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時代形象化的反映，是作家內心思緒的表達。文學批評家以對于文學史以及正在發生和變化著的文學的閱讀與研究為職業，不僅梳理和研究文學發展的歷史，更需要敏銳地關注和研究正在發生與變化著的文學現象與文學創作，對于社會和時代反映的文學，批評家如何注重職業堅守與審美閱讀，在新時代背景下就顯得尤為重要。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進入了新時代，認為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文化生活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的發展與繁榮是新時代文化發展與繁榮的一部分，在新時代的背景下，文學批評家如何注重職業的堅守與審美閱讀，成為促進與推動文學發展的動力之一。

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曲折與坎坷的歷史中，文學創作從新中國的頌歌，到“文革”政治陰謀的輿論場，到改革開放后文學逐漸注重藝術、注重審美，再到受到商業化大潮的沖擊，文學創作為市場所左右。在文學發展的軌跡中，文學批評也呈現出從政治化批評，轉為商業化批評的趨勢，政治化批評以領袖的言論為標準、以政治宣傳的文件為導向、以一定時期的政治任務為核心，形成了文學政治化批評的畸形狀態，文學幾乎成為了政治的奴婢。商業化批評以市場的盈利為動力、以迎合大眾化閱讀為導向、以市場的流行為核心，形成了商業化批評的發展趨勢，文學幾乎成為了金錢的奴仆。早在20世紀30年代，在“京派”與“海派”的論爭中，魯迅就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魯迅對于文學的過度政治化和商業化提出了批評。沈從文也曾經提出：“發財做官的功利思想既變成作家創作活力，表面上盡管十分熱鬧，事實上已無文運可言。商人官家不僅成為文運發揚者，保護者，同時且是支配者，統治者。”沈從文強調“使作者從商場與官場拘束中走出……作品不當作商品與官場的點綴品”。沈從文對商業和政治對于文學的束縛一再提出了批評。

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中，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進展中，文學批評出現了某些令人擔憂的現象：圈子批評、人情批評、紅包批評、口水批評、空頭批評、概念化批評等屢見不鮮，為學術界和文學界所詬病，使文學批評屢屢走向了歧途。

文學批評是在文學閱讀與接受的基礎上，以一定的理論和方法對以文學作品為中心的各種文學現象進行研究和評價的文學活動。文學批評家是從事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專業人員，是對于文學創作和文學發展進行專業評論和研究的學者。有學者對于文學批評家的修養從豐富的生活經驗、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廣博的知識、過硬的藝術功力、高尚的品德人格等方面進行規范，尤其強調文學批評家要有對讀者和作家認真負責的精神、對批評事業永遠進取的韌性品格、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膽識。倘若文學批評家一味沉溺于政治化批評，尾隨著政治亦步亦趨，讓文學批評成為政治的傳聲筒；倘若文學批評家熱衷于商業化批評，追隨著銅臭妙筆生花，讓文學批評成為商業的廣告，這些都失卻了文學批評的原本的意義和價值，甚至異化為脫離文學本體的政治工具或商業海報，雖然文學并不能完全脫離政治，雖然文學本身具有商品的性質，但是倘若將文學批評一味步入政治化批評或商業化批評的窠臼，那就是對于文學批評家職業的背叛，也會脫離文學批評的審美閱讀和審美判斷，既無益于文學的發展與繁榮，也愧對作家和廣大讀者。

在新時代的背景下，文學批評家首先應該擺脫一味的政治化批評和商業化批評，堅定職業操守，注重文學批評的審美閱讀。新時代背景下的文學批評應該注重如下幾方面：

一、堅守文學批評的學術性評斷。文學批評是一種學術批評，應該有其基本的學術規范和評價標準，文學批評不能一味溢美，也不能無端棒殺，應該對于文學作品、文學現象等進行學術性評斷。意大利文學批評家克羅齊指出：“批評家們也往往因為匆忙，懶惰，省察的缺乏，理論上的偏見，私人的恩怨以及其它類似的動機，把美的說成丑的，把丑的說成美的。”文學批評應該是一種批評性觀照，批評家高屋建瓴站在文學歷史和發展的視閾，對于作家作品等進行批評，評頭論足說長道短，既指出作家作品的成就與創見，也道出作家作品的不足或缺憾。批評性觀照如醫生面對病患的診治，尤其應該發現病象剔除病灶，才能診治疾病保持健康。法國批評家蒂博代在《六說文學批評》一著中認為：“善于懷疑! 批評在希臘首先就是如此，是一門懷疑的科學。”他認為文學批評可以分為“尋美的批評”與“求疵的批評”。我們在批評性觀照中，既可以“尋美”，更應該“求疵”。文學批評應該是一種純文本判斷，任何脫離文學文本高深莫測的批評不能達到文學批評的根本目的。在文學史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已基本形成了純文本評斷的基本準則，無論是精英文學，還是通俗文學，都有其文學文本的基本評斷標準，這種評斷標準應該是純文本判斷，將對于文學文本的精神表達與藝術追求結合起來，通過對于純文本的分析判斷，對于作家作品進行深入肯綮的研究。文學批評應該是一種學理性評說，文學批評的感受感悟僅是第一個層次，必須進行更為深入的學理性評說，這種學理性既是建筑于科學合理的評價尺度，也是對于作家作品站在文學創作發展軌跡的觀照與評價，甚至上升至文學理論視閾上的總結與評判。

二、堅守文學批評的創造性評說。高爾基針對人們認為“批評——這是愚蠢者評斷聰明人”的觀點時指出：“為了使批評家有權注意作家，他必須比作家更有才華，更清楚地了解歷史和自己國家的風習，一般來說，他在智能上比作家更高。”批評家對于作家和作品的評說，并非僅僅是尾隨著作家亦步亦趨的復述，不是作家的吹鼓手傳聲筒，而應該比作家站得更高看得更遠說得更深。文學批評應該是一種創造性的評說，這種創造性的評說大多建筑在如下幾方面。第一，文學史視閾。文學批評不僅僅是就事論事，應該有一種文學史視閾，在分析研究一部文學作品時，應該將該作品放到作家創作發展軌跡中去分析評說，探究該作品是否有新的創造，在評論一位作家創作時，應該將其置于文學發展歷史軌跡中去分析研究，評斷該作家是否有新的貢獻，只有具有了文學史視閾，文學批評才能夠高屋建瓴有所發展有所創造。第二，理論化視閾。文學批評必須有文學理論為基礎、必須以研究方法為工具，這就構成了文學批評的理論化視閾，文學批評家的理論修養與批評功底就基于此。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對于國外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方法的引進與借鑒，我們的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豐富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古典文學理論與研究方法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承與發展，拓展了文學批評的理論化視閾。在文學批評過程中，也應該努力將批評話語上升到理論總結理論發現的高度，從而使文學批評更具有理論色彩與理論境界。第三，個性化視閾。文學批評是一種創造性評說，文學批評家努力形成其個性化視閾是重要方面。王爾德在談論評論家的個性時說：“只要評論家加強自己的個性，他就能夠解釋別人的個性和作品，并且評論家在解釋時個性表現得愈強，其解釋也就愈真實、準確、愈令人滿意、信服。”在文學批評過程中，批評家逐漸形成自己的批評個性，他對于批評對象的選擇、批評理論的擇取、批評方法的運用、批評話語的構成等，形成了其獨特的個性化特征，也成為一種創造性的文學批評。

三、堅守文學批評的審美性閱讀。經典的文學作品都是一種審美的創造，文學批評必須堅守審美性閱讀，這是將文學批評從官場化批評和商場化批評的窠臼中解脫的捷徑，這種審美性閱讀大致關注如下幾方面：第一，詩意的閱讀。波德萊爾認為：“最好的文學批評是那種既有趣又有詩意的批評，而不是那種冷冰冰的、代數式的批評，以解釋一切為名，既沒有恨，也沒有愛。”這種詩意的閱讀既是關注研究對象的詩性，也關注批評文字的詩性，就如同別林斯基說的“敏銳的詩意感覺，對美文學印象的強大的感受力”。批評家在與研究對象的對話與交流過程中，發現與發掘作品所蘊含的詩意，將其感受與共鳴、思考與激情、褒獎與質疑等，都流瀉其筆下，從而構成一種詩意的閱讀。第二，藝術的閱讀。別林斯基說：“藝術首先必須是藝術，然后才能是一定時期的社會精神和傾向的表現……如果里面沒有詩，那么，它也就不能表現美好的思想和任何問題。”經典性的文學作品都是藝術品，文學批評應該是一種藝術的閱讀，發現與分析作品的藝術特性，不僅從構思、象征、寓意等方面進行分析，也從主旨、文體、語言等方面展開剖析，從而真正發現研究對象的長與短、藝術價值的大與小。第三，真善美的閱讀。無論我們的文學批評有多少種價值，其基本的價值仍然是真善美，作品是否真實、是否表達了善、是否具有美的特性，成為文學批評的基本準則和重要標準。在文學批評中，“真”是基礎，“善”是核心，“美”是目的，“真”和“善”是“美”的前提，只有具備了“真”和“善”才有可能是“美”的。

美國美學家布洛克在談到文學批評時說：“批評家的工作是讓人們認識到，判斷最終要靠對作品的直接觀察 ，我們找不到一種普遍適用的標準，世上沒有同樣的作品，凡真正的藝術品都是獨特的。”布洛克強調對作品的直接觀察。中國古典文論家劉勰在批評實踐中提倡“無私于輕重，不偏于僧愛，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辭為鏡矣”，劉勰注重客觀理性的批評。在新時代背景下，文學批評家應該注重對作品的直接觀察，注重客觀理性的批評，堅守職業操守、注重審美閱讀，以對于作家、讀者和社會負責的姿態，以文學事業發展為己任，以文學道德倫理的堅守為趨向，真正推動文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