他一定會一躍跳過那些人為的障礙，這些障礙全是他多年來在他自己與那些微妙的人性本質之間樹立起來的。那些本質直到世界的末日，也不是極巧妙的代數學所能捉摸的，而到那時候，就是代數學也要與世界同歸于盡了。這些障礙是太多了，也太高了，他跳不過去。”

在狄更斯的筆下，像龐德貝和葛擂硬之類的人物都是喪失了“人性” 的資產者。他們將人類情感因素排斥在外，用功利和效用衡量一切，甚至對人生苦痛哀樂也要隨時進行稱量，并將這一計算結果作為行為規(guī)范和最高法則；而狄更斯則相信：“人的全部就是感情”，并堅持認為“幸福并不是生活的目的；生活并沒有目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針對葛擂硬的功利主義教育原則和方法，狄更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通過“好孩子”畢周這一形象使葛擂硬“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葛擂硬最終受到嚴厲的懲罰與報復，可謂罪有應得。狄更斯將小說分成“播種”、“收割”、“入倉”三個部分，象征著葛擂硬推行“事實”哲學，從強行灌輸、自食其果到壽終正寢的整個演變過程。

狄更斯在小說中影射的功利主義代表人物是邊沁和穆勒。受洛克“白板說”的影響，邊沁將不良的人性和性格比喻成雜草。雜草之所以能生長是由于大腦是一片空白的土地，而為了防止這些雜草的滋長，惟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土地上栽種花朵。至于兒童大腦這片土地能夠栽種何種花朵，需要通過實驗才能得知。不過，邊沁強調，栽種的種類越多，實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邊沁看來，如果施以功利主義教育，兒童的放縱以及以傷害別人為樂的性格就沒有了生長的土壤和空間，而節(jié)制和助人為樂(從事公益活動)的品德就會得以養(yǎng)成，“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也就有了保證。

繼承邊沁衣缽的穆勒本人事實上正是上述功利主義教育觀的直接受害者。少年穆勒是公認的神童，在其父詹姆斯·穆勒的嚴格指導下，3歲開始學習希臘文，8歲開始學習拉丁文、代數、幾何，到9歲時已讀遍希臘史家重要著作。沒有玩伴、沒有嬉戲，惟有書籍與父親的訓誡。上述所有課程，還包括歷史、算術以及寫作，都由他父親直接教授。穆勒回憶其受教育過程時說：“最顯而易見的一個特點是，父親在我童年時付出巨大努力，把被認為是高等教育的知識教給我，這種知識往往要到成年時才能真正學到。公正地說，比起同代人，我早期教育的開始時間早了25年。”早熟的穆勒顯然缺失了正常兒童那種無憂無慮的生活，何況還被父親刻意要求與其他孩童減少接觸，特別是不能受學校生活的影響。像狄更斯小說中人物一樣，孤獨抑郁的穆勒在1826年遭遇一場精神危機，幾近崩潰。兩年后，因為華茲華斯詩歌的啟發(fā)，穆勒逐漸走出危機——期間還有兩位重要人物的影響：一位是歷史哲學里滲透著浪漫主義情調的托馬斯·卡萊爾，另一位是身兼浪漫主義詩人與保守主義思想家的塞繆爾·柯勒律治。從他們那里，穆勒獲得了一則重要啟示，即世上存在著兩種真理：一個是詩人所關注的內心世界情感的真理，一個是關于自然世界的真理。

由此可見，理想的學校教育不僅要傳授有關事實的自然世界真理，更要關注內心世界情感的真理。而現實的教育環(huán)境及趣旨恰恰相反：學校并沒有成為培養(yǎng)同情心和想象力的最佳場所，因為堅硬的事實、規(guī)則和冰冷的邏輯常常會切斷教育和想象之間本然的聯系。長此以往，事實、邏輯、規(guī)則等也許就成為支配和約束人們思想及其行為的第一要義，并且會強迫我們將生活變成“只有事實”“只要事實”的數字運算過程，強迫我們成為一個 “只講事實、現實，而不講其他的人”，如狄更斯小說里的“小葛擂硬們”，他們不會想象，不會驚奇，更不會做白日夢，而只能像乖巧聽話的好孩子畢周那樣死記硬背：馬就是“四足動物，食草動物。四十顆牙，其中二十四顆是臼齒，四顆是犬齒，十二顆門牙。春天換毛，蹄子很硬，但仍需上鐵掌。憑牙齒可以看出年齡”。孩子的童年被枯燥乏味的所謂智力教育所俘虜：“一把抓住頭發(fā)，把他們拖進充滿統(tǒng)計數字和客觀事實的陰暗洞窟中去”。正如尼爾·波茲曼在其《童年的消逝》和《娛樂至死》中警告的那樣：如今，現代化的交流和教學技術過早地殺死了兒童浪漫、活潑的天性和天真的童年生活，加速了“兒童成人化”；而盧梭在《愛彌兒》中也早已指出，要用兒童自己的生活來發(fā)展孩子們的能力，要懂得一些消極教育或延遲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事實上，過度的開發(fā)往往導致想象力的衰減。生活多姿多彩、豐富完整，孩子們的想象才會更為生動和富有情感。

狄更斯在《艱難時世》的末尾描繪了一幅理想課堂的場景：“所有的兒童都喜歡她；她也學會了很多兒童們喜歡聽的故事、歌謠等等，并講給他們聽；兒童們天真可愛的想象不應該被輕視，她極力要想了解情況不如她的人們，想法子用種種想象的優(yōu)美和快樂來美化他們機械的現實生活；因為沒有這些東西，孩子們的心靈就會干枯，長大成人也就會同行尸走肉差不多；如果不去陶冶天真，培養(yǎng)性情，即使能用統(tǒng)計數字來證明一個國家多么富足，但歸根結底這還是大禍降臨的預兆。”這樣一幅其樂融融、美妙柔和的場景跟堅硬的社會現實恰成鮮明對比，也給后世讀者留下無窮回味和想象的空間。利維斯在狄更斯所有作品中獨獨欣賞《艱難時世》“非凡的想象力和表現力”，盛贊其為“一件完全嚴肅的藝術品”，而非簡單的社會批判或道德說教，可謂一語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