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莫言，他的系列演講、訪談、散落的作品后記、作品新版附言、打油詩，以及未曾轉化為紙質文本的網絡資訊和視頻，都是重要參考資料。這是2017年8月在巴西圣保羅一家書店內拍攝的由阿爾米頓·雷斯翻譯的莫言長篇小說《蛙》。新華社發（拉赫爾·帕特拉索攝）

從事當代文學研究，需要重視作家的文學思想研究。作家在創作文學作品的同時，發表了大量的言論和文字，講述自己對文學創作的思考和追求，對中外文學作品的閱讀和闡釋，展現了作家的“詩外功夫”。這些言論和文字不僅數量可觀，而且內容豐富，是我們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資源。可惜還沒有引起充分重視。一批重要作家，當下已經有傳記，有評傳，有年譜，但是把作家的“詩外功夫”作為研究對象的論著還鮮少出現。眾多的研究者，盯著一些研究成果已經很豐富的話題，在一個狹小的圈子里，互相重復，彼此疊加，找不到新的命題，然后又對許多重要的文學現象缺乏足夠的敏感認知。

以莫言為例。兩部三卷本《說吧，莫言》和《莫言心聲系列》，收錄了他的系列演講、訪談等，數量頗為可觀；《莫言王堯對話錄》對理解莫言的創作道路和文學思想甚有幫助；此外，還有散落的作品后記、作品新版附言、打油詩，以及未曾轉化為紙質文本的網絡資訊和視頻。這些都是解讀莫言的重要參考資料。對于這些如果照單全收，當屬“懶人哲學”，但目前更值得思考的是，我們對作家的“詩外功夫”關注不夠，用力甚少。

出現作家大量的創作談和相關閱讀史的寫作、對話、演講，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這是一個傳媒手段高度發達的時代。信息的過剩、嘈雜無序的喧囂，淹沒了真正有價值的聲音和文字，酒香也怕巷子深，即便作家可以甘于寂寞，遁身世外，但出版機構和相關部門也一定要拉著作家到處去談論文學的話題，簽售新的作品，用各種各樣的廣告和軟廣告制造出吸引眼球的動靜來。同時，在泥沙俱下的信息潮流中，媒體也需要真貨、干貨，需要借助名人效應增強自家在業界的競爭力，名家訪談是其中屢試不爽的制勝之道。

相當一批作家，從宗璞、王蒙、劉心武等老而彌堅、馳騁文壇超過一甲子的文壇老將，到莫言、賈平凹、王安憶、韓少功、余華、張煒等新時期文學的弄潮兒，他們的創作生命在中國現當代文壇上罕見的長久。他們的文學能量異常充沛，他們對文學創作、社會思考和自身定位的探索也在多個層面上展開。他們還趕上了中外文學交流對話頗為密集的一個階段，海內外的文學演講，成為他們與世界文學對話的重要方式。于是，越是到晚近，他們的創作與文論兩翼齊飛。幾乎每有新作，從作品后記到媒體訪談，一時間成為文壇焦點。除了自我闡釋，作家們也熱情地指點中外文壇，他們的作家作品分析，頗有風采。王安憶、格非、馬原、畢飛宇、閻連科等都進入高校任職，登壇授課，他們的講堂錄紛紛出版。王安憶著有《華麗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偵探推理小說，不僅讓王安憶感受到單純的閱讀快樂，還讓她在小說的敘事邏輯方面獲益匪淺。此外，殘雪對卡夫卡、博爾赫斯的解讀，邱華棟的中外作家閱讀筆記，非常可觀。張煒著有《楚辭筆記》《也說李白與杜甫》《陶淵明的遺產》，并且把對膠東半島道家養生文化的傳統寫入《獨藥師》等作品。方方的《到廬山看老別墅》《漢口的滄桑往事》以搖曳之筆解讀兩地的老建筑，相應的地標景觀也融入她的小說之中，比如《武昌城》。徐小斌在國家開放大學的課程平臺上講授西方美術家專題，是跨界出擊，這也是她小說創作中畫面、色彩與美術元素何以如此濃烈的一種證明。韓少功左創作、右翻譯，翻譯昆德拉作品的經歷加強了他小說創作中的思辨色彩和跨文體性特征，深化了他對語言與言語的辨析和對鮮活口語的推重。翻譯佩索阿，則對他寫作《山南水北》的心態和敘述產生微妙影響。年長的作家也不甘示弱，劉心武在電視節目上講《紅樓夢》，也關注北京的文化地標，作品有《鐘鼓樓》《四牌樓》。李國文有《樓外談紅》《中國文人的活法》《李國文說唐》等作品問世。王蒙更是身體力行，學英語學到可以用英文發表演講，讀老莊孔孟讀到可以在電視臺開專題講座，讀《紅樓夢》和李商隱，更是他的拿手好戲。馮驥才從關心天津地域的市井文化，寫出《神鞭》《三寸金蓮》，到關心和搶救天津的歷史建筑，再到在全國范圍內推進古村落古建筑保護，也有內在的理路……

作家們學養的增強和眼界的開闊，正是他們文學創作能夠持久進行的原因，也是他們“詩外功夫”的豐厚底蘊所在。尤為重要的是，與作家的創作相比較，他們的創作談、演講錄、思想隨筆，并非前者的附庸，而是都具有自己的獨立性，不僅是理解其創作的一種補充，很可能還是作家思想的一種拓展。尤其是當他們直面現實的社會生活發言的時候。

莫言提出的“哪些人是有罪的”的命題，近來在微信朋友圈上受到廣泛關注和大面積的轉載。這篇演講就遠遠超出了小說的邊界，指向更為廣闊的人類空間：“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告訴那些有一千條裙子，一萬雙鞋子的女人們，她們是有罪的；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告訴那些有十幾輛豪華轎車的男人們，他們是有罪的；我們要告訴那些置買了私人飛機私人游艇的人，他們是有罪的，盡管在這個世界上有了錢就可以為所欲為，但他們的為所欲為是對人類的犯罪，即便他們的錢是用合法的手段掙來的。”這樣的警鐘令人猛醒。法律上的合法性規定了人們行為的底線，但是，還有更高的行為準則考驗著人們的道德標準。暴殄天物，以狂熱地占有物品為目的的貪婪，也是對自然和人類的極大犯罪。

所以說，在研究作家的文學作品的同時，也應該研究他們的“詩外功夫”。這是不容忽視的新課題，可以拓展當代作家作品的研究領域。這一點，魯迅先生早已經作出了很好的榜樣。在學理上，他提出研究作家要顧及全人；在實例上，他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跳出以詩文論高下品評文人的窠臼，從時代氛圍、文人自許、社會交往、養生時尚、服裝特點與日常生活等方面闡述魏晉文風，導出清峻、通脫、華麗、壯大等諸多命題，其要點莫不來自時代與文氣的交融和博弈。魯迅的啟示，引領我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