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中國的敘事學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限于篇幅，本文只討論以小說為核心的文學敘事學）。綜觀40余年來的發展歷程，中國敘事學研究大致可分為介紹運用結構主義理論的成果、關注中國文學敘事特色、對話交鋒西方敘事學理論、努力建構中國敘事學派等四個階段。

介紹運用結構主義理論的成果

敘事學是結構主義的標志性成果。改革開放以后，結構主義和新批評、接受美學一道，成為學界關注的對象。

1980年，袁可嘉翻譯了羅蘭·巴特的《結構主義——一種活動》，結構主義與技巧的聯系成為引人注目的焦點。1984—1985年，《外國文學報道》對法國敘事學研究的成果進行了集中報道，羅蘭·巴特的《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格雷瑪斯的《敘述信息》、托多洛夫的《敘事作為話語》、熱奈特的《敘事的界限》等敘事學研究經典文章都被翻譯過來。

對中國學術界影響更大的是詹姆遜1985年9—12月在北京大學的講學。在講學中，他介紹了普羅普的《民間故事形態學》，并運用格雷瑪斯的語義方陣理論來分析《聊齋志異》中的《鴝鵒》和《畫馬》，引起學界的持續關注。

對西方敘事學的介紹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末。王泰來等人編譯的《敘事美學》和張寅德編選的《敘述學研究》，從整體上呈現了西方結構主義敘事學的面貌。在了解西方敘事學的面貌之后，孟繁華《敘事的藝術》一書系統地介紹了結構主義敘事學，對敘事的視角、時間、語言等方面均設專題進行論述，并以中國作品為例證加以分析。

在對國外最新研究成果集中譯介的同時，中國理論界也逐漸嘗試運用結構主義敘事學的理論和方法展開具體研究，最常見的是聚焦某個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其中，分析西方作家作品的如邵旭東《開拓：挑戰面前的抉擇——論高爾斯華綏的敘事藝術》，分析中國古代作品的如孟昭連《〈紅樓夢〉的人物敘事觀點》，分析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的如吳曉東《魯迅小說的第一人稱敘事視角》等。同時，也出現了用敘事學方法來分析某一時期或某一類型小說的情況，如袁健《宋元話本與明清擬話本敘事體制之比較》、孟悅《視角問題與“五四”小說的現代化》等，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該書借鑒托多洛夫的敘事理論，依托中國文學傳統和晚清、“五四”的小說創作狀況，從敘事時間、敘事角度、敘事結構三個方面“把純形式的敘事學研究與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說社會學研究結合起來”。

關注中國文學敘事特色

1993年以后，隨著浦安迪的《明代小說四大奇書》《中國敘事學》以及趙毅衡的《苦惱的敘述者》出版，中國小說的敘事獨特性開始受到關注。林崗的《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和王彬的《紅樓夢敘事》，雖然還有些搬用西方敘事學的痕跡，但已明確指出中國的敘事學研究要重點關注古代小說。

楊義在借鑒西方敘事學方法完成《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之后，又從“道與技的雙構性思維”出發，沿著“還原—參照—貫通—融合”的思路，完成了特色鮮明的《中國敘事學》一書，試圖在和西方結構主義敘事學對比的基礎上，建立富有中國特色的敘事學理論。但由于當時很多學者對西方敘事學仍持有不同程度的盲從態度，楊義的學術努力雖然獲得了比較廣泛的認可，不過總體上看，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學界信從西方敘事學的趨勢，但他的嘗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推動了中國敘事學理論的建構和發展。

1999年，傅修延的《先秦敘事研究》出版。該書從中國敘事源頭出發，認為敘事背景的差異決定了敘事規律和敘事特點的差異。作者雖然討論的是先秦敘事，但其作用力卻是指向現在，將中國敘事學的建構落實到中國文學的源頭，進一步推動了中國敘事學的研究與發展。

對話西方敘事學理論

1998年，申丹的《小說敘述學與文體研究》出版。該書不像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那樣滿足于對西方敘事學的介紹，而是“本著求深、求實、創新的原則……與西方學者在較深的層次上展開了交鋒和對話”，對中國的敘事學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到21世紀初，中國學界雖然仍有不少人從事西方敘事學的譯介工作，但和80年代相比， 這一階段的譯介大體上和西方敘事學研究同步。這意味著，此時的譯介已不再局限于簡單的介紹，其深層目的是為了和西方展開有效對話。其中，影響最大的譯介項目是申丹主編的“未名譯庫”叢書，包括《新敘事學》《虛構的權威》《后現代敘事理論》《作為修辭的敘事》《解讀敘事》《當代敘事理論指南》等，西方敘事學界進入后經典敘事學階段后的發展情況在中國學界基本上能得到同步呈現。

同時，關于中國敘事特色的研究也不斷出現，張世君的《〈紅樓夢〉的空間敘事》、王平的《中國古代小說敘事研究》、趙炎秋等人的《明清敘事思想研究》等，都從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國敘事特點。對西方敘事學研究的同步關注，對中國小說敘事特色的探尋，為中西敘事學界的深度對話提供了條件。

這一階段，一個重要的事件是中國敘事學學會的成立。2004年，在漳州召開了全國首屆敘事學學術研討會，2007年在南昌召開了首屆敘事學國際會議暨第三屆全國敘事學研討會，此后，每兩年召開一次國際會議，到2017年上海外國語大學主辦的會議已經是第六屆敘事學國際會議暨第八屆全國敘事學研討會。這些學術會議為國內外敘事學學者的深度對話提供了平臺。

努力建構中國敘事學派

隨著敘事學研究的深入和中西學界交流的頻繁，國內敘事學界不僅實現了和西方學者的同步對話，而且在諸多方面展開研究，努力建構中國特色敘事學。側重理論建構方面的，如龍迪勇的空間敘事研究；側重跨文體的，如譚君強的詩歌敘事研究，從中國的詩歌傳統中尋找敘事元素；側重中西比較的，如張開焱從巫術轉化路徑的差異來探討中西神話；側重敘事倫理的，如江守義認為中國古典小說重視文本之外的作者倫理意圖，等等，都展示了中國敘事學研究的力度與深度。

在建構中國特色敘事學過程中，最值得關注的當數對中國敘事傳統的研究。中國敘事學界要想真正和西方平等對話，就不能依托西方的敘事理論來展開研究，而要挖掘中國獨特的敘事傳統。2008年，董乃斌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獲得立項，2012年，同名成果被列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出版；2015年，董乃斌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詩歌敘事傳統研究”獲得立項，2017年，董乃斌將自己的相關論文結集為《中國文學敘事傳統論稿》出版。

和董乃斌著重從古典文學出發來探尋中國敘事傳統不同的是，傅修延沿著早年在《先秦敘事研究》中的思路，著力探討中國敘事傳統的文化之根，2015年出版的《中國敘事學》從神話、器物、民間傳說、聽覺敘事等方面探討了中國敘事傳統形成的獨特文化背景。結合近些年的“聽覺敘事”研究成果，傅修延越來越意識到中國敘事傳統和西方敘事傳統的差異，研究的重點也開始向中西敘事傳統比較研究轉移。

需要說明的是，將敘事學40余年來的發展歷程分為四個階段，只是一個大致的劃分，后一個階段中仍然有前一個或幾個階段主要內容的延續。四個階段的劃分，顯示出敘事學經過40余年的發展，已經基本擺脫西方敘事學的束縛，正逐步展現中國敘事學研究的特色與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