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是一個不長也不短的時間，如何認識、評價這40年的中國文學，作家如何表達這40年里人的生活處境，是一個既復雜又現實的問題。但在今天的文學研究的譜系里，最迫近、最當下的經驗往往最復雜、最難書寫，也最不值錢。小說、影視界重歷史題材過于重現實題材，學術界也重古典過于重當代。厚古薄今的學術傳統一直都在。也不奇怪，當下的經驗蕪雜、龐大，未經時間淘洗，對它的書寫，多數是不會留下痕跡的。

但我覺得，以下幾點值得強調。

一、寫作要有當代意識。真正有價值的寫作，無論是取何種題材，都必須思考“現在”。沒有人有權利蔑視“現在”。持守這個立場，就是一個作家的擔當。波德萊爾曾經把能夠描繪現代生活的畫家稱之為英雄。確實，沒有對當下、瞬間、此時、偶然的敏感，所謂的永恒，可能就是空洞的。所以，好的作家都是直面和思考“現在”的，當然也包括好的批評家、學者，同樣有一個如何思考“現在”的問題。當年胡適說自己的思想受赫胥黎和杜威影響最大，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則教他“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我想，正是這“顧到當前”的現實感，使胡適成了那個時期中國思想界一個敏銳的觸角。錢穆說晚清以來中國文化的衰敗，很大原因在于文化成了紙上的文化；而春秋戰國時期，能迎來思想的黃金時代，得益于那時的思想有巨大的“現實感”，而不僅流于回憶和空談。

切近現實問題，切近當下，永遠是新思想和新藝術的源泉。就此而言，作家急需重塑現實感，甚至建立起一種“現在”本體論，以通過思考“現在”來展示自己的寫作態度。

一個對“現在”沒有態度的作家，很難贏得世人的尊重。而身處“現在”，如何才能處理好如此迫近、蕪雜的當下經驗，最為考驗一個作家的寫作能力。盡管人的主體性可能得用一生來建構，人是什么，只有他所經歷的事、走過的路才能說清楚。但文學作為時間的藝術，正是因為意識到了“現在”的綿延之于一個人的重要意義，人類才得以更好地理解在歷史的某個特定時刻自己是什么。福柯說：“或許，一切哲學問題中最確定無疑的是現時代的問題，是此時此刻我們是什么的問題。”文學也是如此。不少人都已經意識到，今日的文學略顯蒼老，尤其是新起的網絡文學，雖然是在新的介質上寫作，但很多作家在骨子里的觀念卻是陳舊的，甚至是暮氣重重的，說白了，其實就是少了一點少年意識、青年意識，少了一點反抗精神和創造精神。五四前后的先賢之所以精神勃發，就在于梁啟超、陳獨秀、魯迅、胡適、郭沫若等人，內心都充滿著對青春中國的召喚，他們當年反復思考的正是今天的我們是什么、中國是什么的問題。今天的作家要處理好這么復雜、豐富的當下經驗（對于歷史的長河而言，40年也不過就是當下、就是現在），更要有一種當代意識，有一種直面“現在”的勇氣。

二、寫作是對時間的重新理解。從時間的意義上說，這40年的中國經驗作為一個重要的寫作主題，不僅是歷時性的不是一種經驗死去，另外一種經驗生長出來，而有可能是幾種完全不同的經驗疊加在一起、并置在一起。認識到這些經驗的復雜構成，生活才會有縱深感，文學的書寫才不會表面化、淺薄化。

這令我想起本雅明的一個觀點，他認為時間是一個結構性的概念，時間不完全是線性的，而可能是空間的并置關系。如果只理解線性時間，而忘記了時間的空間性，可能很難理解今天這個多維度的中國。只有一種平面的視角，就會錯以為生活只有一種樣子、一種變化的邏輯；多種視角下的生活，才會顯露出生活在多種力量糾纏和斗爭中的真實狀態。

僅僅把時間、空間理解成是一個物理學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存在，寫作就還沒有觸及本質。文學的時間與空間，它除了是物理學、社會學的，也還是審美、想象、藝術的，當然也是精神性的。這種關于多維度的時間、空間的重新思考，會使我們對中國文學這40年的發展有新的理解，而不會簡單地以為我們只是在經歷一種進程，一種節奏，還會看到另外一些之前不為我們所知的、被遮蔽的東西。

意識到了時間的空間性，才能真正寫出生活的豐富、疑難和人的復雜、多義。所謂時間的空間性，一方面是同一時間里可能疊加著不同空間的生活。比如在深圳這座城市，因為聚集著來自五湖四海的寫作者，所以這些年活躍著都市文學、鄉土小說、網絡寫作、打工文學等多種類型。這幾種寫作所呈現的空間是各自運行又彼此疊加的，它的背后都是作家生活記憶和現實體驗的反映，都代表著深圳這座城市真實的一面。或許有人會認為，打工文學這種有新質的寫作才堪稱為深圳的精神標記，但都市文學，寫高科技和智能生物的作品不也代表著深圳？寫鄉土記憶在城市所面臨的沖擊和裂變，不也是很多深圳人正在經歷的現實？這就是同一時間里的空間疊加。另一方面，是在同一空間里經歷和體驗著不同的時間。比如在我老家，一個村莊里，1999年才通電，一通電沒幾天，電話、電視機、錄像機、電飯煲、冰箱幾乎就同時出現在了一些農民家里，而我們知道，電話、電視機、錄像機分別是跨度好幾十年、是完全不同時間段的電子產品，可我老家的人有可能在幾天之內就體驗了一遍。我們村2005年才通公路，路通了以后，幾乎一夜之間村里就有了自行車、三輪車、摩托車、農用車、小汽車，甚至也不乏豪車，這對一些長居村里的農民而言，是非常魔幻的現實。而像我父母這代人，有那么幾年時間，他們迅速經歷了從辛苦種地交糧，到種地免農業稅，再到不種地了也能按農田面積拿農業補貼，這些都是超越他們想象力的生活。

看起來，我們同處一個時空，其實在同一時間里疊加著不同的空間，在同一空間里又經歷著不同的時間。這是中國這幾十年來的生活常態。我們該如何面對它、書寫它？作家的觀察視角一定要寬闊、全面，才能真正公正地理解所謂的生活。單一的書寫和判斷可能都是片面的。當代作家應該少一點武斷，多一點猶疑、兩難、復雜的理解力，在都市文學外也看到打工文學，在打工文學里既看到各種層面的工人的艱苦掙扎，也看到他們奮斗的喜悅或扎根于一座城市之后的踏實感，看到生活的各種面相，再思索生活背后所潛藏的，這才是一個真正理解了生活、理解了時間的作家。

三、作家是創造時間的人。作家既是書寫時間的人，也是改變、創造時間的人。當他意識到時間的某種空間性，當他試圖書寫時間當中某一種被遮蔽的或者不為我們所知的部分的時候，他其實是改變了時間，這意味著，他把現在這個時間和另外一種時間形態，或者和我們經常說的永恒的事物聯系在了一起，和真正的歷史聯系在了一起。

改革開放40年不僅是我們經歷的日子和現實，它最終的面貌如何，后來者會如何認識和理解我們的時代，其實也有賴于作家的藝術創造。書寫這40年，其實也是在想象的層面重新創造這40年。過去了的現實無法復現，惟有藝術的現實可以長存。明清時代的日常生活已無法重現，但借由《金瓶梅》《紅樓夢》的藝術創造，我們可以看見那個時代的生活場景和生活細節；辛亥革命前后的人與事已經過去，但要了解那個時期某個階層的人的精神面貌，只能通過魯迅等人的小說，實實在在地知道像祥林嫂、閏土、阿Q這些人是如何生活，又如何思想的。這就是寫作的意義，一種看起來虛構、想象的創造，但可以記錄和還原一段真實的生活，重塑一群真實的人。

而這一切努力，其實都是為了建構一個有意義的“現在”。

只有一種“現在”，這個“現在”就是日常性的、物理的、平面的；發現很多種“現在”交織、疊加在一起，并進行多聲部的對話，“現在”就會獲得一種內在的精神品質。這個坐標的建立，對于確證我們是誰、中國是什么，意義重大。當代文學中何以充滿陳舊的寫作，甚至很好的寫作者可以多年在帝王將相的故事中流連忘返，就因為沒有“現在”的視角，更沒有來自“現在”的負重我們是什么，我們面臨著怎樣的精神難題，我們如何在一種無意義的碎片中迷失自己，我們又如何獲得一種生活的喜悅或生存的希望，這些問題在寫作中都得不到有效的回答。現實如此喧囂，精神常常是靜默的；作家時常為歷史而哀慟，惟獨對“現在”是不動心的。“時間總是不間斷地分岔為無數個未來”，這種景象在當代文學中并不常見，時間似乎喪失了未來的維度，只是用來回望的；作家正在喪失面對“現在”的勇氣和激情，此時的經驗也正在被蔑視。

如果說當代文學還存在不少蒼老和暮氣，我想，多半由此而來。而我更愿意看到思考“現在”、書寫“今天”的寫作，渴望從“現在”的瞬間看到自己的過去和未來。也只有這樣的寫作，才是時間的寫作，也是超越了時間甚至創造了時間的寫作。

（根據2018年11月28日在中國文學博鰲論壇上的專題發言錄音整理、改寫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