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作家伊夫林·沃曾在其1945年完成的小說《至愛》中塑造了這樣一位主角，集詩人、寵物殯葬師于一身的旅美英國人丹尼斯·巴洛。這部充滿反諷意味的小說不禁讓人想要質疑，現實生活中，真的存在丹尼斯·巴洛這樣的人嗎？

1948年，托馬斯·林奇出生在美國底特律；19世紀中期，愛爾蘭大饑荒爆發，托馬斯·林奇的高祖父跟隨數百萬饑寒交迫的愛爾蘭人踏上了美利堅的土地。一個世紀的時間里，愛爾蘭裔美國人——這個身份代名詞在林奇家族中變得越來越清晰，越來越重要，托馬斯·林奇從父親那兒獲得了它；26歲的時候，他接手了家族在密歇根州小鎮米爾福德的殯儀館，成為殯葬師；緊接著是詩人，作家。順理成章地，托馬斯·林奇成為了現實生活中切實存在的“丹尼斯·巴洛”。

“我們人類從塵土中被塑形，我們基本離不開蔽體之所、房屋和墓碑所在的土地，死后我們又被埋入土地。”

或許是因為受到了塑造自己血脈的故土的召喚，托馬斯·林奇從20世紀70年代初起，數次橫跨大西洋，往返于美國和愛爾蘭兩地。林奇沿著自己家族的遷徙軌跡，在往往復復的抵達、離開、重訪中，家族經歷與民族歷史如同時間的篝火余燼，開始重新顯形、匯聚。

“兩個地方共同造就了我看待世界的眼界和對自我的認識，我對人生和時間的全部認識都要歸功于這兩個地方。在密歇根我是底特律西北郊區的殯葬人。在莫文鎮我是一個常來寫寫逛逛的美國佬，是從前住在這里、現已離世多年的老婦的親戚。”

2001年，愛爾蘭莫文鎮，林奇在家族遺留于此的家中，動筆將這三十多次旅程中的所見所得記錄在案；2004年春天，美國密歇根，林奇在穆利特湖邊的家中寫完了這本書——《往來于故土之間》，它的副標題叫作“一個美國人的愛爾蘭返鄉之旅”。一本由兩個地方、兩種身份、同一種語言完成的書，由同一位身體力行的“裁縫”將兩塊歸屬于不同時空的版圖拼接所得來的。

從愛爾蘭大饑荒時代到1970年林奇初次探訪的愛爾蘭，百年時光似乎并沒有讓位于山腳下的莫文鎮產生變化。在書中，林奇回憶起自己在故土最初的日子：“我看見那些房屋和小塊地，牧草倉和茅草棚，奶牛棚和儲物房，門柱、石墻、田野、水井和溝渠，土壘和土溝，教堂和墓碑拱頂，墓石上的名字和日期。這些都是我的先人們有生之年的造物。”

當大洋彼岸的美國已經成為世界民族與文化的交匯點，在同一面旗幟下運行著不同的規則，奉行不同的信仰時，莫文鎮的居民們依舊在一個隨隨便便就能用雙腳丈量的世界里，守護著數百年來的農耕文明，共享著差不多的生活經驗，行走在由隱士、貞潔教徒和天主教求道者引導的老路上。

“這就像神秘、神奇、無法解釋又古老的母語。”

在這段旅程的兩端，舊世界與新世界不斷地交替上演，但與之而來的差異并未讓林奇覺得不安。“那是一種貫穿全身的、深入血液的核心體驗，是一種潛藏于萬物心臟中的強烈共鳴；一種生物動脈的回聲，從人的每根血管和身體的每個部分，一路延伸到手腳，到拇指。”林奇這樣描述自己在愛爾蘭獲得的體驗。

這同樣是一本獻給愛爾蘭民族的書，用林奇的話來說：“紀念那些留在故土和離開了的人。”在書中，林奇簡述了這個如今占美國人口十分之一的愛爾蘭族群的遷徙史。從17世紀因為逃避稅務從阿爾斯特來到美國的第一代蘇格蘭愛爾蘭人，到20世紀成千上萬像科爾姆·托賓筆下渴望未來的愛爾蘭年輕人，他們引領了時漲時落的愛爾蘭移民熱潮。“七百萬愛爾蘭男女在過去四百年間自愿跨過大西洋來到新世界，尋找在舊世界無法得到的美好未來。”

歷史賦予了林奇“愛爾蘭裔”的身份，時代又讓他成為了美國“嬰兒潮一代”的成員。上世紀六十年代，越戰爆發、肯尼迪遇刺、嬉皮士運動興起，世界呼喊著“性解放”和“女性主義”，一轉身投入到后現代的懷抱。林奇和近八千萬“嬰兒潮同胞”共同目睹了科技革命和資本游戲如何在上世紀后半葉將傳統迅速分離，然后重新打包。

林奇意識到了什么，這也是他數次往返愛爾蘭的原因。因為當便利的交通使以往難以逾越的時間和空間變得不那么重要時，當行走在車輪上的世界公民已經開始悄無聲息地抹除自我身上的民族印記時，那種對故土愈久彌堅的情感也在變得輕浮和廉價。美國守靈，原本是歷史上愛爾蘭人為即將離開故土前往美國的親友舉行的送別儀式，因為這些離開的人可能永遠無法再見到故鄉的親人。而今天，“離開只是一種選擇，臨走前的美國守靈變成了預祝旅途愉快的歡送派對。”

殯葬業同樣未能幸免。在《酗酒、貓與贊美詩》一書中，林奇講述了傳統殯葬行業在半個多世紀來遭受的爭議和變化。

1962年，杰西卡·米特福德抨擊美國殯葬業的圖書《美國的死亡之道》（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出版。她在書中指出：“近些年來，那些喪事承辦人對美國公眾搞了一場以死亡為主題、索價奇高的大型惡作劇。”米特福德把殯葬從業者看作是“死亡的強盜大亨”，認為他們所做的無非是向悲痛欲絕的生者兜售關于死亡的美好幻想，以此謀求利益。

《美國的死亡之道》出版后便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平裝本銷售了約100萬冊。它所引發的社會現象是，從紐約到舊金山的許多報社都派記者去調查當地的殯葬界情況，聯邦貿易委員會也對喪葬業展開了調查。在所有人都以為殯葬業搖搖欲墜的時候，霍華德·瑞澤——國家殯葬禮儀師協會執行長——站了出來。

“米特福德和瑞澤曾經互不相讓。她寫了《美國的死亡之道》，以批評掛帥，對殯葬業大加撻伐。而他擔任國家殯葬禮儀師協會執行長三十五年，是個務實訓練出身的律師，也是殯葬業的頭號辯護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他們在廣播、電視、及平面媒體訪談中一再短兵相接。她談錢，他談意義；他在乎價值，她在乎價格；她說葬禮是‘粗俗的表演’，他說葬禮是‘為活人而舉行’。他們幾乎每件事都不同意對方。”

一九九六年米特福德去世，一九九九年瑞澤去世，這場關于價值與意義的論戰還未來得及畫上句號，從爭議中一路走來的美國殯葬業又迎來了新的變化。美國國際殯葬服務集團、魯云集團、斯圖爾特企業，被稱為“麥克殯葬幫”的三巨頭正在收購全世界的葬儀社、墓園和火葬場。“如何擴大市場”成為了這些巨頭企業在殯葬業打出的新旗號。

作為從父親手中繼承家族事業的殯葬師，被資本凱覦的“林奇父子葬儀社”的負責人，米特福德的觀點和巨頭企業的做法都讓林奇覺得惋惜——

“一場葬禮，不只是林林總總加起來的一個費用數字。它有宗教的、非宗教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社會性的及實際上的責任。家庭中的死亡，不該是件拿來當作買賣的事，那牽涉的是存在的問題。”

“殯葬業一直是個別具一格的事業，它抗拒標準化、分類、裁員、便利與效率，及大部分的市場策略，這個行業更仰賴信任、個人化服務與責任心。”

在林奇四十多年的從業生涯里，他親歷過無數次他人的死亡，雇主的，家人的，壽終正寢的，意外離世的。無一例外，這些死亡帶給生者的都是未知，一個失去至愛的世界要如何進行下去？在《殯葬人手記》中，林奇回想起那些喪失子女的父母，“他們神魂恍惚，試圖弄明白眼前發生的變故。一向擔當保護角色的父親，感到全然無助；母親們內心深處則浸透了痛苦，隨時會崩潰。”而當他們埋葬自己孩子的時候，也或多或少地埋葬了自己的一部分和未來。

親歷他人的死亡是否也意味著重復自我情感的遷徙？又或者是，在這個過程中，自身已經學到了如何以理性的態度去面對死亡？再不濟，也總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幫助我們淡化這件事。美國詩人康拉德·希爾伯利在女兒過世十年后寫下一首叫作《致凱瑟琳，一九五二年——一九六一年》的詩，全詩只有一句話：“凱瑟琳，我們都會死。”（Katharine,we die.）

康拉德不能理解女兒的離世，以至于在十年后，才嘗試著用“我們都會死”的普遍事實當作對“女兒已死”的回應。在這里，語言似乎變得難以抵達，死亡和隨之而來的情感再也無法被時間消解。而康拉德沒能做到的，林奇也未必做到了。縱使從幼年起，林奇就在父母和神父的引導下去理解那些關于生死的重大命題，縱使他早已習慣于深夜打來的電話、修整尸體、舉行葬禮、安撫家屬，可當他在停尸房看到自己父親的時候，“如同一扇門在你身后砰然關上，時態一下子變成了無從逃避的現在時：這就是我父親，死了。我和弟弟擁抱在一起，失聲痛哭……”

在面對至愛之人的死亡時，所有我們從外部世界獲得的經驗和能力都會失效，它們毫無用處。內心世界急劇收縮，我們的視線除了關于死者的記憶，再也不能容納更多。隨后，悲傷和痛苦又要將它奪走。林奇寫到那個喪父的女人，“在即將到來的五月，一個蔚藍的上午，她會站得直挺挺的，像一道活生生的傷痕，抱著剛出生的孩子，站在那個男人的墓旁。”

出于對死亡的自覺，也許是為了盡早接受厄普代克筆下的“無盡的終點”，林奇在《殯葬人手記》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安排”了自己的葬禮。

“我希望天空灰暗，就像樹中全是木頭，灰色是其本質而非偶然。在密歇根的嚴冬，對于春天、花園和愛情的希望，早已被摧殘殆盡。”

他提到了守靈、牧師、音樂、詩……他希望那是一個寒冷的二月，因為他的父親去世的時候也是二月。他為出席葬禮的人留下忠告：別太在意。而他沒有說出口的是，我們都會是成為傷痕并且給予傷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