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魯迅醉酒

魯迅作品中有豐富的對醉酒人事的描寫，無論在小說、散文（雜文）、舊詩還是學術著作里，“醉”字都頻頻出現。在《風波》中，“七斤嫂記得 , 兩年前七斤喝醉了酒 ,曾經罵過趙七爺是‘賤胎’, 所以這時便立刻直覺到七斤的危險 , 心坎里突突地發起跳來”。在《阿 Q 正傳》中，“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墻根的日光下 , 看見王胡在那里赤著膊捉虱子 , 他忽然覺得身上也癢起來了”。阿 Q 這一皮癢了不打緊，他乘著酒興主動挑戰，結果招來王胡一頓暴揍。其后阿 Q 幻想革命，因為“近來用度窘 , 大約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間喝了兩碗空肚酒 , 愈加醉得快 , 一面想一面走 , 便又飄飄然起來”，借酒醉在未莊人面前大耍威風，而他能夠想起來的幾句戲文，竟也和醉酒有關： “悔不該，酒醉錯斬了鄭賢弟……”然而，阿 Q 的結局是自己被“錯斬”了，而“執法者”并不醉。

《在酒樓上》寫“我”百無聊賴，“于是立即鎖了房門 , 出街向那酒樓去。其實也無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無聊 , 并不專為買醉”。結果巧遇呂緯甫，兩人對飲，“我”喝得不多，呂緯甫卻“滿臉已經通紅，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卻又消沉下去了”。《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壽老先生大聲朗讀的是： “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坐皆驚呢～～；金叵羅，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在《藤野先生》中：“此后回到中國來 , 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 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1912年好友范愛農去世，魯迅有悼詩云：“把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酩酊，微醉自沉淪。此別成終古，從茲絕緒言。故人云散盡，我亦等輕塵！”1932 年底作《無題》詩二首，其二云：“皓齒吳娃唱柳枝，酒闌人靜暮春時。無端舊夢驅殘醉，獨對燈陰憶子規。”在對文學史和小說史的研究中，魯迅也經常注意到文學史人物（如劉伶、阮籍等）以及文學作品中的飲酒之事，例從略。

可見，魯迅對醉酒的體驗非常敏感，且有全面的認識。在他筆下，醉酒雖然并不總是壞事，不過卻以把事情弄壞的情形居多。若細加分別則可以說，七斤、阿 Q 等莽夫酒醉容易惹事，而知識分子的買醉行為則往往是“苦悶的象征”。前者的“醉醺醺”可謂“陶醉”，后者的“微醉” 則含有“麻醉”成分。而無論是陶醉還是麻醉（以及“裝醉”），都是魯迅在作品中反復批判的，如在《燈下漫筆》中，魯迅警示人們：“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于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在《漫與》中，魯迅寫道：“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摸，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在《春末閑談》中，魯迅以細腰蜂作比，深刻地揭示了統治階級的麻醉術。在《小品文的危機》中，魯迅批評道：“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于盡的。”在 1935 年給人的一封信中，他則稱“《人間世》之類，則本是麻醉品，其流行亦意中事，與中國人之好吸雅片相同也”。

然而魯迅自己也常常擺脫不了麻醉和陶醉。 1924—1925 年前后，因為兄弟失和與政治黑暗等，魯迅十分苦悶。1925 年 3 月 11 日，他在給許廣平的第一封信中自陳：“我其實哪里會‘立地成佛’，許多煙卷，不過是麻醉藥，煙霧中也沒有見過極樂世界。”其實，更有麻醉性的不是煙而是酒。煙能傷肺，酒卻可以傷胃、傷心、傷神經，還容易引發人的行為偏差。因此，雖然魯迅是個無可救藥的煙鬼，但與吸煙相比，喝酒更是一樁不可等閑視之的嗜好，甚至會給他帶來一定程度的心理壓力。1925 年 6 月 28、29 日，魯迅接連在兩封信中向許廣平“辟謠”，說自己端午節沒有喝醉，而自己之所以喝酒，原因之一，用大白話說，即是“我媽讓我喝的”——“我并不受有何種‘戒條’，我的母親也并不禁止我喝酒”。然而，母親雖然并不禁止，祖父可是明確禁止過的。在周介孚留下的家訓《恒訓》中，有三條“力戒”：“力戒昏惰”“力戒煙酒”和“力戒損友”。之所以要煙酒不沾，原因在于“嫖賭闖禍，多因酒起”，因此“有人勸飲，必非好心，力辭之”。周介孚并且回憶自己的父親“遺囑戒酒”，因此“我一生不猜拳賭酒”。魯迅在南京讀書期間，曾恭恭敬敬地手抄祖父的《恒訓》，然而對于“力戒煙酒” 這一條根本無法做到。從這個角度說，魯迅是一個孝子，但卻不是一個賢孫。

在1925年6月29日的信中，魯迅并且統計，“我到現在為止，真的醉只有一回半”。事實果然如此么？查魯迅日記，似乎不止此數。1912 年 7 月14 日：“下午偕銘伯、季市飲于廣和居，甚醉。”1912 年 8 月 1 日：“晚飲于廣和居，頗醉。”1913 年4 月 28 日：“晚稻孫來，季市呼飲于廣和居，小醉。”1921 年 5 月 27 日：“清晨攜工往西山碧云寺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經海甸停飲，大醉。”1925 年 4 月 11 日：“夜買酒并邀長虹、培良、有麟共飲，大醉。”哪怕以“大醉”為“真的醉” 之標準，也至少有兩回了。至于魯迅信中所說“一回半”是何含義，則頗不可解。

在此之后，魯迅日記中仍有不少醉酒記錄。 1927 年 10 月 23 日：“夜同許希林、孫君烈、孫春臺、三弟及廣平往近街散步，遂上新亞樓啜茗，春臺又買酒歸同飲，大醉。”1927 年 11 月 9 日：“夜食蟹飲酒，大醉。”1927 年 12 月 31 日：“晚李小峰及其夫人招飲于中有天，同席郁達夫、王映霞、林和清、林語堂及其夫人、章衣萍、吳曙天、董秋芳、三弟及廣平，飲后大醉，回寓歐吐。”1929 年 4 月 18 日：“夜飲酒醉。”1932 年 2 月 16 日：“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寶泰飲酒，頗醉。復往青蓮閣飲茗，邀一妓略來坐，與以一元。”1932 年 3 月 30 日：“下午王蘊如及三弟來，……遂留之夜飯。自飲酒太多，少頃頭痛，乃臥。”1934 年 12 月 29 日：“夜三弟來并贈案頭日歷一個，又為取得《春秋正義》一部十二本。略飲即醉臥。”按說魯迅的酒量不會太小，然而略飲即醉，可以看出這時他的身體狀況是大不如前了。

從這些記載看，魯迅醉酒大部分發生于和朋友的飯局上，在一片熱鬧和觥籌交錯中暢飲大醉，偶然也有在家宴上喝醉的。雖然醉酒造成身體不適，但是當時的心情是愉快的，可謂“陶醉”。不過在理智上，魯迅并不希望自己喝醉。1912 年 8 月17 日，“上午往池田醫院診，云已校可，且戒勿飲酒”。但魯迅并沒有長久地遵守醫囑。1913 年3 月2 日，“飲酒一巨碗而歸。……夜大飲茗，以飲酒多也，后當謹之”。此后他于短期內曾做到過在飯局上“不飲酒”或“略飲酒”，但是并沒有堅持太久。這是為什么呢？ 1925 年 6 月 2 日，他去信許廣平，提到“其實我并不很喝酒，飲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現在也還是不喝的時候多，只要沒有人勸喝”——將自己喝酒歸因于他人的勸酒，或許恰恰證明了魯迅在此事上原則本來就不夠堅定。魯迅固然多次在家人朋友面前現出醉態，但他并不希望留給世人一個醉鬼形象。以是， 1928 年春，針對馮乃超說自己“醉眼陶然”，魯迅憤然久之，連續撰文譏刺。

除了“陶醉”的飲酒體驗，魯迅也間或用酒精“麻醉”自己。在兄弟失和后，他有時心緒惡劣，會一個人喝悶酒，如 1923 年 9 月 19 日，“夜半雷雨，不寐飲酒”，1924 年 2 月 6 日，“夜失眠，盡酒一瓶”。不幸的是，喝多了卻不醉，倍增痛苦。

通過梳理魯迅有關飲酒醉酒的記錄，除了可以幫助我們從一個側面——在飲食上的“任性” 和“自由主義”——了解魯迅的性格特征，同時也有助于我們對于魯迅文學創作中“酒”的理解。唯其因為魯迅自身有豐富的飲酒醉酒體驗，“酒” 才能在他作品中得到準確表現，發揮相當作用。這里順便說一下，有一種文學理論認為，作家可以憑借間接經驗寫作，并且其效果可以媲美直接經驗，譬如魯迅所翻譯的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一書中便說道：“有些小說家，似乎竟以為倘不是自己的直接經驗，便不能作為藝術品的材料。胡涂之至的謬見而已。設使如此，則為要描寫竊賊，作家便該自己去做賊，為要描寫害命，作家便該親手去殺人了。”事實上，廚川白村所說才是一種謬見，間接經驗固然可以“作為藝術品的材料”，但其效果和直接經驗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同一個作家，描寫某件事物，如果有過直接經驗，當然對他的描寫是有幫助的。至于作家為什么不去做賊和殺人，八個字可以解釋：“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因此，只有曹雪芹才能寫出《紅樓夢》，因為他有經歷。只有魯迅才能寫出“未莊”，因為他有經歷。魯迅的創作，大都來自“直接經驗” 的移植和拼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