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前殖民地的“后殖民族裔一員”，當代莫桑比克作家米亞·科托有著某種天然的“缺陷”。他是白皮膚的葡萄牙裔，雖然在莫桑比克獨立戰爭爆發后，他與少數白人一起留在那片土地上，與當地人一起和殖民者抗爭，贏取未來，但他畢竟沒有黑色面容，母語不是當地的各種方言。不過，這份“缺陷”并沒有減損米亞·科托對這片土地、家園和人民的熱愛，也沒有讓他的創作變成居高臨下的“他者”言說。從他的3部長篇小說《母獅的懺悔》《耶穌撒冷》《夢游之地》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對黑非洲主觀上的認同和實踐上的融入。

這種認同與融入不僅僅局限于他對自己生活的“異邦”感受，也不僅僅是技術層面上在葡語創作中融匯當地土語，或在兩者的結合上創造新詞（雖然這一技術層面上的實踐不可避免地在翻譯中部分流失了），更在于他的語言觀——“我們曾與海洋、大地和天空講著同樣的語言”，他在《母獅的懺悔》開篇便這么說道。渾融整體的語言觀最佳地闡釋了米亞·科托并不執念于“天然的缺陷”，而是在創作中追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超然身份。和其他后殖民語境下的離散作家不同，他從不刻意突出“我是誰”的追問，也不特別強調流散的身份，更不標榜自己多元的根基。正如他來中國時說，“我在中國，找到了我的又一個自我”——我在世界之內外，我也在我的“又一個我之內外”，這種思想與他的整體語言觀是一脈相承的，或者說，正是通過他的整體語言觀來展現的。

在米亞·科托的文學世界里，語言不僅是書面語言，也包括口頭語言；不僅人類有語言，自然萬物也有它們的語言；說出來、寫下來的是語言，靜默無聲的也是語言。如果一定要做個兩分（顯然違背米亞·科托的意愿），我們權且可以稱前者為西方的、經典的、文字中心主義的語言，后者為非洲的、在地的、人與他人及萬物鮮活交流的語言。兩者并無高下，是我們認識世界、感受世界、訴說世界的共通工具。

對于書面語言，米亞·科托仍然保持著傳統人文主義者的信任。書寫是連接記憶、延續傳統、塑造精神共同體的載體。在專門為中國讀者所作的《夢游之地》“序”中，針對試圖忘記內戰痛苦的莫桑比克，米亞·科托明確表明自己寫作此書的目的就是“我們需要文學和詩歌前來拯救記憶的浩劫”。書中的妓女對肯祖說，“給鋤頭也比給筆好”，顯示了莫桑比克人害怕創傷記憶、試圖遺忘歷史的苦楚；但肯祖并沒有聽從，而是用日記記下了過往真實與虛幻的種種。《耶穌撒冷》中，哥哥恩東濟對“我”說，“你撫摸一本書，就知道爺爺是什么樣的了”，祖輩與歷史依靠文字書寫留存，為后人所知。雖然“我”的父親不允許他建造的異托邦里“有書，有文字，有任何與書寫有關的東西”，但“我”還是“喜歡瑪爾達的優雅，她書寫，每天都趴在紙上，將字跡排列成行”，而小說最后，瑪爾達在寫給“我”的信里說道：“詞匯可以成為連接生命和死亡的拱橋。所以我才給你寫信。”米亞·科托的小說情節里多次出現書信，而《夢游之地》是以小男孩木丁賈閱讀肯祖書寫的日記而架構起來的。這些書寫，讓人將記憶從壓抑的深海中打撈出來，了解了先人的模樣和傳統的綿延，讓歷史不至于湮沒，讓未來有了根基，然后才有再出發的可能。

米亞·科托對書寫和文字語言的信任，有著難能可貴的“平等心”。他并不覺得書寫獨屬于“文化人”，而且，他贊美文字之于普通民眾乃至被壓迫人民的力量。在《母獅的懺悔》中，與獵獅人同行的是位作家。米亞·科托將“與自然造物角逐”的“獵人”和“與人造語言角力”的“作家”對照并舉，是因為他覺得獵人追逐獅子，就如作家追逐語詞，“狩獵和寫作都喜歡尋找那些試圖躲藏而又留下蹤跡的對象”。小說里，雖然獵人開始對作家并不“感冒”，覺得他“很煩”，但如題詞所示，他常常會“偷作家的句子”，而小說結尾，當獵人順道接作家去看捕獲的獅子時，作家卻埋首在獵人的日記里：“我是作家，知道什么是好作品，寫成這樣，你不需要再去打獵了。”獵人、作家身份的互換和平等意味著書寫語言之于每個人的力量與福祉。

20世紀60年代葡萄牙在非洲進行殖民活動的時候，在當地推行“同化”教育，即教當地人識文斷字，能夠達到一定“文明”程度的非洲人，可獲得與葡萄牙人同樣的公民權。這一殖民措施雖然帶著強迫的血淚和施與的恩賜，但在結果上也確實造就了能閱讀能書寫的當地“新人”，而書寫，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武器與權力。《母獅的懺悔》里，那個備受欺凌的小姑娘馬里阿瑪曾被送到葡萄牙人辦的修道院里學習，對受到殖民主義和當地男權雙重壓迫的女性而言，這實際上教給了她們抗爭發聲的工具，難怪馬里阿瑪說：“在這個由男人和獵人主宰的世界里，文字是我的第一件武器。”

當然，雖然拿起了文字的武器，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卻一刻也沒有放棄口頭語言的力量。首先，“講故事”跟“寫信”一樣，同樣是傳承記憶、溝通心靈的重要手段。《夢游之地》里漸漸老去的圖阿伊，最后在木丁賈的朗讀中獲得了安慰。起初，他只是聽木丁賈讀肯祖的日記，方便自己入眠，漸漸的，每天聽木丁賈朗讀成了他活下去的支撐，甚至他問木丁賈有沒有在讀日記時添油加醋，而木丁賈也漸漸開始分不清他的講述中哪些是日記里的，哪些是想象出來的，哪些又是所謂現實存在的，這表明口頭講述產生了影響現實的能力，某種程度上它也能改變世界。

其次，照肯祖父親的話來說，口頭的祈禱能“喚來月亮”。“祈禱就是呼喚來訪。”《耶穌撒冷》里逃離了慘痛過去的父親不許孩子們祈禱，正好從反面印證了祈禱所具有的召喚先人、連接過去的能力。而肯祖日記里寫到他夢見死去的父親，可父親說“你拋棄了家，拋棄了那棵神樹，走之前也沒有向我祈禱，因此你的靈魂將注定不安”。口頭語言是與周遭他人、與祖輩先人的直接對話，失去了或封存了這一語言，與過去的聯系就被斬斷，無根的靈魂將從此終日漂泊。

非洲人民是非常注重口頭語言的民族，在被殖民之前，他們長期沒有文字，千百年歲月里都是靠口頭講述保存和傳承自己的文化與歷史。他們相信“舌底蓮花”的力量，相信故事傳說的神力，許多儀式都伴隨著口語咒詞。米亞·科托十分了解口語在非洲的深厚底蘊，了解這一語言的療愈能力。他說自己曾寫過這樣一個未發表的故事：有個女人病入膏肓，為了舒緩無法忍受的痛苦，請求丈夫給她講一個故事，而且要用“她聽不懂的語言”。這位丈夫對自己口中不知是講故事、唱歌還是祈禱的語言漸漸駕輕就熟，結果發現妻子睡熟了，臉上停駐著最平和的笑容。在上述幾篇小說中，米亞·科托展現了口頭語言喚醒記憶、傳承歷史、凝聚人心的療愈之功。

在米亞·科托的筆下，不僅人類會訴說，會書寫，大地也有著“自己的書頁”。在米亞·科托看來，非洲人會“閱讀云彩”、“閱讀大地、樹木和動物的指示”，那是因為云彩、大地、樹木、動物都有著它們自己的語言。雨會“預告”陰晴，里德婭河“不說葡萄牙語，河里的魚兒只知道它們的西瑪孔德語名字”。《耶穌撒冷》里，葡萄牙人瑪爾達對非洲人“我”說，“在那里（歐洲），我們的太陽不會說話。這里不一樣，這里的太陽會呻吟、低語、叫喊。”而陷入譫妄的“我”的父親，在風的舞蹈中，發現樹就是“痛苦哀嘆的死者”。米亞·科托的小說里多次出現河流，比如《耶穌撒冷》里的父親禁止孩子們去河邊，但“我”卻在河流里提高了“調試寂靜的技巧”；《夢游之地》的尼亞馬塔卡開渠“造河”，歡喜于河的誕生，“仿佛那是從他的血肉里長出的果實”……那是因為對非洲人而言，河流的語言是：它不僅在空間上流動，也在時間上“縫補”了人。自然有著自己的語言，非洲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親近這種語言，他們可以輕易地讀懂樹木、河流、陽光、大地、獅子、大象、羊只……也可以擺脫此世肉身的桎梏，與它們隨意交換或共居。正如米亞·科托在接受訪談時提到的，他認識的一個獵人恩該濟讓他不要開車來接他，“因為他身上有動物的神靈，無法進到機動車里”，而在《母獅的懺悔》的結尾，馬里阿瑪說，她是從未出生的嬰兒，也是那頭被捕獵的母獅。

語言占據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卻無意中彰顯了沉默的力量。“靜默”，在某種程度上是米亞·科托書寫的“另一種語言”。學者喬治·斯坦納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道：“語言的不足才使得欠缺能具體存在。”同樣，沉默并非無聲，而是讓沒有訴說、無法訴說或不能訴說的東西顯形了。《耶穌撒冷》里遭受了個人創傷和歷史創傷的維塔西里奧常常對兒子“我”說，“過來，我的孩子，過來幫助我沉默。”“我”是調試寂靜的人：“我為保持沉默而生，具有提煉許多寂靜的天賦。” 維塔西里奧的混血妻子遭到了當地人的群奸，羞憤中上吊而死。已記不得她長相、甚至記不清這個母親的“我”，用沉默寂靜安慰了瀕于崩潰的父親。《母獅的懺悔》里，馬里阿瑪跟隨獵人而去，最終走出性虐父親的掌控時，什么衣服也沒帶，而且“從昨天起就不再說話了”，“她說這個本子是她惟一的衣服”。非洲大地遭受著本土父權蹂躪，又被殖民主義以及如今與當地官商勾結的新殖民主義隱形欺壓，多少創傷與苦痛郁積為無聲的沉默，其中既有主動的壓抑，也有消極的回避。但這些沉默使得曾經的苦難更為鮮明，書寫這份寂靜，既是書寫非洲人尋獲安寧的不懈努力，也是書寫他們面對不公的心底怒火。而且，“調試”一詞用得非常妙，它表明那片土地上的人與世界的周旋與和解，也表明作者米亞·科托本人書寫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的基本態度：他從來不予以武斷刻畫，而是永遠在調試，在尋求共生。

語言是我們生存于世的根基，也是我們了解世界、他人、自我的渠道。米亞·科托通過創作中對不同語言的展現，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完整豐富的非洲世界。不同的語言彼此交流，互相補充，再次用喬治·斯坦納的話來說即是：“我們的文學，就是巴別塔的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