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歷史內容空前豐富的40年

學術發展與社會發展一樣，具有明顯的時代性、階段性，呈現出形態化、樣態化的特點。

經典作家說，隨著每一次社會制度的巨大歷史變動，人們的觀點和觀念也會發生變革。史家陳寅恪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不入流。

如果雅思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可以視為始點，那么，西方學術已然經歷信仰的時代、冒險的時代、理性的時代、啟蒙的時代、思想體系的時代、分析的時代，而源遠流長的中華學術，在荀子之后，則經歷了經學時代、玄學時代、三教時代、理學時代、漢學時代、西學時代、馬列時代。這些時代表明，學術進程在歷史長河中不僅表現為加速度發展的狀態，而且不斷地從相對獨立發展走向全球融通，加速度地融通。

到20世紀，學術的加速度融通，發展到人類歷史的極峰。

40年來的中國學術、中國史學，負載著人類與中華文明的深厚積淀。但是，它直接從20世紀走來，以20世紀的世界大勢、中國歷史為背景，走在波瀾壯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道上。

這種狀態，需要在與改革開放前30年的比較中得到清晰展示。通過比較，可以看出，我國史學研究的根本形態沒有改變。換言之，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沒有改變，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主導地位沒有改變。但是，歷史學的基本樣態卻發生了重大變化。

40年來的中國史學，以加速度的狀態繁榮發展，以加速度的狀態與全球融通。其所形成的新樣態，標志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進入了第三時段（民國時期為第一時段，改革開放前30年為第二時段）。

談到歷史與歷史學，史學家們經常使用三個比喻：河流、人體、樹木。以“河”為喻，孔子嘆“逝者如斯”。以“人”為喻，章學誠指“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以“樹”為喻，安克施密特拈出，如果說后現代主義的歷史觀還殘留一絲本質主義，那么，本質不在樹枝上，更不在樹干上，只是在樹葉上。這三個比喻，可以很直觀地幫助我們理解40年來中國史學的基本樣態。

既然是河，則必然有主流，有支流；既然是人，則必然有骨骼，有血肉；既然是樹，則必然有主干，有枝葉。所謂主流、骨骼、主干，就是歷史的主脈與大勢、本質與結構、規律與動力。所謂支流、血肉、枝葉，就是歷史的要素與內容、形式與表現、機制與功能。不同歷史時期，歷史學家對歷史對象的擇取，側重點是不同的。

改革開放前，中國史家的側重點，是歷史的主流、骨骼、主干。改革開放后，中國史家的側重點，則轉移到了支流、血肉、枝葉上面。當然，偏重不等于偏廢，但大體之分，消息走漏，還是顯而易見的。

因為側重于關注歷史的主流、骨骼、主干，所以中國史家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從社會發展史的宏大視角，對中國歷史發展道路作了空前完整、系統、深刻的主導性揭示。所謂社會發展史，不是社會生活史，更不是社會文化史，而是社會形態與社會結構史，也就是生產方式的歷史，政治史、文化史等等均附著于其上。為突出主題主線，前30年的中國學者著重于對歷史規律、歷史階段與歷史理論的開掘，盡量清晰地提煉出中國歷史的邏輯秩序，將唯物史觀的一般秩序與中國歷史的特殊秩序相結合，將中國歷史的秩序納入唯物史觀的秩序中去，以此說明人類歷史發展的統一性、普遍性與規律性。改革開放前，中國學者對中國古代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實現形式、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漢民族形成、歷史發展動力、中國近代史主題主線等問題的熱烈研討，其出發點與落腳點，即在于鮮明地揭示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與人類歷史發展普遍規律之間的關系，從而清晰地呈現出中國歷史的主流、骨骼、主干。

這樣的研究路徑與學術取向，從20世紀初梁啟超提出“史界革命”便開始了。其后，以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家，由于掌握了唯物史觀，很快超越梁啟超、王國維等人建構的“新史學”體系，讓古老的中國史學真正成為了一門科學。這一形態的史學研究，從李大釗延續至今，一以貫之，是中國史學的主流。它最核心的特點，是以社會性質為話語之源。從上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誠可謂“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不入流”。改革開放后，它發生了新的變化。

中國史家認為，史學研究不僅要凸顯歷史的主流，還應該展示大河的支系；不僅要“骨感”，還應該豐滿；不僅應該主干強壯，還應該枝繁葉茂。以這樣的思想為驅動力，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喊出了“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的口號。

這是最能反映新時期史學整體樣貌的一個口號。40年來中國史學的整體樣貌，此口號足以一言蔽之。它原本是經典作家的原話，用作了《歷史研究》1987年第l期評論員文章的標題。提出這一口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前30年在側重關注主流、骨骼、主干的過程中，出現了“內容狹窄、風格單調的狀況”。之所以出現這一狀況，與唯物史觀無關，與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家的研究路徑無關。因為，不同的歷史時期，史家的時代任務是不同的。從民國至新中國前30年，歷史研究的時代任務，本是揭示歷史的主題與主線，不在于填充歷史的血肉與支系。因此，提出“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不是要否定以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豐富它、發展它、完善它。至于通過怎樣的途徑來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他們提出，“復興和加強社會生活史的研究，應是一條切實可行的重要途徑”。文章說，這樣做可以復原歷史的本來面貌，使之血肉豐滿，容光煥發。以該期《歷史研究》為標志，“社會史”成為新時期發展最快、最引人注目的史學分支。

“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是一個完全正確的口號，適應了新時期史學發展前進的需要。唯物史觀著重于揭示歷史的主流、骨骼、主干，但從來不忽視、也不允許忽視研究歷史的支系、血肉、枝葉。唯物史觀最重視揭示歷史的本質，但向來都是透過現象而不是拋棄現象看本質。由于歷史的本質隱藏于社會生活的深處，所以，馬克思主義史家對歷史上的生產關系、階級關系作了空前深刻的揭示。提出“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可以讓唯物史觀的科學之光綻放得更加艷麗。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引領下，40年來，中國史學的血肉空前豐滿、支系空前發達、枝葉空前茂盛。史學界公認，這是史學全面繁榮發展的40年，是繁花似錦的40年。

這意味著，史家筆下的內容，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豐富；史家隊伍的數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眾多。史學柜子里面所裝的東西越來越多，史學分支越來越雜、越細。大量風格多樣的通史、斷代史、專門史以及大型史料集成、叢書被出版。一批精通外語的世界史專家，與國際同行進行著同步性研究，諸多著作已經不遜色于國外的同類作品。考古發掘走出專業圈子，成為全社會關注的對象。研究領域日益拓展，手段日益先進，科研經費日益充盈。研究方法、研究樣態、研究視角與理念、論文題材與觸角日趨多樣，與海外同人的交流空前頻繁，田野考察蔚然成風。40年來的中國史學，呈現出從未有過的五花八門、無所不有的狀況。它非常駁雜，甚至混亂，但絕不貧乏；它有可能已經產能過剩，但絕非產能不足；而且，它還在進一步擴展進步之中。

凡此種種，均可分類以說，逐個地和分別地加以考察。以社會史為例，不僅中國古代社會史得到細膩描繪，而且近代、當代的社會史，同樣受到空前重視。社會史的理論方法、學科定位、內部再分支等等，無不得到深入研討。提到當今中國史學，許多人最容易脫口而出的，就是社會史。伴隨社會史研究的勃興，環境史、災荒史、城市史，以及文化史、觀念史、概念史、醫學史，與區域史、風俗史等等相互交叉，蔚為重鎮，成為歷史學發展新的學術增長點。可以這樣說，凡人類以往的形跡，幾乎全被納入了中國史家的視野，出版了專著。史學分支與學科的繽紛出現，帶來的是歷史內容在文本領域的不斷被添加、是學術理念的不斷從中心轉向邊緣、研究對象的不斷從整體轉向區域、理論興趣的不斷從歷史理論轉向史學理論。

這是一種應當給予整體肯定的繁榮發展狀態，是好現象，不是壞現象。只有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才能出現這種繁榮發展的局面。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進程相適應，既得益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支重要文化力量。

碎片化及其潛流背景

健康、繁榮是40年中國史學的基調和主流。但是，在內容空前豐富的情況下，歷史的骨骼、主流、主干是否受到了遮蔽？換言之，豐滿的血肉是否拖累了骨骼？豐茂的枝葉是否掩蓋了主干？細密的支流是否漫溢了主流？史學隊伍是否具有分化的傾向？這樣的追問，時常會浮現出來。

發展帶來變化、產生分化、生發新的問題，這在人類歷史上不是新鮮事。正如美好的生活導致胖人越來越多，史學界普遍感到，干瘦的骨感固然不妥，臃腫的肥胖同樣是問題。

多年來，許多專業學者追問：在歷史區域研究中怎樣關照全體？在歷史描述中怎樣不忘本質？在微觀考據中怎樣不止于碎片？在史料梳理中怎樣不忘思想？總之，具體研究怎樣關照宏大敘事？這樣的追問，在學術意義上關注的是歷史學真善美的全體大用，在社會學意義上體現的是歷史學家的一些新不安。

確實，伴隨著繁榮發展，生發了一些令人擔憂的新現象。突出表現是：研究內容碎片化、研究主題形式化、成果表述玄學化。“三化”的核心，是理論思維弱化。有識之士普遍認為，歷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思想性。

何以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它是繁榮必須付出的代價嗎？有學者認為，這是過去僵化研究模式所必然造成的“報應”。筆者不贊同這種說法。因為，“報應”只能表明動力原因，無法說明轉型機制的運作過程。還有學者提出，既然倡導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那就必然會造成樹葉遮蔽樹干。筆者同樣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所謂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是指把原本不該缺少的東西還回去，而不是把原本不缺少或原本不該有的東西硬加上去。這是“還”字透漏出的應有之意。顯然，造成碎片化等等的原因，要另外去尋。

我以為，造成碎片化等等的原因，是由于在40年中國史學的進程中，始終伴隨著一股潛流。這股潛流雖然不是主流，卻潛移默化地介入、影響了40年來的中國學術，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之外圈占了場域。這股潛流的基本特征，就是碎片化，它來自于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西方學術轉向，恰好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時段大體相符。

所謂碎片化，其最外在的表現，是選題狹小，例如“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濟慈喝什么稀飯”“普希金抽不抽煙”“洪秀全是否留胡須”之類。但是，再狹小的選題，也屬于歷史的要素與內容，可視為微觀研究，未必屬于碎片化。構成碎片化需有兩個要件，一是選題缺乏與歷史研究相匹配的意義，二是將對小題目的考據視為研究的全部和最終目的。碎片化的實質，就在于將缺乏重大意義的歷史偶然性看作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要素，并把對這種要素的研究當作是歷史研究的真正內容。換言之，借用安克施密特的說法，認為歷史的本質在樹葉上，不在樹干上。

這樣的價值取向與研究狀態，最直觀的表現是“以要素代替全體”。它不是力求使本不該缺位的歷史內容在場，而是將研究的篩孔做小，去除大的，留下細的。當要素被夸大為某種特殊東西，即如同安克施密特所描述的那樣，會引起人們領悟過去的塵埃化。在中國，這種研究取向可追溯至乾嘉考據學。但是，民國以后，從歐美進口的實證主義又固化和強化了這一傳統。由此，以偏概全地將考據看作從事歷史研究的終身事業，成為學術風尚。相應地，如錢鍾書所說，普遍地輕視或瞧不起理論。眾所周知，這種研究取向曾遭受嚴肅批判，有所弱化。但上世紀70年代后，西方學術風尚再一次轉向碎片化，并逐漸傳入中國。這一次傳入的碎片化風氣，雖然在許多方面與舊形態的碎片化保持著一致，本質上卻以對某種理論的“重視”而非“輕視”為出發點。換言之，它也有理論背景，但不是實證主義的背景，而是反實證主義的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背景。

讓我們從波普爾對碎片化的倡導開始討論。波普爾是直接論述到碎片化問題的思想家。他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總體論意義上的”或“關于社會狀態的”歷史學；所存在的，只是所謂“零碎技術學”“零碎修補學”“零敲碎打的工藝學”“零碎的試驗”等等。他表示，“不相信有可能對零碎方法提供任何一種相應的批判”。這種論調，與后現代主義的學術取向是完全一致的。他對“歷史決定論”的否定立場與批判邏輯，完全符合70年代后西方學術轉向的理論預設及基本進路。

這種理論預設及基本進路，就是拒斥所謂系統的哲學，亦即拒斥所謂以認識論為中心，追求客觀性與合理性，被羅蒂等人指稱為基礎主義認識論、邏各斯中心主義、實證主義、經驗主義的那些同質類的思想理論。這種思潮覆蓋了70年代后的西方學術界，為學術碎片化提供了理論支撐。

比如在文藝理論領域，形式主義文論大泛濫，驅離社會歷史背景，宣稱“作者之死”，成為趨之若鶩的風尚。接下來，便只是對作品所謂內部要素（如隱喻、意象、象征）的解析，再進而向文學消費與接受效果的維度發展。這種抽離社會歷史背景、抽離作者意圖乃至驅離作者的文學研究，被中國學者張江稱之為“強制闡釋”。“強制”的另外一層意思，在于強制作品僅僅以要素組合、工藝碎片組裝的形式在場。這種樣式的研究，對中國“知人論世”（孟子）的學術傳統顯然是一種顛覆。

應該指出，碎片并非一無是處。豕苓桔梗、木屑竹頭，亦可資用也。否定碎片化，不等于否定其中的合理因素，更不等于否定具體的微觀研究。正如錢鍾書所說，反對實證主義并非否定事實和證據，反對“考據癖”并非否定考據。但是，碎片化不應成為歷史研究的主流，更不能成為主流價值。

不過，這樣的立場和論述，在堅守碎片化立場的學者看來，是沒有意義的。拋棄歷史整體觀念、集中放大歷史構成要素，已然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之外成為傾向。在這種傾向中，歷史學既展現出內容的空前龐雜，又展現出空前的碎片化。碎片化鎖定歷史內容的某個或若干個要素，對其內部更加細化的要素進行愈加細化的逼視，不斷地向具體情境靠近，進而用要素替換掉整體性的歷史。“要素化”與“具體化”成為20世紀后全球史學的普遍特征。所謂“新清史”，所謂“中國中心觀”，就是這種風尚的產物。

這里我想以思想史為例。據某位西方專業學者總結，也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的思想史研究開始“經歷一次意義深遠的變化”。具體說，思想史家開始面對“一個獨特的問題”，即應該在什么程度上“接受當地人的風俗習慣”。所謂“當地人”的“當地”，就是“具體化”，一是指與全體相對應的區域，二是指區域內的要素。當“當地”這樣具體的因而必然特殊的要素占據本體或核心位置時，自然而然，那種整體性全局性的“假定或暗示”，也就“具有虛假的或令人反感的性質”了。所以，所謂思想史研究所面臨的“意義深遠的變化”，其實質無非與福柯的實踐、波普爾的主張一樣，在于拋棄歷史整體論與歷史決定論，走向歷史要素論。以“要素分析”代替“整體分析”，其極致化的表現，即是碎片化，或曰零碎工程學。將碎片當作歷史整體，以碎片解釋歷史整體，屬于史學領域的強制闡釋。當然，我們不是說“當地”一類對象沒有價值，但“當地”畢竟總是整體中的“當地”。不應當以“當地”去消解整體。脫離了整體的“當地”，即使地域再廣、范圍再大，也只能是孤島，因而在觀念本質上屬于碎片。

碎片化、具體化、要素化的哲學老巢，是海德格爾所謂“此在”（Dasein）。上世紀70年代后西方學術的主趨勢，團詞提挈，就是以“此在”代替“共在”（Mitsein）。這一主趨勢不管冠以什么名稱，不管變換什么花樣，不論表現在哪個領域，本質都是一樣的。因此，“此在”能夠像七十二變的孫悟空，在思想史家那里，變成“當地人的風俗習慣”；在勒華拉杜里筆下，變成“朗格多克”或“蒙塔尤”——所謂“微觀歷史學”的早期典范；在“新清史”那里，變成“滿洲”；在所謂“中國中心觀”那里，變成絲毫不受外來元素影響的純中國元素。如此等等，理一分殊。安克施密特道出了天機：“在后現代主義的歷史觀范圍內，目標不再是整合、綜合性和總體性，而是那些歷史片段成為注意的中心。”

許多西方學者都將法國年鑒學派的史家勒華拉杜里歸于后現代主義，而年鑒學派對40年來的中國史學界產生了直接影響。在20世紀，第一代年鑒學派立場的基本特點，就是使“每個個人都必須回歸他的時代”。注意，是回歸“他的”“當地”的“時代”，亦即“此在”，即具體現場與要素，亦即所謂生態-人口學模式，由地質、氣候、瘟疫、細菌之類要素構成。歷史研究就是分析這些要素，如同強制闡釋者分析作品內部的修辭、隱喻、肌理、意向、句式、語匯等等一樣。至于說從這些分析中提煉出一個定義，提煉出社會轉化的過程，費弗爾認為，那要么是先驗的，要么是不可能的。

年鑒派在1968年前后進入第三階段。它最大的特征，就是碎片化，而福柯是年鑒派第三代的同路人。福柯所謂考古學或系譜學，與年鑒派所謂心態史“至少在親緣上具有類同性”。當第三代年鑒派史家崛起的時候，美國的海登·懷特于1973年出版了所謂后現代史學的代表作《元史學》，羅蒂則在1979年出版了《哲學和自然之鏡》。1978年，有中國學者開始組織翻譯意大利人梅洛蒂的《馬克思與第三世界》。這些同時發生于上世紀70年代的事件，可以列出許多，但只指出一點便夠了，即它們以同樣的性質從一開始便介入了40年來的中國史學，分化并占據了很大一部分思想學術領地。特別是年鑒派第三代，幾乎完全是與40年來的中國史學同步發展的。

所以，講到碎片化及其背后的理論預設、學術理念的變化，評估40年來中國史學的潛流與影響，需要追蹤西方上世紀70年代后的思潮轉向，看一看二者之間發生了怎樣的關聯。這樣，可以為科學規劃中國歷史學的未來，提供借鑒。

走向歷史學的公共闡釋

40年來中國學術的發展，促使中國學者的思考開始向新的理論建構方向演進，呈現出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的新趨向。這種新趨勢，一言以蔽之，曰：離棄強制闡釋（Imposed Interpretation），走向公共闡釋（Public Interpretation）。

碎片化必然導致對歷史的強制闡釋。在強制闡釋話語下，過于豐滿的血肉會拖累骨骼，過于豐茂的枝葉會遮蔽主干，過于細密的支流會漫溢主流。過于細碎的所謂史實重建，會讓歷史學者不再去思考宏觀問題，因之對歷史理論缺乏興趣。在拒斥所謂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名義下，淡化乃至反對理論思維似乎順理成章了。強行場外征用，即簡單搬用歷史學理論以外的其他理論強加于歷史研究，本來立意很好的跨學科研究，反而弱化了歷史學的主體地位。用歷史要素研究代替歷史整體研究，一方面造成內容的豐滿，一方面造成碎片的集群效應。這樣一來，在具體研究中忽視全體，在歷史描述中不顧及本質，微觀考據成為了碎片，對歷史要素的重視成為了對歷史整體的排斥，由此而造成一種合力性的趨向，就是對歷史的強制闡釋。這種強制闡釋的現象，發生于非馬克思主義的史學領域，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史家的抵制和批評。

而走向歷史的公共闡釋，意味著歷史闡釋應該是理性闡釋，是人類共通性認知的邏輯呈現；應該是澄明性闡釋，是置入公共意義領域、為公眾所理解的闡釋；應該是公度性闡釋，即闡釋與對象、對象與接受、接受與接受之間，是可共通的；應該是建構性闡釋，即闡釋者對公眾理解及視域展開修正、統合與引申；應該是超越性闡釋，即超越于個體闡釋；應該是反思性闡釋，即在與文本的對話交流中求證文本意義，達成理解與融合。

遵循公共闡釋規則的歷史研究，尊重微觀研究但反對碎片化。它追求讓歷史的大樹既主干粗壯，又枝繁葉茂；讓歷史學的“骨骼”與“血肉”相互協調、相互促進。

以公共闡釋規則研究歷史，意味著中國歷史學由偏重史實重建，開始向注重歷史闡釋轉移。由于偏重史實重建，所以唯恐遺失歷史要素，歷史內容因之空前豐富。但是，在具體化、要素化、此在化的西方學潮影響下，散錢不串，主干不彰，其極端化，即流于波普爾所說的零碎工程學。轉向歷史闡釋，亦即轉而以理性邏輯為主導，不以細微史實重建為主導；以歷史邏輯之澄明性為目標，不以眾多史實之蕪雜疊加遮蔽澄明；以可公度性為規則，不以探尋獨特性、唯一性為旨歸；以整體建構性為取向，不以要素功能性為決斷；以超越學科壁壘為訴求，以反思學術史為契機門徑。

史學四長，才學識德。40年來，由于碎片化、要素化、具體化、此在化，學彰而識暗。以公共闡釋為標識，將轉而為識、學相長。此一趨向，意味著反叛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的范式。其繼承性，在于堅守確定性；其民族性，在于全新闡釋傳統史學；其原創性，在于由中國學者提出；其時代性，在于不重復老話；其系統性，在于通貫全體；其專業性，在于抵制場外強制征用。基本趨向，在于“骨骼”與“血肉”并重。

“公共闡釋”是中國學者張江在2017年提出的一個概念和理論。它認為，闡釋本身是一種公共行為。闡釋者應該以普遍的歷史前提為基點，以公共理性生產有邊界約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闡釋。

40年來，史學界絕非沒有具備公共性的理論思考及成果。特別是具有中層理論價值的成果，非常令人稱道。比如關于中華文明起源，關于明清時期生產力發展水平與生產關系的新變化，南宋至明代過渡，等等，這些研究，如同高速路上的匝道，起到了打通歷史堵點，使得道路連接暢通的作用。但是，公共闡釋代表了更大更新的思考趨向。面向未來，公共闡釋論體現了唯物史觀統領下史學創新的努力方向，預示了中國史學守成出新的新變化。它是消解后現代主義歷史觀的一劑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