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在京召開，許多科學工作者們至今難忘時任中科院院長的郭沫若當時在閉幕式上的講話：“我們民族歷史上最燦爛的春天到來了”，“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伸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這場春風很快席卷全國，喚醒了科學工作的全面復蘇，改變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40年來，縱觀中國社會的每一點發展和變化，都與科學和思想的解放息息相關。

日前，以“改革開放40年：科技促進發展的實踐探索與理論創新”為主題的第十四屆中國科技政策與管理學術年會暨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理事會在同濟大學召開。作為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受益者和見證者，來自各高校、科研院所、產業界的近千名專家學者共聚一堂，從不同角度對40年科技體制改革和創新政策的演變進行了回顧和展望。

圍繞市場主體，實現從“創新政策”到“創新發展政策”的拓展

1985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經濟體制，科技體制，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但如何更好地促進科技和經濟結合，發揮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作用？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央和科技界對“第一生產力”的認識有了新突破，即看到“創新”是促進科技發展、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2015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做出新論斷：“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科大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方新教授指出，從1985年的決定到最近出臺的文件，改革以“解放思想科技創新主體”為核心的基本問題沒有變，但是內涵和解決方案卻發生了變化：比如，在主要任務上，從過去“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到今天“頂層設計、統籌協調”的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在促進經濟結合問題上，從過去動員科技人員“千軍萬馬上山摘桃子”到今天建設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重視加強創新主體的能力建設和制度建設；在資源配置上，從過去不斷呼吁加大科技投入到今天更關注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相比過去短期的政策，現在更關注基本制度的優化。這些措施的轉變都極大促進了科技事業的發展。

清華大學公管學院院長、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教授在肯定改革開放40年成就的基礎上，也對當下存在的不足進行反思。在他看來，目前傳統事業單位的管理模式對整個國際創新系統的效率提高仍有很大制約，國家創新體系改革還需要進一步深化。適應新時代要求的高等教育體系還沒有完全形成。此外，創新要靠市場主體在市場環境中創作價值，但完善市場環境不健全已成為創新的最大障礙，如何消除低成本競爭、超期仿冒、不公平競爭等不良現象，未來需要在這方面給予更多關注。他還指出，過去政策目標和手段是存在一定錯位的：創新政策的目標是推動創新為經濟建設服務，應圍繞市場主體下功夫，但過去的改革手段仍主要聚焦于科研院所、高校、科技機構。過去我們未能真正區分科技政策和創新政策，前者是如何將科研投入轉化為知識，后者則是如何把知識轉化為經濟價值，因此需要重新審視科研和創新政策的關系。

中科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會黨委書記、中科大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院長穆榮平研究員認為,創新（驅動）發展既是一種發展狀態（創新成為發展主要驅動力），也是一種發展方式（一切從創新的角度去思考）。和創新政策相比，創新發展政策的突出特點是強調發展理念對于創新資源配置、創新產出價值判斷的決定性影響，強調多元價值的創造，而不僅僅是經濟價值。強調創新對于發展的作用績效，而不僅僅是講創新本身。在“十二五”國家自主創新能力建設中，第一次把“創新能力”擴展到“社會能力”，指出創新不僅僅要為產業服務，還要擴展到

教育、醫療衛生、公共安全、文化等社會領域。因此，今天所講的“創新發展政策”應是包括“科學發展政策”“技術發展政策”“產業發展政策”“環境發展政策”“貿易發展政策”的協調整合，這是從“創新政策”到“創新發展政策”拓展的基本思想。

研究中國特色，構建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創新生態

近年來，在建設創新型國家戰略的引領下，企業的創新活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迸發：作為全國第一個自主創新示范區，北京中關村目前已有300多家上市公司、2萬余家高新技術企業、一大批“獨角獸”企業。支付寶和微信讓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移動支付市場，率先邁入無現金社會。還有一大批以聯想、華為、小米為代表的本土創新企業，已經走出國門成為享譽世界的知名品牌……

這一切都讓人難以想象，40年前的中國還是一個物質全面短缺的年代，更遑論創新。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李垣教授對40年企業的創新發展史進行了回顧。他指出，最初國家政策對企業創新的重點在于克服當前短缺，主要方式是以模仿創新和漸進創新的方式對生產效率進行改進。到了第二階段（1989—1998），企業創新通過引進和消化國外技術的方式，重在過程創新。而直到第三階段（1999—2008），“自主創新”的概念才第一次出現，國家出臺新的政策鼓勵企業自主創新，民營企業和新業態的創新加速。從2009年到現在，隨著產業升級的緊迫性增大和高端競爭加劇，企業創新由“合作和跟隨創新”向“自主和領導創新”轉變。企業開始關注內部創新能力體系和外部創新生態構建，新的商業模式快速涌現，一些新業態引領世界。李垣還認為，未來十年企業創新的重點應當從依賴滿足外向經濟需求轉向擴大本土消費，催生新的產業。在新技術領域持續突破的同時，加速綠色創新、包容創新和國際合作方式創新，形成全面創新的態勢。結合中國轉型階段、文化特征和特殊政企關系，構建具有競爭優勢且難以被模仿的創新生態。

中國科學院大學柳卸林教授進一步指出，企業的建立和發展需要一個開放的流動性生態系統，但同時也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認同，降低因人口過于多元化導致的“知識隔離”。我國的創新驅動發展需要各個地區積極促進區域知識生產各要素和部門的有效聯動和互動協作，增加區域產業多元化和抑制性發展，外地包容性與本地文化保護并行，同時也要注重提升知識創新成果轉化效率。要素的多元性、異質性、集聚性、開放性，可以促進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吉林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蔡莉教授則在數字經濟的大背景下討論新技術對創業活動的影響：數字技術對企業創業活動既有正面影響——數字技術的開放性、關聯性和可擴展性能提高創業配用資源的效率，通過促進資源的不斷整合及新機會的出現促使創業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發展，但同時也對企業創業活動有著負面影響，數字技術的可編輯性和開放性在一定程度上為創業企業的生存帶來威脅，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創業企業資源的獲取和資源配用效率的提高。

堅持全球視野，以“平等、合作、互惠、共贏”的價值觀拓展發展空間

當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也為中國未來科技改革和創新政策的演進帶來了新命題、新挑戰。“中國創新發展已深刻改變了全球競爭基本格局,現為與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合作’關系向‘互補合作’關系轉變，以及與發達國家的‘互補合作’關系向‘競爭合作’關系轉變。大國崛起需要以社會價值觀轉變為支撐，要摒棄‘自我為中心的單邊利益最大化’的價值觀，以‘平等、合作、互惠、共贏’的價值觀拓展發展空間，從‘注重吸納利用全球創新要素’向‘注重為全球創新者提供服務’轉變。”穆榮平這樣說。

科技政策法規與監督司司長賀徳方研究員也指出，堅持全球視野、開放創新，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加強全方位的科技開放合作，既是我國現階段科技發展的自身要求，也符合國際社會的普遍預期。據他介紹，今年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加強科技創新能力的開放合作。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多元化創新版圖中日益重要的一極，包括參加國際多邊機構，建立創新對話機制，其中和美國非常重要的一個機制就是中美科技協定優于中美關系協定開放。這些工作都在穩步推進，體現我們堅持開放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的決心，體現我們參與國際科技合作、發起國際大科學工程和大科學計劃的擔當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