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美國作家、人權和女權活動家。出生4個月后即被身為傳教士的雙親帶到中國，先后在鎮江、宿州、南京、廬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她把中文稱為“第一語言”，把鎮江稱為“中國故鄉”。她是唯一一個同時獲得普利策獎和諾貝爾獎的女作家，著有《大地》《龍子》《庭院中的女人》等作品。

整整80年過去了……1938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頒獎典禮上，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用如下的斷言結束自己簡短的領獎詞：

“如果不以我個人的方式提到中國人民，我就還不是真正的自己。在過去的那么多年里，中國人民的生活也就是我自己的生活。而他們的生活也將永遠都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領養過我的中國與我自己的國家有許多心理上的一致之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對自由的熱愛。今天，當整個中國正在從事人類最偉大的爭取自由的斗爭的時候，我們更能夠看清楚這一點。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更加敬佩中國。現在，中國人民正團結在一起反擊威脅她的自由的敵人。有了這種對自由的決心（這決心深深地扎根于她的本性之中），我知道，她是不可戰勝的。”

這不僅是充滿激情的斷言，還是充滿智慧的斷言。6年零9個月之后，這位美國作家對領養過她的大地的預言，不僅成為確鑿的史實，還翻開了歷史新的一頁。中國是“不可戰勝的”！在80年前，當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節節敗退，而包括廣州和武漢在內的大部分中國城市都已經淪陷的情況下，這完全出人意料又似乎與文學毫無關聯的斷言，會在燈火輝煌的頒獎典禮上引起怎樣的震撼？

被“身份危機”困擾終生

許多人都會記得，在20世紀的最后那20年里，正在改革開放的湍流里“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對東西方文化交流上的許多“盲點”，都有過熱烈的討論。其中的一個“盲點”就是：有著深厚傳統的中國文學，為什么仍然沒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光顧？當賽珍珠充滿信心的斷言將我們帶向歷史深處的時候，我們知道那只是一個與民族自尊心相關的偽問題。事實上，瑞典文學院早在1938年（也就是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40年）就已經對中國開放。或者說，關于中國的聲音，早在1938年，就已經通過一條異常曲折的路線，進入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進程里的一個“亮點”。

值得深思的是，賽珍珠一直是腐敗的國民黨政權的強烈批評者。因此，當時中國政府駐瑞典大使館的官員，拒絕參加她的頒獎典禮。也就是說，她關于中國“不可戰勝”的激情斷言，并沒有當場被中國的代表聽到。而因為賽珍珠不屈不撓的自由主義立場，與國民黨政權不共戴天的新中國，也將她視為政治上的異己，將她的名字和作品完全屏蔽在文化的視野之外。

也許賽珍珠本人對自己在中國具有強烈諷刺意味的政治待遇并不感到意外。終其一生，“身份危機”一直是對她至深的困擾。從在鎮江度過的兒童時代開始，賽珍珠就奇怪地感覺：當與美國人在一起的時候，自己的行為舉止像是中國人；而當與中國人在一起的時候，自己的行為舉止卻又像是美國人。母語的狀況通常是引發“身份危機”的最初和最強的因素。而賽珍珠不僅從小跟只會說漢語方言的保姆長大，她的父母也都能說流利的漢語。因此，漢語和英語都是她的母語。這種雙重的母語結構，無疑是賽珍珠長年“身份危機”的溫床。不過，這種特殊的結構也被因地制宜，成為了賽珍珠獨特的寫作過程和文學風格的基礎。在成為美國的頭號暢銷書作家之后，賽珍珠曾經爆料自己的寫作通常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用漢語形成“初稿”，第二步再將這頭腦里的初稿“翻譯”成英語的定稿。

賽珍珠在四十多年的寫作生涯里，寫作和出版了四十多部作品。這些作品都是用不注重形式的現實主義手法寫成的。其中的大部分作品甚至是一氣呵成，也就是沒有經過修改的過程。因此，“碎片化”以及敘述的不連貫和跳躍成為她寫作的風格。這樣的風格，在一定程度上來源于她作為傳教士家庭的孩子，從小就受到熟讀的《圣經》的熏陶，而在更大程度上則如她在寫作的初期就反復強調的那樣，是受到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影響。在頒獎儀式后的正式演講里，賽珍珠以《中國的小說》為題，講述自己的創作是如何從中國的古典文學里吸收營養，而與西方文學沒有任何瓜葛。她如此堅定不移地與西方文學劃清界限，既是實事求是的表白，也是揚長避短的策略。在注重藝術探索的西方主流文學界，賽珍珠的暢銷一直為文學精英不屑，而她的諾貝爾獎更是為文學精英不齒。

用平等視角呈現中國

從一開始，關于賽珍珠的作品就存在兩種讀法：一是“文學的讀法”，一是“文化的讀法”。而到了80年后的今天，這兩種讀法之間的區分就更為重要。文學的讀法針對的當然是文本的藝術特性，這的確應該說是賽珍珠作品的弱項；而文化的讀法則主要關注作品與各種文化因素（尤其是文化交流過程）之間的關系。在這方面，賽珍珠無疑是一座儲量極為豐富的金礦。因此，今天重讀賽珍珠，我們應該從文化的讀法上著眼。正因為這樣，對賽珍珠的關注不應該局限于她是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這一狹隘的視角，而應該從她是“中美文化的橋梁”（尼克松對她的評語）這樣的廣角切入。

作為“中美文化的橋梁”，賽珍珠的創作能夠給讀者帶來許多的思考和沖擊。在全球化的今天，這些思考和沖擊似乎有更迫切的現實意義。比如前面提到過，賽珍珠自稱自己的創作過程，其實是一個從漢語初稿到英語定稿的翻譯過程。這樣，在最終的英語作品里自然會留下漢語的痕跡。通常的看法是，這一類痕跡會妨礙英語讀者的閱讀。而賽珍珠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在作品里保存漢語的原汁原味，而不是去顧及英語讀者的感覺。

著名的例子是她曾經不顧出版商的強烈反對，堅持將“我的媽啊！”（并且生硬地直譯為Oh，My Mother！）這樣的感嘆句保存在作品里。還有，她特別習慣使用中國的人名，并且是按中國姓先名后的順序使用，這不僅反映出她有優質的漢語語感，也反映出她對中國人的尊重（她原來也一直準備用《大地》主人公的名字Wang Lung做小說的名字）。生活在后殖民時代的薩義德，曾經在《東方學》里抨擊西方文學里的殖民主義傾向。而賽珍珠遠在殖民主義依然盛行的時代，在“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時代，就在用創作的實踐徹底地清除殖民主義的精神污染。她關于中國的觀察不是來自俯視，更不是來自蔑視，而是來自平視。她是第一個用平等的視角呈現中國的西方作家。她是第一個有膽識不僅不去討好讀者，反而還要用漢語的原汁原味逼讀者就范的西方作家。她作品持續的暢銷，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雙贏”的奇跡。

掃除一切“優越感的惡臭”

對于賽珍珠的人生，也存在著“文學”和“文化”這兩種不同的讀法。她不是與她同時代寫作和出版并在她之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海明威或者福克納，她也不是繼她之后（55年之后）第二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對她人生的關注，也應該立足于“中美文化的橋梁”這一無人取代的文化特征。我相信這就是最著名的賽珍珠傳記（出版于1996年的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作者彼得·康恩（Peter Conn）會在書名里凸顯“文化”一詞的原因。

從文化的角度，賽珍珠的人生會引導我們去思考，她的“身份危機”怎樣影響了她對中國的呈現，以及她對中國的呈現為什么能夠在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出其不意地擊破“偏見的長城”成為頭號暢銷書的原因，以及這種呈現如何為斯諾的《西行漫記》在美國的流行奠定了心理的基礎，并且時至今日仍然在影響著美國民眾對中國的興趣……更重要的是，除了這種橋梁的作用，賽珍珠還是美國民權運動和世界女權運動的先驅，還在保護智障兒童權益等領域做過開創性的貢獻……她的人生是大于文學的人生，她的影響是超越文學的影響。

出版于2009年的賽珍珠最新傳記（Pearl Buck in China）的最后一章，以《“優越感的惡臭”》（The Stink of Condescension）為題。在我看來，這個出自賽珍珠本人之口的詞組，正好是賽珍珠人生和作品的關鍵詞。賽珍珠整個的人生，就是向“優越感”發動的一場持久的戰爭。她向所有的“優越感”開戰：種族上的“優越感”、宗教上的“優越感”、語言上的“優越感”、性別上的“優越感”、文化上的“優越感”、政治上的“優越感”……而賽珍珠全部的作品，就是與“優越感”那一輪又一輪的惡斗留下的遺跡和見證。她贏得了所有戰役的勝利，她也贏得了整個戰爭的勝利。就像她在1938年12月10日在諾貝爾文學獎領獎臺上對中國的預言一樣，賽珍珠本人也是“不可戰勝的”。

然而，還在襁褓里就隨父母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并且在中國生活過將近36年的賽珍珠，最后卻沒有為自己贏得再次踏上中國大地的機會。她在尼克松對中國歷史性的訪問之后的一年謝世。這時候距離她自己徹底離開中國的日子已經將近30年了。從她墓碑上的一個細節可以想見她對那永遠的失去的懊悔：那里只留著她鮮為人知的中國名字，而沒有她家喻戶曉的英語名字。

不，那不是懊悔，而是一個預言，一個“中國”的預言，就像她在1938年12月10日做出的預言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