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沒有經歷寫作困難的現實主義，終將被遺棄。這話說的有點決絕， 卻是可能得罪人也想說的心里話。

好作品大概都得在經歷某種程度的寫作困難后， 才能抵達臻于至善的境界。且不說時代之殤、國族之痛、家族之衰、人生之苦、內心之死，單就創作本身而言，既有文學遺產的影響焦慮，又有自我藝術的突破困擾， 還有名利誘惑的初心不改，更惶論獨立的人格、抵抗的勇氣和批判的精神。以上算是我對所謂“寫作困難”的內涵做出的一個簡要而模糊的解釋。 一個作家雖不一定經歷以上全部困難， 但如果出現了自動化的“慣性” 寫作， 或者雖然實現了自我創作的化繭成蝶，卻難以在文學譜系中有新的突破， 不過是掉入了一群創作的“花蝴蝶”當中。這樣的創作， 除了身邊或者圈子里的人吆喝幾聲， 誰又會在乎呢？或者又會在乎多長時間呢？

偉大的文學時代只能通過偉大的文學作品來確立， 時間將會過濾掉所有人造的繁華。僅以當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來看， 經歷過歷史的幾度浮沉之后， 能夠被人們反復提及的現實主義創作現象可能還有一些， 但普遍公認的經典作品能有哪些？

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革命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時期，形成了著名的“三紅一創，青山保林”，經歷了“現實主義深化論”及其批判，《創業史》不僅是這一時代，可能也是當代文學史上一份寶貴的現實主義遺產。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傷痕”“反思”“改革”以及“尋根”等一系列文學創作中，無不含有恢復現實主義傳統精神的努力， 出現了像《班主任》這樣一批具有“文學史”意義的重要作品。之后有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方方 《風景》 、池莉《煩惱人生》 、劉震云《單位》等為代表的“新寫實主義”創作浪潮，這一時期重要的現實主義創作收獲大概是《平凡的世界》 。九十年代中期有以劉醒龍、何申、關仁山、談歌等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沖擊波”，新世紀以來則有一度蔚為壯觀的“底層寫作” 。近年來許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明顯加強了文學關注現實的能力， 如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春盡江南》和新作《望春風》，賈平凹《帶燈》 《極花》，余華《兄弟》《第七天》，甚至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的新作里，不論是《天下太平》還是《詩人金希普》《表弟寧賽葉》，都飽含對現實的關注并富有批判精神。

今天需要特別強調一下當代作家處理 “同時代”的現實主義文學能力。前文我沒有特別提《李自成》《白鹿原》《長恨歌》《豐乳肥臀》等更多重要優秀的當代作品， 是因為此類作品相對而言并不是針對作家所處的“寫作時代”的現實主義創作。而另一些雖然針對作家的“寫作時代”直接發言，但難以呈現米蘭 ? 昆德拉意義上那種“說出惟有小說才能說出的東西”，不過是現實生活新聞化、電視劇化、或者文學化表達的出版物，不論是什么主義，至少筆者無法把它們當成優秀的當代文學作品。 當代文學每年的生成量過于龐大， 有限的閱讀讓我產生一種比較極端的印象： 許多當代文學作品能夠被發表和出版，大多數是個人意義的，少數有時代意義，只有極少數才是文學意義的發表。 當代文學確實也有它不可克服的委屈之處 ： 別的時代能稱得上“文學”的作品不但要經歷出版的困難， 還要面臨時間的篩選， 幾乎不可能和當時的批評家或者后來的文學史家套近乎，在“量” “質”轉化的比例上自然要好很多。 而當代文學在這個浮躁年代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創作、發表以及批評的門檻都變得越來越低， 致使當代文壇本身的諸多頑疾和固有毒瘤被加速放大，現實的人情關系和“圈子化” 的運作方式相當程度地干擾了回到文學本身的判斷。盡管“文無第一”，文學批評難有統一的標準，我還是經常被那些冒犯常識、踏踐批評底線的行為所震驚。

現實主義從未遠離過我們， 只是現實問題經常會有歷史的蟄伏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至今的幾次現實主義創作現象，竊以為正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現實問題蟄伏后的文學表征。這些文學創作更像是社會深層次問題的 “歷史拋物線”：經過時間的揚棄，在一個縱深的大格局坐標體系里客觀、敏銳、深刻地描繪了時代發展和人心變化的復雜軌跡。

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帶來了國家巨大的進步， 但早期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兩手抓”的倡導在實際過程中卻有所偏執，似乎漸漸變異為一種從上到下以“錢”為中心的績效發展觀念，由此也引發了自然環境、人文精神、社會風氣等一系列連鎖性的反應。 經濟發展漸漸改變和打破了中國原有的內外平衡結構， 把 “新寫實”和“現實主義沖擊波”及新世紀以后的“底層文學”現象結合起來觀察， 我認為正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形成的“現代性焦慮”由對外緩和轉向多元內化的文學表現， 是民族國家內部不平衡的文學焦慮與想象體現。近年來 《第七天》 《帶燈》 等現實關注強度不斷增多的名家作品也是這種不平衡格局的文學表現， 這也是筆者為什么對以余華《兄弟》《第七天》為代表的“當代性寫作”肯定的原因所在。

這種寫作會帶來一種悖論式的審美風險： 小說的現實及物性和批判性得到增強的同時， 也會因為其中的泛寫實和親歷性體驗產生一種詩意沉淪的美學后果，文學的神圣感會降低，藝術性也會受到質疑， 除了對作家本人的藝術與寫作能力構成巨大的挑戰外， 對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審美體驗也會構成強烈的挑戰。所以我認為 “當代性寫作” 面臨的最大挑戰可能是如何處理好當代性和文學性之間的平衡問題。

“當代文學”的關鍵詞之一就是“當代” ， 現實主義不但要有直面當代現實的精神勇氣，還要有穿透歷史迷霧的思想與藝術能力。比如莫言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天堂蒜薹之歌》 、九十年代的《酒國》 ，新世紀以來的《蛙》等 , 包括獲獎后新發表的作品，現實主義的藝術表現方式迥然不同， 但現實主義批判精神卻從未離席。有抱負的作家始終敢于面對自身、時代、文學史的挑戰甚至未來的檢驗，一個不能正視歷史與現實問題的人或民族，最終必然也會深受現實與歷史的困擾。

現實主義也可以是極“先鋒”的。如果把“先鋒”理解成一種對固有傳統永不停歇的超越與創新精神， 那么“先鋒精神”和“永遠歷史化”以及“無邊的現實主義”在邏輯上是一致的， 它不可能從文學創作中退場， 但它的自覺表現強度確實有不同的時代表現。 這就是為什么我要更明確的提出“先鋒精神”的重新召喚問題， 因為我覺得當下中國長篇小說在加強“當代性”和“回歸傳統”的同時， 整體上缺乏“先鋒精神”的藝術強度。

當代性，現實主義批判精神，古典資源，人類共同價值， 以及先鋒精神的召喚——超越了這些寫作困難的文學寫作， 才有可能在未來歷史中勾勒出這個時代的文學拋物線， 才有可能最終成長為文學新時代的繁榮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