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12月舉行的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表彰的100名“改革先鋒”稱號獲得者中作家只有兩位,一是路遙,一是蔣子龍。路遙已經去世,蔣子龍作為“改革文學”的創始者,是名單中唯一健在的作家。

農家小子、產業工人、海軍繪圖戰士……如此多的經歷,會如何影響這位貼有“改革文學”標簽的作家?回顧蔣子龍的文學生涯,幾乎每篇作品都會引起社會上的爭論與波動。作為“改革文學”的扛旗人物,蔣子龍坦言自己從未按照改革的定義去創作文學作品,“只有當‘改革’劇烈地搖蕩與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時,才能讓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創作之火,把虛構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實的生活旋律之中”。

>> 當過工農兵,曾是國營大廠的車間主任

滄州是蔣子龍的故鄉,14歲之前,蔣子龍都在滄州農村度過。“滄州以練武聞名于世,我們村有南北兩個練武的場子。可上學以后功課還不錯,曾經在全區會考中拿過第一名,這就調動起父親的野心了。他在村上做先生,也算是活得明白的那種農民。于是就想把我培養成材”。

蔣子龍回憶打小受到的文學熏陶,大概是上到小學四年級時,成了村里念故事的人。“每到晚上,二嬸家三間大北房里,炕上炕下全擠滿了熱心的聽眾。因為我能識文斷字,《三國》《水滸》《七俠五義》《三俠劍》《大八義》《濟公傳》等等,無論誰找到一本什么書,都貢獻到這個書場上來。”

初中畢業后,蔣子龍考入天津重型機器廠技工學校,1960年畢業后當了幾個月工人,又以天津全市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海軍制圖學校,成了一名軍人。正趕上北部灣戰爭,畢業后被分到了天津塘沽的海軍司令部制圖大隊,為越南制圖。很快蔣子龍便當上了組長,成了技術能手。對這段經歷,蔣子龍一直頗為珍惜,他曾在《自述人生》一書中寫道:“至今,我一想到中國軍艦的艦長們使用的海圖中有一些就是我繪的,心里還格外滋潤和欣慰,這種感覺是出版幾本著作甚或受到讀者好評都無法替代的。”

1965年,復員的蔣子龍回到天津重型機械廠。那時候,天津正處于上升勢頭,廠子也很紅火,是全國八大重機廠之一。廠長馮文彬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新名詞詞典》偉人欄里有他的照片和一整頁的說明。“工廠的規模宏偉巨大,條件是現代化的,比我參觀過的拖拉機制造學校強一百倍。真是歪打正著,我如魚得水,一頭扎進了技術里。”十年間,蔣子龍從最低一級的工人干起,憑借技術實力當上了生產工段長,不久又成了一個擁有一千三百多名員工的大車間主任。只是蔣子龍沒有意識到,正是這種工業生活,養育了他后來的文學筋骨。

從農村到城市,由城市進工廠,從工廠到部隊,蔣子龍經過三級跳把工農兵全干過來了。

生存環境稍一改善,蔣子龍文學的神經又癢癢了。在部隊,蔣子龍就常為文藝宣傳隊編寫節目,也常給報社投稿,可總是被退稿。

文宣隊一次偶然的“成功”,卻徹底改變了蔣子龍的文學態度。有次到一個村里去演出,當進行到蔣子龍創作的詩朗誦表演時,有的社員哭了出來,緊跟著臺上臺下一片唏噓。這個貧窮落后的小村子,幾經苦難,每個人有不同的遭遇,詩中人物的命運勾起他們的辛酸,借著演員的詩情把自己的委屈哭出來了。“社員的哭聲使我心里產生了一陣陣戰栗,想起了十多年前我趴在小油燈底下磕磕巴巴地讀那些閑書,而鄉親們聽得還是那樣有滋有味。我對文學的看法突然間改變了。寫作是和人的靈魂打交道。”

以前只將發表作為目的的蔣子龍解開了心結,他通宵寫了一篇散文,第二天寄給《光明日報》,很快就發表了。然后他的寫作越來越順暢,小說、散文、故事、通訊什么都寫,這些東西陸陸續續發表在了部隊報紙和地方報紙上。

>> “喬廠長”上任,改革文學成長不易

蔣子龍曾自我評價,自己閱歷豐富,見的世面多,這對創作很有幫助。“寫作本來就是想把自己變成一個與自己不同的人,尋找另一個自我,這需要調動自己的全部生活,當然生活越豐富就越好。”

1976年是蔣子龍命運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年。年初《人民文學》約稿,發表了他的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春天這篇小說卻成了大毒草,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批倒批臭”,工廠專為他組織了七千人的批斗大會,在被監督勞動時一個造反派用磚頭砸到蔣子龍臉上,險些讓他變成獨眼龍……可到了十二月份,他又重新被任命為代理車間主任。

蔣子龍攢足了力氣想好好干事,卻發現有圖紙沒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齊,可是機器設備年久失修,到處是毛病,等把機器修好了,人又不聽使喚……沒有自主權是蔣子龍作為企業中層管理者最大的困惑,想突破困局,卻沒有“尚方寶劍”。

1979年夏,《人民文學》編輯部派人到天津向蔣子龍道歉并約稿,要作者別記恨編輯部,再給他們寫稿,當時蔣子龍回答,“現在寫小說很難,但是發發牢騷可以。”《人民文學》編輯馬上點頭,“行,你就發牢騷。”

《喬廠長上任記》講述了十年動亂之后,某重型電機廠生產停頓,人心混亂,主人公喬光樸自愿放棄公司經理的美差,立下軍令狀,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從而扭轉工廠被動局面的故事。蔣子龍說:“那個年代改革開放沒有鋪開,我那個廠子是有代表性的,我的困惑就是這些企業都有的困惑,所以他才有代表性,有代表性才能引起共鳴。”

與“文革”結束后“傷痕文學”彌漫的哀怨情緒不同,《喬廠長上任記》更關注社會現實,揭示了改革開放大潮下都市工業群落的生存狀態,使其與老套的“工業文學”形成鮮明對照,因此被認為是中國改革文學的開山之作。盡管有評論認為,小說對人物復雜豐富的內心世界挖掘還不夠,也充滿了對數字和效率的崇拜,但“喬廠長”身上所洋溢的時代氣息依然讓人觸動。回憶往事,蔣子龍講起一個故事,“有一個很大的石化企業,新調來一個黨委書記,有人專門送給他一本1979年第七期《人民文學》,讓看這本書,然后按照這個書來整頓企業。”

可這部小說,也把蔣子龍牽進了文學的漩渦。因為受相關領導牽連,《喬廠長上任記》發表后,一家報紙連續發表了14個版的批判文章,一位作家在報紙上發表了聲討長文后,還帶著介紹信到工廠查蔣子龍的老底。直到1979年10月召開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前一周,《喬廠長上任記》終于被定性為“是香花,不能說是毒草；說有缺點,那也是有缺點的香花”。

都說性格決定命運,蔣子龍直率的性格、犀利的筆鋒,使他的作品在上世紀80年代一直飽受爭議:1980年的《開拓者》、1984年的《燕趙悲歌》、1986年的《收審記》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批判。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蛇神》也一樣“多災多難”。蔣子龍自己數過,自“文革”結束后的二十多年時間里,天津有五屆市里的領導點名批判或批評過他。

身處漩渦中心的他能坦然面對嗎?蔣子龍曾坦言,《機電局長的一天》挨批時他是真緊張過,對以后的諸多“點名”,卻逐漸有了抗藥性。說一點不生氣是假的,說精神上有多大壓力也是假的。“后來批得我性起,每當看到報刊上又發表了批我的文章,在下班的路上就買一瓶啤酒、五角錢火腿腸,當夜必須要拉出一個短篇小說,改好后抄清楚寄走。”

>> 創作高峰轉向,十年書寫農村變革

經歷了一場場文學討論與爭議的風雨,本已處于工業題材創作高峰期的蔣子龍卻又遇到了一個坎,他的創作瓶頸期到來了,甚至自感“走投無路”。

他在《“重返工業題材”雜議——答陳國凱》一文中寫道:“我需要暫時與工業題材拉開點‘歷史的距離’,對工業生活及自身進行一番感悟、自省和玩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現實的變化,“1983年,城市改革逐漸起步,大工業的改革不同于農村的分田到戶。我所熟悉的工廠生活會變成什么樣子?無法預測,沒有把握,沒有自信。與其勉強地拙劣地表達,不如知趣地沉默；另一方面則源于他對工業文明理解的加深,很多問題困擾著他,不知該創作怎樣的‘工業人物’”。

1997年,蟄伏許久的蔣子龍投入到了歷時11年、被認為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農民帝國》的書寫當中。

“我的童年是在農村度過的,而童年會影響乃至決定人的一生。”盡管已經在城市里生活了半個多世紀,蔣子龍一直覺得自己骨子里是個農民。每天看天氣預報時,腦子里總是先想到對農村的影響,很自然地和莊稼的生長聯系起來,眼下是什么季節,地里缺不缺雨?因此,一直視現實主義為創作根本的蔣子龍,認為自己應該寫一部關于農民小說。

《農民帝國》以改革初期一個普通的小村落——郭家店的發展變化為藍本,以郭存先等一批人的成長經歷為線索,描寫了農民在改革大潮中跌宕起伏的生活。村子坐落于華北平原海浸區大東洼,用小說中的話說:“平常能吃糠咽菜算是好飯,最出名的是村里的光棍兒特別多。”如此貧窮落后的郭家店,居然奇跡般成了舉國聞名的樣板村,依仗著的正是郭存先這樣一個帶頭人。只是,蔣子龍的筆觸從來都是現實的,他不會將主人公簡單設定為高大上的正面形象,從貧窮到暴富到跌落,在不動聲色的描述中,作者剖析了郭存先的人性蛻變,令人唏噓令人回味。

為了寫《農民帝國》,蔣子龍去農村待了很長時間,因為他表示這部小說寫得并不順暢,常常有想放棄的時刻,主要是卡在對農村生活的認識上。所以他有意讓自己重新變回一個農村人,廣東、河南、山東、天津的農村,都留下了蔣子龍的足跡。

已出版了近百部書、包括14卷文集的蔣子龍一直對創作充滿激情,面對“到底是享受文學,還是在文學中享受自己”的提問,蔣子龍說:“經歷了這種種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考驗,包括自我沖突,仍有責任感,連我自己都覺得是一種生命的奇跡。老挨打老也被打不死,就證明有著特殊的生命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