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像村上春樹一樣面臨“高墻和雞蛋”的問題，米亞·科托必定是選擇雞蛋的那個人。莫桑比克作家的這一身份，是他向全世界的昭告。作為出生在莫桑比克的葡萄牙后裔，米亞·科托求學時期便是一位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和堅定的反殖民主義者，堅定支持莫桑比克脫離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并決意在這片非洲土地獨立后繼續扎根于此，承載著將非洲文化通過寫作向全世界傳遞的責任。

對國內讀者而言，2018年之前，米亞·科托是一個較陌生的名字。如今，借由中信大方引進出版的《夢游之地》《耶路撒冷》《母獅的懺悔》三部長篇小說，越來越多的讀者得以傾聽這個當代葡語文學中重要的聲音。當一個人的寫作被貼著濃重的政治意味標簽時，許多人會想象一種嚴肅、凝重的書寫，其實翻開他的小說，你感受到的只有清晰、詩意的故事講述。即使在許多評論者把他定義為“魔幻現實主義”作家時，他的故事從來沒有離開過非洲大地上真切發生著的事件，只是因為當傳統遭遇現代、當弱勢文化被強權肆意涂抹時，一切都顯得如此魔幻。

作為一位歐洲裔的非洲人、一位寫小說的生物學家、一位口語社會中的書寫者，米亞·科托坦誠自己的內心有很多的斷裂區域，但正是對這些裂隙的審視和探究，使他的寫作擁有了與眾不同的視角和力量。他也曾走過很多彎路。在譯者閔雪飛眼中，自1986年以來，米亞·科托的文學創作從僭越語言的邊界轉向了圓融純熟的敘事探索，從民族身份建構的象征表達轉入了對歷史的深入鉤沉。和許多作家一樣，他試圖深入人類共同的生存困境，將目光投向時間這個既有限也無垠的主題：“人類從未像當代這般生活富足。我們也從未如此強烈地感受到，現在的時間并不屬于我們。我們全都生活在一種當下之中，而這種當下過多地被它自身占據。這是一種不允許我們在場的現在。”

在這個全球化的村莊中，喧嘩者更加喧嘩，失語者繼續失語，這也許就是米亞·科托所謂“不允許我們在場的現在”，也是他生命中所不能承受之輕。他曾有個比喻：我們的存在就像卡拉OK的場景般展開，在其中模仿著他人的歌曲與唱詞。在這個始終在表演的村莊里，完全聽不到獨屬于我們的聲音。這不僅因為別人不肯聆聽我們，更因為我們已經丟掉了自己的聲音。而他所有的書寫，都是為了重新撿起這種聲音，站到開闊之地對著所有人歌唱，“在這里，沒有孤獨也沒有同情”。

“語言存在，構成了更為遼闊的文化宇宙。有人為了保衛瀕死的語言而斗爭。這種斗爭功德無量，不禁讓人想起我們生物學家挽救瀕危動植物的行為。但是，倘若其扎根的文化能保持活力，語言便可以被拯救。一如物種，唯有在其棲息地與自然進程得以保護的情況下，才能夠拯救。”

——米亞·科托

記者：14歲時，你就選擇用詩歌來描述這個世界。對當時的和如今的你來說，詩歌的意義在時間中似乎發生了嬗變。

米亞·科托：14歲時，我以為我可以用一首詩描述整個世界。而現在，我知道這世界的多元性，也知道了沒有一個詩人敢于理解這樣的無窮的多元性。詩人想要理解自己，并使用詩歌來更好地理解他與其他部分的關系。

記者：在大學時期學醫時，你親歷了莫桑比克從殖民地到獨立成為國家的過程，這是否對你形成了文學思考上的重大影響？你有很多小說作品是以這段時期為背景的。

米亞·科托：我17歲時參加了獨立戰爭。在今天看來，對我當時的決定可以這樣理解：那時或許有一點天真，認為一個新的政體可以立即為所有人帶來幸福。但在這個年少的決定里有一些我想保護的東西，一種獻身的精神，一種服務于一項慷慨的事業的愿望。這種想成為簡單和謙虛的人的愿望對我的寫作大有助益。我知道我是由那些讓我的生活與不同種族和文化的人們創造的紐帶組成的。

記者：對世人來說，大部分非洲國家仍處在積貧積弱的狀態中，也有研究者認為，如果說今日世界還有哪種文學是孕育在災難和希望之中，那一定是非洲文學，這使得非洲文學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中是不可或缺的獨特構成。

米亞·科托：非洲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因為非洲人也是人類。如果非洲文學處于邊緣，被人遺忘是因為政治的原因，也是因為至今仍然存在的對于非洲的極大偏見。非洲文學并不只有傷痛和希望，它與其他文學一樣多元。如今，很多非洲作家通過他們的作品推動世界，這是一件令人感到幸福的事情。在這里，沒有孤獨也沒有同情。只有不同大陸文學之間的豐富交流。

記者：就非洲文學本身而言，其實也擁有很豐富的構成，其中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有沃萊·索因卡、阿契貝、提安哥等非洲本土作家，但在普通讀者的印象中，或者說某種“偏見”中，非洲文學總是在“伸張一種主見”，熱切地希望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一方面與世界文學格局本身就向歐美傾斜有關，另一方面是否也是一種誤讀的態度？你對這種誤解如何看待？

米亞·科托：這個問題，我在上一部分已經給出了一些答案。非洲作家，事實上，想聲明的，是他的尊嚴。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想僅僅以一位作家的身份被接受。他們屬于世界，而非僅僅屬于非洲。當我們提到其他的作家，如莎士比亞、米格爾·德·塞萬提斯，當說到他們時，我們想到的是他們聞名世界的文學作品。因此，作為非洲作家，也希望被看作為這些作品的一部分。當某人被看作是非洲的代表，就好像只有非洲只有一面，這是一種誤解。非洲是一個無限的概念，而作家想要創造一個獨屬于自己的世界。

記者：在阿契貝的作品中曾提出一個觀點：一個文明凋落的真正原因，不是單純來自外力的打擊，更是從文明內部的撕裂開始。這一點在所謂的“后殖民時期”似乎得到了更加清晰的驗證，也在你的作品中似乎有所影射。對你而言，這種位于文明內部的撕裂所產生的原因是什么？

米亞·科托：我們所有人都是這種衰落的原因，把一個民族、一項制度，一種創造的凋落僅僅歸為外部原因是錯誤的。文學（不僅僅是阿契貝）教給我們一件事情，那就是最大的敵人通常在我們中間。在非洲后殖民主義時期，政客們在演講中總是將此歸于之前的殖民者。這種言論有一部分是對的，因為殖民給非洲國家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但這也體現了新一代非洲精英的不負責任。

記者：非洲文化的特殊之處在于很多國家的文明缺少系統化的文字，而是依靠口口相傳，這并不利于文明的傳承，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似乎也塑造了充滿音韻、節奏感的口語體系。某方面來說，他們的語言是充滿詩意的、承載著文化的特殊口語體系。這是否也是你在近年來的寫作中將當地口語融入葡語創作的原因之一？

米亞·科托：從我創作我的第一本書開始，我始終認為口頭表達是一個豐富的源頭。我始終認為自己應該奮戰在口語和書面語的邊界，并在這兩個世界之間進行旅行和交流。口頭表達并非因為文字的缺失才會存在。它是另一種感知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口頭表達創造了詩歌和隱喻性的思維。這些可以豐富寫作，如果沒有這些，寫作將會變得冰冷而灰暗。口頭表達并不是那些所謂的“原始人”的貢獻，所有人都生活在口頭表達的世界，在我們依靠口頭表達的童年，所有人都有一個家園。

記者：在你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將來的人們需要學會兩種語言：用于日常表述和交流的語言和處理“看不見的日常和夢境”的語言，也可以說是讓我們存世的語言，和讓我們出離這個世界的語言。這讓我想到中國古代關于莊周夢蝶的故事。

米亞·科托：一種與我們自身存世的語言不相聯系的關系是讓我們保持和世界非直接聯系的重要紐帶。我們所說的現實有多個層面構成。一些層面可以被理解為“存世的語言”，但也有一些只有在我們與詩歌保持密切聯系時才會看到，它教會我們這樣詩意的世界是屬于詩人和孩子們的。

記者：你曾坦言自己的寫作受到巴西作家吉馬良斯·羅薩的影響，在語言上，他所呈現的復雜性和探索性令許多讀者望而卻步，這一點在你的寫作中卻很不一樣——在糅合不同語言體系，甚至是口語和書面語體系時，我們在你作品中看到的是盡量簡潔、清晰、充滿詩性和易讀、易感受的文字，有一種不經意的刻意。

米亞·科托：我同意。我的追求是多樣化的。吉馬良斯·羅薩是一位巴西作家，他在語言上貢獻了一個國家。他在一個創造出的世界里，創立了自己的語言，他創造的世界叫做“sertao”,這不是一個地理上存在的國家，而是一個文學上的創造。而于我而言，需要懂得，莫桑比克與巴西不同，這里有25種不同的非洲語言，這些語言用自己的方式與官方語言葡萄牙語共存，在這樣一個語言共存的條件下，有交流、借用和創造，這些是我的原材料。

記者：在新近引進中國出版的你的《母獅的懺悔》中，可以說是為一群“發不出自己聲音”的女性說話，雖然發出的是屬于莫桑比克女性的聲音，但引起的卻是世界范圍關于女性主義的共鳴，對你而言，為何這種也許是“微弱的呼喚”如此重要？通過這部作品，你希望喚醒的是什么？

米亞·科托：這本書是我作為生物學家在莫桑比克北部偏遠地區工作的時候寫的。在那個村子里，獅子開始襲擊人類，在4個月中，獅子吃了26個人，其中25個人是女性。我了解那個社會，也認識那些被野獸吞掉的人中的一些。我想文學寫作是唯一一種處理這樣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現象的方式。我知道有具體原因來解釋為什么絕大多數的受害者都是女性。但我想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些東西。事實上，這些女人的世界是被一些盜取他們尊嚴和幸福的某些東西吞噬了。因此才有了這本書。

記者：作為葡語作家，在談及你的作品時很容易讓人聯系到身份認同的問題——我們知道你出生、成長在莫桑比克，但是你的血脈和種族也許距離他們并不近，觀察和寫作的視角也并不一樣。關于這一問題，在許多作家筆下，比如庫切的筆下也曾有所表述。你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米亞·科托：是的，我的血脈來自歐洲，是一位歐洲裔的非洲人。但在我的內心有很多的斷裂區域，比如，我是一位寫小說的科學家。是在這樣一個宗教社會的無神論者。是一個以口頭語為主的社會的書寫者。這種從屬于不同世界的關系并不是一出戲。我將此看作一種特權。我是邊界的創造者，我可以在不出離自身的情況下到訪不同的世界。在這樣的旅途中我懂得了這樣的不同。但是其中的相似無疑是更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