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封長信《我懺悔》中，主人公以一個普通人自身的經歷和翻閱人類歷史和熟識者的歷史的感悟，坦陳他一輩子扛著的自己的過錯和全人類的過錯，陳述宗教裁判所、納粹集中營、大屠殺、佛朗哥凈化政策等造成的無法原諒的罪惡，通過對歐洲歷史的批評探究惡的本質。

1898年1月13日法國《震旦報》頭版刊登了左拉致總統的公開信《我控訴》，控告法國陸軍最高領導和軍事法庭制造了德雷福斯案，讓猶太籍軍官德雷福斯上尉蒙冤受辱，左拉在萬字長文中寫道：

“我只有一個目的，以人類的名義，讓陽光普照在備受折磨者身上，人們有權得到幸福，我的激烈抗議，只是我靈魂的呼聲”。

然而他的呼吁與批判并沒有引起人們的反思，屈辱與劫難仍在無數次重演，社會在二戰期間走入罪惡的深淵。一個多世紀以后的2011年，喬莫·卡夫雷筆下的人物阿德里亞寫就一封長信《我懺悔》，以一個普通人自身的經歷和翻閱人類歷史和熟識者的歷史的感悟，坦陳他一輩子扛著的自己的過錯和全人類的過錯，陳述宗教裁判所、納粹集中營、大屠殺、佛朗哥凈化政策等造成的無法原諒的罪惡，通過對歐洲歷史的批評來探究惡的本質，完成對靈魂的拷問，因為如果罪惡無需遭受懲罰，人類就不會有未來。

喬莫·卡夫雷，加泰羅尼亞語小說家，1974年開始從事小說寫作，在1980年的一部作品中，他首次大量使用音樂作為題材，此后這也成為他小說中的常見主題。目前，喬莫·卡夫雷已經出版過十部長篇小說，五個短篇集，三個文集，三部青少年小說和十多個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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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一把琴幾世的罪惡

《我懺悔》這部雄心勃勃的小說是西班牙作家喬莫·卡夫雷歷時8年打磨而成的匠心之作，被一些評論家追捧為加泰羅尼亞語文學中的《魔山》。全書厚達800多頁、近60萬字，分為7個部分59章，時空跨度大，縱橫歐洲上下600多年，情節復雜，人物眾多，就像一個復雜的混聯電路，其內多個故事同時展開，許多人物毫無交集，宛如并聯電路，互不牽制但共同前進，最終因為同一個線索或相同的主題而合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小說有兩條敘事線索，一條是人類集體歷史的大框架下阿德里亞的個人成長歷程，另一條是一把幾易其主、承載著幾代人故事的小提琴的歷史。阿德里亞1946年生于巴塞羅那的上層資產階級家庭，自幼天賦過人，博學多才，通曉13種語言，精通音律，擅長小提琴，但他一直是缺愛的孤獨之人，小時候得不到父母的疼愛，父親的意外身亡撬開他的恐懼之門，青年時期熱戀的女友薩拉的不告而別讓他意志消沉，佛朗哥的獨裁統治讓他壓抑得逃離，于是他深入研究哲學，在閱讀和音樂中尋求安慰。正是因為向歷史縱深挖掘，他發現了許多殘酷的真相和不為人知的罪惡，執著于思考的他一直覺得自己不可避免地背負著全人類的罪惡，只能依靠拉小提琴、欣賞戀人薩拉的畫作來完成自我救贖，但是對他來說“藝術是我的救贖，卻無法拯救全人類”。

書中的小提琴維亞爾與著名的小提琴“彌賽亞”一樣擁有悲壯凄美的故事。在這把小提琴身上我們看到了數個世紀里人類的罪惡：14、15世紀，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的宗教裁判所審判官尼古勞·埃梅里克以天主之名，為教會利益，用強硬手段主持宗教法庭，殘酷對待異教徒，書記官米克爾修士因為這些殘忍行為而感到良心不安，遁避于偏遠嚴寒的修道院，并撒下冷杉和楓樹的種子；兩百年后，意大利樂器尋木人亞基亞姆因行業沖突而殺人，避難到西班牙，不辭千辛萬苦找到廢棄的修道院旁的冷杉和楓樹，把珍貴的木材運回意大利；1764年制琴師把其中一段木材送給年輕的徒弟洛倫佐·斯托里奧尼，以徒弟放棄與女兒的戀愛為條件，幫助徒弟完成了這把成名杰作——斯托里奧尼小提琴；中間人維亞爾因在賣琴過程中賺取高額差價被發現，情急之下殺死了買琴人、法國小提琴家勒克萊爾，琴盒沾上鮮血；不堪忍受夢魘纏身的維亞爾把琴高價賣給比利時的阿爾坎家；進入20世紀后，猶太人阿爾帕茨的岳母從家道衰落的阿爾坎后代手里買下這把貨真價實的名琴，二戰爆發，阿爾帕茨一家被抓入集中營，小提琴落入黨衛隊的福格特醫生之手；巴塞羅那的古董商費利克斯以卑劣手段壓低價格購得小提琴，雖最終遭遇復仇而意外身亡，但陰差陽錯地把琴留給了他的兒子阿德里亞。小提琴的命運與阿德里亞的生活交織在一起，幾世的罪惡都壓在阿德里亞的身上，讓他飽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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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惡與秩序

漢娜·阿倫特說：“惡的問題將是戰后歐洲知識分子生活的基本問題。”二戰時期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和納粹的滅絕營讓學界不斷探究惡的本質，《奧斯維辛》的作者、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里斯曾說：

“歷史學應該致力于引導人們懂得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罪惡，還有什么比這個目的更為重要呢？倘若不能懂得為什么發生這樣的罪惡，你就不能環視這個世界，思考為什么它還會再次發生。”

惡的問題是作家喬莫·卡夫雷一直在探究的主題，在《我懺悔》中，他以阿德里亞的成長歷程為主軸，用小提琴的故事來串聯，以炭筆素描的方式描繪出人類經歷的幾個世紀的罪惡和陷入罪惡漩渦中的靈魂，幫助我們思考惡存在的原因以及罪惡可否得到救贖。

勞倫斯·里斯調查發現，在奧斯威辛犯下屠殺罪惡的人不是少數虐待狂或變態者，而是社會中普通的“好人”，他們當中不乏受過良好教育，擁有博士學位的社會精英；漢娜·阿倫特在研究審判艾希曼的案例之后得出“惡的平庸性”的結論。卡夫雷顯然同意他們的觀點，在小說中每個相對獨立但又相互映襯的故事里，邪惡普遍存在，它存在于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里，存在于17世紀尋木人的嫉妒之中，存在于對金錢、對美色、對藝術品的貪婪之中，存在于對某種執念的貪戀之中，存在于戰爭的硝煙炮火中，存在于為建立新秩序而屠殺的集中營中，存在于活體醫學實驗中，存在于反對政府的恐怖主義襲擊之中。這些惡不僅僅“存在壞人的意志里。沒有壞人，惡仍在我們心里蔓延了幾個世紀”，而且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卷入這些罪惡。因此，阿德里亞的摯友貝爾納特因癡迷寫作卻久不成功的挫敗感，為把阿德里亞的手稿據為己有而殺死阿德里亞的做法就是惡普遍存在個人心中的最好例證。

惡為何存在？卡夫雷借阿德里亞的研究《柳利、維柯與柏林》給出了他的答案：以建立或維護一個秩序的意志為由。雖然中世紀的神學家和哲學家柳利、18世紀的哲學家維柯與20世紀的以賽亞·柏林之間有諸多不同，但阿德里亞認為這三個人希望通過研究世界整理出一個秩序的意愿是一致的。與霍布斯認為的自由讓位于秩序所不同的是，歷史上許多時候，人類群體或個人以上帝之名、進步之名、未來之名等各種名義讓欲望強烈的支配性自由肆意擴大，以暴力手段維護舊秩序或建立新秩序，從而犯下各種罪惡，例如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官以上帝之名捍衛天主教正統秩序，對異端邪說一律殲滅；納粹德國以所謂進步之名建立新秩序，殘酷屠殺猶太人；1995年蒂莫西·詹姆斯·麥克維以反政府為由制造驚天大爆炸，殺死無辜之人；貝爾納特以需要阿德里亞的書稿來樹立著名作家聲譽為念而殺死了好友。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說，惡泯滅了思維，推翻了原來的合法秩序，把謬誤與惡意變成一個新的“正義”的基礎。

罪惡可以得到救贖嗎？卡夫雷筆下的阿德里亞認為“對罪人而言無可救贖，充其量只能獲得被害者的諒解。縱使擁有被害者的原諒，也不見得可以繼續生活。”每一個罪人必須承擔罪惡，承擔罪惡帶來的懲罰，最終才可能“設法睜著雙眼走入亡魂之地”。

奧斯維辛之后，歷史研究報告、博物館讓人們看到了惡的本質與平庸性，但每個普通人在罪惡之中經受的靈魂折磨與懺悔、“經歷的真實性”很難通過這些報告完全展現，必須“通過藝術傳遞，通過文學重現”，我想這就是喬莫·卡夫雷創作的意圖，讓每一個人在罪惡中端詳靈魂，完成自我的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