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文學作品的年選編纂工作已經悄然啟動。過了一段時間，諸多冠以“年度最佳”“年度最好”“中國最好”“選粹”“精選”“排行榜”“最優”等字樣的文學作品選集將涌現在讀者的面前。不過，當前的文學作品年選在發揮“選學”功能的同時也面臨著一些問題。文學年選的編纂不應野蠻生長，自身的責任擔當不可忽視。

當前，文學作品年選的版本眾多，不少出版社紛紛推出自己的年度文學選本。不同版本的文學年選，“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各說各的重要”，收錄的文章鮮有相同，對優秀作品的共識性認可不足。此種現象固然有助于不同新作的發現，有利于新人的成長，但卻與“公平客觀推出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的，有代表性有影響力的作品”的編選追求相沖突。同一體裁的年度文學選本，如果彼此收錄的“最佳”“最優”沒有共識，說服力、影響力和閱讀價值必然大打折扣。以選學、選本的發展為參考，文學年選的編纂應該力圖實現“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考慮到經典確立、價值傳遞、批評、史料留存和歷史化等要求。

經典對應的是穩定的價值，指經久不衰的典范性、權威性作品，是一門學科精髓的體現。經典規范著人們的認知，不少人認為經典是“過去式”，與當下無關，但每一個時代都在有意識地塑造自己的經典。歷史上就出現過孔子刪詩、唐人選唐詩、宋人選宋詩等現象。文學年選雖然不能直接將作品經典化，但可以增加優秀作品的曝光率，提升作家和作品的活躍度，進而為后世發掘優秀作品提供參考。當前中國文學作品的數量蔚為大觀，同時代的文學選本如不能發掘出優秀之作，后人很難通過知識考古式的研究為這個時代塑造出經典。事實上，今天被認可的經典作品，在它們產生的時代已經完成了初步的經典化。“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優秀的作品在其產生的時代多數已經被發掘。就文學年選的編選而言，發掘出優秀作品的價值，將之呈現出來，進行經典化塑造，是編選者應該恪守的準則。

文學年選是作品的再發表或出版。較之最初的發表，遴選的要求更為嚴苛。收錄不同寫作追求或創作主題的作品，意味著對某些創作傾向、風格流派的贊賞，對文學發展具有引導作用。文學年選關注的基本問題是作品好不好、為什么好，擇取優良的過程就是編選者識見的呈現。一些文學選集通過“序言”“評點”等形式傳達編選者的見解，在今天仍有借鑒價值。文學年選的編纂還要有歷史化意識，盡可能地擴大編選范圍，發掘出能代表時代的優秀之作。選本的批評視角，讀者和后來的研究者未必認同，但撰史意識的有無是選本能否經得起檢驗的重要因素。以詩歌年選為例，有些選本的視野只局限于七八本刊物，未能呈現出詩歌發展的文化場域及生態變化等，所選作品很難經得起檢驗。編選范圍的擴大是追求客觀的體現，是從文學史的角度出發，考察一個作品重不重要以及為何重要的問題，是文學歷史化建構的主要方式之一。20世紀30年代，趙家璧在全國范圍內組織20位專家編選《二十人所選短篇佳作集》，“盡力照顧到文學界的各個方面和幾個主要地區”，目的就在于通過年選的形式記錄歷史。

在不同類型的文學中，文學年選的編選者要傳遞出自身的價值傾向。人文的發展，價值是核心。宋人真德秀在編選《文章正宗》時更多從經世致用、禮制道德、崇經尚古等層面收錄作品，以期在重視文章實用性的基礎上讓維護國家主權的認識深入人心，凸顯“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使命。發現和呈現優秀作品的過程，是傳遞優秀作品價值和精神的過程，更是價值觀培養和塑造的過程。對文藝來講，思想和價值觀是靈魂，一切形式都是傳達一定思想和價值觀念的載體。文學年選的編選不是做“拼盤兒”“雜拌兒”，反映時代精神追求、體現時代價值的優秀作品應優先關注，借此傳遞時代的正能量。

科技的發展，資料留存看似不成問題，但數據的無序增長會湮沒諸多有價值的資料。20世紀30年代，《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出版時，姚琪就指出其“造成一部最大的‘選集’”與“保存‘文獻’的用意”。文學年選不僅是不同體裁作品的收錄，更牽涉到“評論”“論爭”“思潮”“文壇變故”等不同的構成。當前文學年選往往沒有將評論、論爭等納入編選視野，資料留存意識不強，這是一個遺憾。

文學年選的受歡迎與當前讀者追求便捷的閱讀傾向有關。如果不是研究學習需要，讀者很難有時間和精力就某一類型文學進行深入關注。花最少的時間，讀最好的作品是眾多讀者的期望。就此而言，文學年選市場廣大，眾多編選者分羹而食的想法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文學不能單純地為經濟而生，“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文學年選應該戒除浮躁，不負時代要求。

出版事業在我國占有特殊的地位，是宣傳導向的重要構成。編輯和出版社對經濟效益的追求是生存發展的需要，但這種追求不應是短期和短視的。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發生矛盾時，要以社會效益為重。文藝作品的價值主要不是經濟層面的衡量。“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粗制濫造，不僅是對文藝的一種傷害，也是對社會精神生活的一種傷害。”文學年選要有傳世的追求，不能像微博、微信朋友圈中的文章那樣只有兩三天的生命力。推出傳世之作不易，但“唯其艱難，才更顯勇毅”。在時代的消費氛圍下，文學的娛樂作用被凸顯和強化，人們的精神追求越來越與“快感”“物化”等牽連，漠視了價值等層面的存在，文學的社會責任和擔當在個體消費和經濟利益的沖擊下有被忽略的傾向。“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的追求，在當前賺快錢的時代顯得有些落伍。“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的感官快樂不等于精神快樂”，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的屬性不應被忽略，文學年選也應該如此。文學年選是以“精品”形式展現優秀的文學成果。在社會效益考察的基礎上，編選者需要關注作品在同時期、同類型作品中的價值，需要進行如下的自我設問：入選的作品是否是同類創作中的優秀作品？在不同類型作品的選擇中是否是不同創作方法多樣性的呈現？入選作品在作家本人的創作中處于何種地位？是作家創作的突破還是機械重復？如此等等。關注這些問題，編選者才能更加全面地注意到作品的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克服浮躁這個頑疾，抵制急功近利、粗制濫造，用專注的態度、敬業的精神、踏實的努力創作出更多高質量、高品位的作品。新時代對文藝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數量的粗放式增長不應該成為文學工作者的追求。“略其蕪穢，集其清英。”文學年選的編選是一種藝術，也是一門學問，在彰顯編選者好惡和趣味的同時不能忽略時代特點和歷史化的訴求。一部好的文學選本應該在審美追求的基礎上，傳遞出價值引導。正如魯迅所言：“選本所顯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這就是說，文學年選的編選也是一種文學創作。“文以載道”是我國文藝的重要傳統，文學年選的編選不能僅僅受經濟利益驅動，更要有責任追求和使命擔當。

（作者：王瑜，系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