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8年距瑪麗·雪萊發(fā)表《弗蘭肯斯坦》開現代科幻先河恰好200年，而隨著在21世紀頭20年即將在眾聲喧嘩中緩緩逝去，那些大膽猜測今日世界的偉大科幻小說中的驚世駭俗想象紛紛落空。在一個相較于幻想來說顯得略微匱乏的現實世界，科幻或者幻想文學何為？在一個尚需填補的未來時中，如何看待當下，如何預測和想象未來？或者，會不會有一篇關于科幻小說在未來消亡的科幻小說？

除了對科幻時間設定的焦慮，還有對科幻這一概念本身的焦慮。不少人樂于從一篇科幻是否符合我們所知的科學規(guī)律，是否展現了足夠高深的科學概念來判斷科幻文學的價值。這一系列焦慮搭建了許多條條框框，為科幻文學劃定了“安全區(qū)”，“安全區(qū)”之外的“科幻文學”則將被逐出“正統”。

讀到托馬斯·奧爾德·赫維爾特《雷沙革村的讀墨人》時，我覺得該書恰好處于“安全區(qū)”邊緣。首篇即是作者斬獲第73屆雨果獎“最佳短中篇”的《那天，天地翻了個個兒》。小說以戀情失意的男孩托比向戀人蘇菲訴說衷腸的口吻，描述了“那天”上午10點15分發(fā)生了“天地翻轉”后世界陷入混亂的場景。作者以細膩、詼諧的筆調描繪處于這一難以解釋的災難中的人與事，而托比真摯、深情的“戀人絮語”貫穿全文，賦予小說一種意識流的色彩。小說寫到了“世界末日”，卻并未特意強調敘事時間，即便作品里出現了類似“臉書”等時代標志，作者也無意用它們去標示過去、當下或未來的某個時間。小說的寫作隨性跳躍，個人情感恣肆流溢，最后還有一段類似《尤利西斯》結尾部分的無標點獨白，是頗具感染力的內聚焦幻想寫作。這篇作品令人想到尼爾·蓋曼的《如何在派對上搭訕女孩》，兩篇都采用了內聚焦，都極具浪漫詩意，兩個觸動人心的愛情故事褪去科幻設定后，仍能夠引起人們的共鳴。那么試想，既然它們脫離了科幻設定也沒關系，這會成為它們處于“定義邊緣”而應被逐出“科幻正統”的理由嗎？非也。

首先也是最顯著的，相較于主流科幻文學對宏大敘事和全人類命運的密切關注，作者清楚地捕捉到了往往被忽略的個體敘事和個體命運的真相。個人作為人類歷史當中的微小單位，所能反映的時代真相或圖景是有限的，這個限度就是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聯系，這種聯系始終處于穩(wěn)定的、極緩慢的變化發(fā)展之中，化約為看似老生常談卻亙古常新的親情、愛情、友情等主題，這些主題才真正地構成一個人的“世界”。因此，對于個人來說，“世界末日”不一定就是滅頂之災降臨在全人類身上的那一天，它往往已經來臨而難以被察覺，可能就是個人生命中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被公司解雇，申請被拒，或者《那天，天地翻了個個兒》中托比的失戀。觀照到與“世界末日”不一定同步的“個人末日”，溫柔地觸碰超越時空、古今共通的人類情感，是這類科幻小說的價值。小說透過科幻設定和詩性語言傳遞出了一個好故事，這才是“重點所在”。

其次，赫維爾特作品的閃光點就在于不斷地探索新形式和新元素，以更靈巧地傳達故事。《背景》里父親所說的一句話，也許從側面表現出赫維爾特的故事掌控能力從何而來：“每個故事的結局是好還是壞，都看你什么時候讓它停下來?！庇每柧S諾在《新千年文學備忘錄》里的話來表述，赫維爾特把控著敘事的速度，調控著語言的輕重，他知道自己要說什么故事，要在什么位置畫上一個休止符，講述期間要往故事里添加什么調味料。除了《那天，天地翻了個個兒》中的意識流獨白，小說《雷沙革村的讀墨人》對東方元素的采納和運用更為亮眼。故事發(fā)生在泰國清邁的水燈節(jié)上，作者對當地風土人情、宗教信仰的理解令人驚訝，擺脫了以往西方世界的“東方主義”作品那種矯揉造作的怪異感，而是準確把握了東方宗教大生態(tài)中的神秘性、混雜性、功利性，以及亞洲作家才能體認到的本土面貌，是難能可貴的。

赫維爾特的作品里一直保有對人的深刻、細膩的理解和同情。小說集結尾一篇《無影男孩》是讓人動容的溫情小說，寫出兩個“異類”相互理解、擁抱取暖的質樸友誼，傳達出他們與常人無異的情感需求，以及作為異類為滿足這些卑微的情感需求所要付出的巨大代價。在《那天，天地翻了個個兒》里，赫維爾特關注到現代人孤立、易碎的情感狀態(tài)，在溫柔憂傷的筆調中摻雜了男主人公所體會到的“世界末日”來臨之際在極易被自己忽略的周圍世界里所感受到的溫情，為小說增添了撫慰人心的力量。

對于“類型文學”，到底是重“類型”，還是重“文學”？我們需要為“類型文學”劃分楚河漢界嗎？對于作家和讀者來說，他們所需要的首先是一個好故事。讀者從赫維爾特多變的創(chuàng)作風格，以及他講述的豐滿、靈動的故事中感悟到他勇于嘗試、探索的開拓精神，這種開拓精神是前代科幻作家們留下的精神遺產。一部好的科幻作品和所有好的文學作品一樣要忠實地反映現實，準確地把握現實中的人性，就算這個“現實”尚未發(fā)生。對于今天的科幻文學來說，如果意識到了開篇所講的時間焦慮和類型文學焦慮，就應該試著停止將自我定義和從傳統文學中異化、分離的過程，從文學的共性中尋求自身的位置，把握“重點所在”，厘清形式和內容、類型和文學、設定和故事的關系，不單單是對未來的人類或人類的未來“負責”，更要為當下的人類，即同時代的讀者們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