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連續讀了文學期刊上的八個中篇小說。這些小說讀起來都很順暢，故事也很精彩，可是讀完合上雜志，總覺得缺了點什么。一連幾天，我都在想這個問題，這些結構精巧、故事吸引人的小說究竟還有什么讓我不滿意呢？我想找到這個答案，嘗試從不同的切口，來思考這個問題。

二

首先，我從文學是什么的問題，來介入我想要回答的問題。文學是什么？答案似乎有很多。但文學作為一門有著千百年歷史的一級人文學科，文學是什么的問題似乎又是很確定的。比較公認的說法是，文學是語言文字的藝術。在這個論點之外，還有文學是人學，文學是情感的藝術等等。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幾篇小說，當然沒有問題。這幾個小說的語言功底都很扎實，結構也很用心，它們用文本本身證明其為語言的藝術。它們都是寫人的，寫人的生活、生命體驗，展現人在不同故事結構中的情感，它們都做到了相對圓潤通透，跟我們平常看到的說不出缺點的大路貨一樣，很舒服，很養眼，然而就像我們在街上偶遇過的帥哥美女，轉眼就記不住了。這是缺點嗎？似乎不是。這是優點嗎？似乎也不是。我想來想去，這些只能算作一個文本成其為文學作品的基礎。也就是說，語言都不過關，結構都沒理順，故事都沒講好，還能成為小說嗎？當然不能。這是基礎，必須的基礎。

其次，我嘗試從文學要干什么的角度來思考。文學要干什么？這個同樣沒有標準答案。有人要抒情，有人要言志，有人要表達，有人要思考，有人要感化，有人要號召，有人要娛樂，當然也有人要炫耀。這是從寫作者的角度而言。文學自身有使命嗎？我想是有的。這種使命，就是在文學經由不同寫作者的不同寫作沖動下，創作出文學作品后在公眾精神領域流傳中形成的，比如文學要見真、見善、見美，可能它脫離了作者自成為文學作品后，考察這時的文學要干什么比考察一個作家在創作沖動中要通過文學干什么更有意義。當然，這兩者之間，關系很復雜，有時候作家想干什么，和在這種想干什么沖動下創作的作品想干什么存在很大的差異，甚至有時候作家和作品各干其事各得其所。我讀過的這幾個小說文本，它們要干什么呢？它們用懸念調動了閱讀，用故事滿足了閱讀，也讓我們在閱讀中感受到舒服。可是，我總覺得我是被作家牽著在走，不是被作品牽著在走，這個小說本身沒有從作者要干什么的隱藏中走出來，作品要干什么和作家要干什么幾乎是等同的，一個獨立的作家和一個脫離作家之后的獨立作品，他們居然是一個聲音，是共同的愛與意志，你會覺得這還有意思嗎？好比你看到兩個一模一樣的工業品，你頓時就沒有了探究的沖動。我覺得在這點上，這幾個小說本身在要干什么上是可疑的，或者說這幾個小說自身并沒想要干什么，只是作家要通過它們想干什么。對于一個作家要干什么，我們一定去要了解嗎？可是當一個作家想要干什么和這個作家創作的作品想要干什么并不一致時，這就很有些意思了。

第三，我從個體意識與公共精神的相互斥引來考察。我讀到的這幾個小說，基本上都是以“我”的敘述開始，典型的第一人稱，一開始就奠定了個人經驗的敘述格調。一般而言，這當然是沒有問題的，“我”就是公共中的一員，眾多的“我”的意識就融合構建出公共精神。可是，當我有意與“公共”遠離的時候，這個“我”真的就是秋之一葉嗎？“我”的意義在于，將人本放到了首位。但是，并非只有“我”才能體現這種人本精神。近20年來，文學的敘事悄然發生了重大變化，越來越多地向私人經驗開掘。這種開掘，最初是企圖對“十七年”文學的有意反撥，但在20年間持續推動中，也實現了對“宏大敘事”的背離，在相當大一部分作家那里，個人經驗和宏大敘事對立起來，從一端走到了另一端，忘記了兩端本來就在一起。我讀到的這幾個小說，當然有著鮮明的時代背景，這種時代背景，從人物的生活方式、語言、使用的器物乃至人物精神可以體味得到，可是整個社會都流連于時代的瑣屑，幾乎沒有人愿意去關注這個時代的重大政治、經濟和科技等事件，在一個和平與發展的年代，主導這個世界的力量固然是經濟推動的，諸如科技力量的提升、政治生活等這個時代的重大事件，我們的作家應該如何關注這一重大變化中人的思想、行為和情感？沒有。不少作家還是沉湎于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獲得的敘事思維，只是比以前更關注“自己”而已。我想，個人意志雖然無論如何都要打上時代的烙印，可是有意避開一些東西有意強調另一些東西，終究不是完整的開掘。這種集體性的對宏大敘事背后的重大事件的有意淡化，實際上將文學與公共精神加裝了隔離墻，美則美矣與我無關，悲則悲矣不過一嘆，我們在強調個人意志和抒寫私人經驗的過程中，漸漸讓自己無足輕重、可有可無了。我想，私人經驗從來不排斥宏大敘事，那些重大歷史過程中的私人經驗，或許要比庸常的私人經驗瑰麗許多，但是我們以“個體”等種種理由舍棄了它，這是一種令人遺憾的減縮與折扣。

第四，我從現代性開放性與時代性來考察。我想，文本的現代性、時代性和開放性是不同的層次，他們共同構建出文本的思想藝術空間。現代性應該著重于文本所面向的未來，文本的現代性構建的是歷史特點，它應不斷展現歷史文本在持續的今天的意義，始終指向未來，直到它所擁有的當下哲學語境的終結，它始終是線性動態的。開放性則可以視為橫坐標，所謂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它著重于文本意蘊的無限凝結與解構，在不同的時間刻度中制約并實現文本的現代性，開放性為文本的跨類做好了基礎準備。時代性是文本的重要時間刻度，它使文本具有重要的民族、風物和愛痛等味道，使文本得以構建獨特的空間世界，使文本成為一種當下人文的精彩呈現。時代性常常讓人叩問：文學在精神世界中的坐標在哪里，它在世俗世界中的坐標又在哪里，它是如何從精神世界來到世俗世界然后又回到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文本的這種特質，直接表現于豐富的密碼所對應的暗示或聯想，并賦予文本自動增殖功能，它是難以全面概括詮釋的，對接世俗卻始終居于精神層面。顯然，那種習慣或有意將精神價值轉換為世俗價格的行為，已經偏離了文本的內在指向，他們即便不斷進行自我實現，也是一種萎縮性的自我實現。

第五，我從美與倫理的哲學變遷中來考察。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永恒”，并賦予“海枯石爛”般的美好。這種“追溯”傳統，千百年來籠罩為文學的基本范式，使我們長期沉湎于“過去進行時”，甚至在美與倫理進步或轉換時，依然置身于不再回到世俗的那個世界。當古代哲學賦予月亮象征時，它成為至美并衍生出諸多美好故事，內涵了朦朧、團圓等傳統意蘊。但是現在，當人類逐漸登陸月球并對月球重新進行闡釋時，這種意蘊漸漸喪失了哲學基礎，人類對月球的再考察從想象轉化為科考，它推動了美的變遷。倫理當然也是變動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等作為長期存在的道德傳統，他們的哲學基礎在時代與技術的變遷中也得到了巨大撼動，淪為一種歷史存在。我一直不太相信，用五千年或五百年以前的哲學認知來完全介入當下的世界，五千年以前就屬于五千年之前的那個世界，盡管我們需要知道這種存在，也許還有脈絡相承，但如果將其引導到現實世界予以不加揚棄的彰顯，將導致精神與思想的遲滯。簡言之，現實世界正面臨著新舊哲學轉型的交替時期，單純依靠宗教或政治或倫理的區域性社會治理哲學，正在向全球性的共同規則語境轉換，他們將在時間的長河中通過排斥和吸引實現融合，這種轉換更加關注人本身，同時也將人置放于更大的背景空間，這將是一種新型的個體與時代的關系。

三

我在想，作家的職業身份是誰確定的？文學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具備何種意義，文學能夠怎么樣去改變人類生活？或許，這些問題在很久之前就有了答案，今天的我們，許許多多的人一直在念舊中重復，因為他的文學，只是他自己作為作家而需要，別人并不需要他產生的這種文學。私人經驗與時代精神其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但這個問題不容回避，否則，文學還將繼續邊緣化。

個體自由帶來的是個人意志和私人經驗，文學作為人學在這種變化中變化而轉向個人經驗的挖掘，問題在于，個人意志和私人經驗既不關注他人的私人經驗，也不關注公共的秩序和意志，寫作者若執著于私人經驗的抒寫，注定要走向邊緣。但我們仍要思考，私人經驗轉化為公共文化的問題，私人經驗的傳達，必須依靠獨特性唯一性實現其他個體的閱知，并部分地轉化為公共認知或經驗，只有私人經驗的最典型的代表，才能沉淀為無數個體的共同記憶。私人經驗的未來性，在于它具有一定的引領作用，而私人經驗的哲學化，則在于它對當下公共經驗的統帥與提煉。私人經驗的興起，與文明的進程有關，與時代的文化有關。今天的中國私人經驗的盛行，與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日本、六十年代的美國社會文化背景具有相似性，物質和技術在某某些層面超越了哲學與理想對社會的引領，宏大固然始終存在，但個體在宏大的裹挾中沉湎于消遣和消費，由于對這種宏大的些許隔膜，寫作者更愿意與這種宏大對立或并行，享受并漠視生活在信息獲取、社交、購物、日常服務以及金融支付等方面發生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改變……也許這種選擇是下意識的，那么文學在新的視界中的使命選擇應是什么？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選讀另一本期刊《世界文學》，這本雜志也會翻譯一些當代外國作家的作品，發現對于大多數和平國家的作家與作品而言，文學大都走到了這種私人經驗的抒寫。我們的文學正經歷著異乎尋常的圈子化，大多數作者僅僅在圈子中著名并越來越局限于這個圈子，作者寫、作者讀成為普遍現象，跨領域跨類別的存在日益鳳毛麟角，究其原因，作者抽身脫離于現實世界，有意無意淡化這個時代，恐怕是一個重要原因。

我想，與生活很近，與時代很遠，這就是我們要解決的文學悖論。解決了這個悖論，或許我們就找到了個人與時代的新平衡，找到了文學由個體精神轉化為社會價值的新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