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四十年前，中國做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這才有了如今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與人民的幸福生活。

也正是在四十年前，中國詩歌與中國社會一樣，終于等來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新詩“歸來”。

時間是最公正的，時間將清算歷史的錯誤，并調整社會行進的方向。“文革”動亂的結束，意味著新的時間的開始。百廢待興，首先是受到錯誤待遇的生者和死者昭雪平反。被迫的流亡者和逃亡者的歸來，是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包括中國的詩歌）最為動人的一道風景。

在長達數十年的先后的離散之后，人們哀悼無辜的死者，慶幸自己還能看到天空晴朗的一天。盡管帶著心靈和肉體的累累傷痕，但還是真情地感謝著重新開始的時間。

艾青的復出是這批歸來者中最具象征意義的一個事件。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艾青的《紅旗》。這首詩新意不多，但體現了艾青一貫的清新明朗的風格。

而它的出現，這一事實所傳達的意義，也許都超過了詩的本身。至少在艾青這里，它表達的是，盡管歷盡折磨，作為詩人，心依舊，詩也依舊。而對于中國詩歌界，則是一生響亮的宣告，中國終于又有了詩歌！

艾青為他復出之后的第一本詩集取名《歸來的歌》。這名字有很強的歷史感，概括了整整一代中國詩人的命運。

詩人擦干身上的血淚和污穢，在新的時間里講述災難歲月的往事：講一條活生生的魚怎樣變成了化石；講一棵樹怎樣被奇異的峰吹到了懸崖邊上；講滴血的趾爪在水泥墻上留下血淋淋溝壑的華南虎。

在這些帶著憤怒的含淚的敘述中，我們發現了一直受到忽視和否定的久違的“個人”，個人的命運因苦難的敘述而得到呈現。

在中國新詩的歷史中，“個人”（更多的時候被指稱為“個人主義”）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話題，它是一種與“集體”相對里的存在。前者總是渺小的和罪惡的，而后者總是偉大的和崇高的。理論肯定后者而貶抑前者，于是形成了中國詩中長時間的“往我”或“無我”的狀態。

詩歌的“歸來”首先是“個人”的歸來，特定時期的社會悲劇引發了普通人的命運滄桑的感慨。控訴和批判殘暴的結果，無意間卻突顯了對于個體生命的關注和尊重。當然這種關注和尊重并未超越社會譴責的層面。

但不論如何，這是歸來者對于中國新詩史的意外的貢獻。中國的詩人終于有機會以社會的失序和異常為背景來談論一己之悲歡了。我們因詩人的敘述而認識了中國歷史的重負，以及底層的無助與受難。

詩到底是立足于個人的情感體驗，只有對于生命過程的真實體悟，方可抵達眾生。歸來的詩不僅讓我們認識了詩人的蒙難，而且通過它還深刻地認識了中國社會的痼疾。

動亂結束，人們面對久違的一切感慨唏噓，有一種夢一般的被埋葬的感覺。老友相對，彼此打趣是“出土文物”。“歸來”的詩意對掩埋和發掘的主題非常敏感，除了被掩埋的化石，還有鉆石：一種對于失去的歲月的懷念，一種是對于頑強的生命的贊賞。

世事的變遷常有異兆，那年華北某地常林鄉民種地發現巨大的鉆石，“常林鉆石”于是成為抒發被掩埋與重新發現的情感的媒介。

“不知道有多少億年/被深深地埋在蒂利/存在等于不存在/連希望都被窒息”。艾青的詩講發現者和被發現者一剎那的相遇：“兩種光相互對照/驚嘆對方的美麗。”

與此類同，貝殼和珍珠的意象也受到詩人的鐘愛。貝殼是離開大海的生命，寄托了這些幸存者被愛的記憶。而貝殼中那些柔軟的肉體，經歷過痛苦的磨礪，卻鑄就了閃光的珍珠。所以，蔡其矯說珍珠是“貝的創傷”，是“痛苦的結晶、海的淚”。

艾青寫《虎斑貝》，“在絕望的海底多少年/在萬頃波濤中打滾/一身是玉石的盔甲/保護著最易受傷的生命”。這些都是詩人對于生命的自我陳述。

是苦難的經歷給過去貧瘠的詩歌注入了這么多新鮮的元素。以往只被允許“樂觀向上”而顯得異常單調的詩歌因一下子涌進了這么多的悲愴和燦烈，而猛然變得空前地豐富起來。社會的動蕩，家庭的離散，命運的慘痛，諸多因素的融合，歸來的詩歌給中國詩歌帶來了意外的收獲，這就是變貧乏為富足。

這些在各個時期離散的詩人的聚合使被“極左”路線割斷了的新詩傳統得以恢復。寬容而公正的時間改正了歷史的歧誤，歸來的詩人回歸了、接續了新詩的“五四”傳統。歸來者的貢獻在于新詩的建設，他們的歸來終止了對于新詩無休止的破壞。

許多帶著累累傷痕的歸來者都滿懷希望地迎接了新的文藝復興的春天，包括在艱苦歲月中九死一生的穆丹。他們希望在新的歷史時期創作上有一個新的開端。陳敬容的詩句最能代表這批歸來者的不老的詩心：

怎能說我們就已經

老去？老去的

是時間，不是我們！

我們本該是時間的主人。

20世紀80年代是新詩偉大復興的年代。伴隨著新詩潮的崛起，也伴隨著更加激烈的“朦朧詩”大論戰，新詩進入了堪與“五四”相媲美的相對自由、寬松的建設時期。

這里所謂的建設，并不單指創作的繁榮，還有對于新詩歷史的延續和修復，以及大量的撥亂反正的工作。20世紀80年代最初兩年，《九葉集》和《白色花》兩部詩選的編輯出版，是最有建設性的事件。

《九葉集》的作者們鄭重重申詩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的理念，但又有他們一貫的強調的解釋：“這個現實生活既包括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重大題材，也包括生活在具體現實中人們的思想感情的大小波瀾，范圍是極為廣闊的，內容是極為豐富的；詩人不能滿足于表面現象的描繪，而更要寫出時代精神和本質來，同時又要力求個人情感和人民情感的溝通。”

作為一個詩歌群體，“九葉”詩人除了具有深厚的中國詩歌傳統之外，他們的西學基礎同樣深厚，特別是不同程度地具有鮮明的現代主義傾向。

20世紀40年代后半期，這些詩人在當時時尚的文學潮流中是一個異數，長期受壓制和歧視。時代走向清明，“九葉”在新時期的陽光下伸展著濃郁的春意。后來，他們作為現代詩的前輩，成為“朦朧詩”最有力的支持者。

集結在《白色花》旗幟下的詩人，是一批受到胡風影響并多少與之有聯系的詩人。他們也有自己的詩歌信仰和追求。他們努力把“詩和人聯系起來，把詩所體現的美學上的斗爭和人的社會職責和戰斗任務結合起來。”

他們強調詩人的自我意識：“詩的主人公正是詩人自己，詩人自己的性格在詩中必須堅定如磐石，彈躍如心臟，一切客觀素材都必須以此為基礎，以此為轉機，而后化為詩。”

這是一群和《九葉集》的詩人們藝術追求各有尊崇的詩人，他們因胡風一案的牽連，多少受了磨難，但他們代表了中國詩歌的正氣和良心，他們無愧于歷史。綠原在《白色花》序言的最后，說了如下沉痛的話：

本集題名《白色花》，系借自詩人阿垅一九四四年的一節詩句：

要開作一枝白色花——

因為我要這樣宣告，我們無罪，然后我們凋謝。

如果同意顏色的政治屬性不過是人為的，那么從科學的意義上說，白色正是把照在自己身上的陽光全部反射出來的一種顏色。作者們愿意借用這個素凈的名稱，來紀念過去的一段遭遇：我們曾經為詩而受難，然而我們無罪！

新時期醞釀著一場氣勢壯闊的詩復興。在這個高潮到來之前，這批滿身心傷痕累累的歸來者的劫后重逢，成為了動人心弦的前奏。

他們以動亂的慘烈時代中的個人血淚經歷，譜寫了中國新詩最真實的一頁。他們又以與“五四”新詩傳統對接的藝術經驗彌合了驚人的文化斷裂。

他們以自己的創作實績結束了由謊言和虛情充填的丑陋歷史。歸來者用血跡斑斑的腳印，畫出了中國新詩的一道希望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