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本文作者珍藏的魯迅半身像藏書票。右圖藏書票背面有巴金簽名手跡。

在我的藏書票中，最珍愛的莫過于一枚由版畫家趙延年創作的魯迅先生半身像藏書票，木刻墨印與溫潤雪白的宣紙黑白分明，加之魯迅先生冷峻的神態和輪廓分明的頭像凸顯出了木版畫的“力之美”。此票更為珍稀之處是背面有巴老簽名的手跡，如何得來，還有一段趣事呢。

1996年12月19日，巴老得知第二天上海圖書館將舉行新館開館儀式，委托我把幾天前讓家人帶到醫院的全套德文版《斯托姆全集》（1917年版）作為賀禮捐給新館。上圖的工作人員面對著巴老饋贈的這套羊皮封面精裝版《斯托姆全集》格外感激，向巴老回贈了紀念封、書簽和藏書票，巴老對這些不起眼的小紀念品非常喜愛，尤其對魯迅像藏書票更是愛不釋手。我心想在物欲橫流、世風日下的當今，巴老仍孜孜不倦地在追求“甘于奉獻，不求索取”的人生樂趣，真是難能可貴，這正是對魯迅先生“甘為孺子牛”精神的傳承和發揚啊。如果請巴老在這枚藏書票上簽個名不是件很有意義的事嗎？巴老答應了，他緩緩地接過藏書票，面對著魯迅像端祥了許久才在背面用筆簽上了名，并讓護理員小吳鈐上章以示鄭重。蓋章時我無意中看到這枚小銅章的邊款上刻有“靳以送”的字樣，篆刻者是錢君匋，我猛然想起靳以與巴老同是魯迅先生出殯時的抬棺人，而錢君匋又曾是魯迅生前譯作《文藝論》等三本書的裝幀設計者。無意間，幾位與魯迅先生有過交往的文化人就這樣“湊”在了一起，是巧合還是天意，不得而知。過后，巴老對我說，如把字簽在先生身上，這樣就不太尊重了。話語里聽得出他對魯迅先生發自肺腑的敬愛。

巴老對魯迅先生當年的熱情扶持記憶猶新

自上世紀90年代初起，巴老每年到杭州，邊工作邊養病，少則十余天，多則數個月。無論是下榻在創作之家還是柳鶯賓館或汪莊，他都會讓家人把居住在杭州葛嶺的老友黃源接來相見。他倆坐在一起，憶友人，聊家事，也談《巴金全集》和《巴金譯文全集》出版的進展情況，但每次談得最多的話題還是“魯迅先生”。1994年10月16日，黃源來到柳鶯賓館同巴老會面，那天，與巴老坐在一起的黃源伸出手，輕輕地在巴老的手背上拍了拍笑著說：“上世紀30年代，我每次從魯迅家出來，總要順道到你在虹口的住處聊天至深夜，深談對魯迅先生的感受，那時你的精力旺盛，一夜能寫出一個短篇來。”話語不多的巴老聽了笑著說：“現在不行了。”我站在邊上望著當年給魯迅先生出殯時的抬棺人中僅剩的這兩位，雖都已是九旬之人了，但只要一談起魯迅先生，精神也明顯好多了。停了一會，黃源又說：“你還為先生編輯出版過一個小說集。”巴老聽后點了點頭。他雖然與魯迅先生只見過十幾次面，但對先生熱情支持扶植他和吳朗西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往事仍記憶猶新。

1934年，魯迅將日文版果戈理的《鼻子》翻譯成中文發表在《譯文》第一期后，心中一直存有譯《果戈理選集》的設想。時任《譯文》編輯的黃源知道魯迅曾向日本丸善外國書鋪購買果戈理的德文譯文本而最終沒成，一次，他在靜安寺附近的一家舊書鋪中偶然發現了一部16卷德譯本《果戈理選集》，就花了18塊錢買了下來，并在第一冊寫上“魯迅先生惠存”送給魯迅。魯迅收到后執意要付錢給黃源，兩人僵持不下，最終魯迅接受了簽名的那一冊，其余的還是付了15塊錢給黃源。

得到這套選集后，魯迅先生翻譯《果戈理選集》的愿望更為迫切了。他在給孟十還的信中談道：“日前得德譯的一部選集……不過現在即使有了不等飯吃的譯者，卻未必有肯出版的書坊，現在雖是一個平常的小夢，也很難實現。”為了早日能圓魯迅的夢，黃源幾經周折，最后找到了剛從日本回國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總編輯的巴金和經理吳朗西，熱衷于為別人出作品的巴金與吳朗西一致同意出版《果戈理選集》和《譯文叢書》。黃源把這個消息告訴魯迅，魯迅聽后隨即同意將《譯文叢書》交給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并請黃源出面在南京飯店正式商定此事。

1935年9月15日，魯迅偕夫人許廣平及兒子周海嬰，還有茅盾、胡風、黎烈文、黃源、巴金、吳朗西、傅東華十人一起聚餐，在席上確定了《譯文叢書》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魯迅譯的《死魂靈》作為譯書第一部首先出版等事宜。

席間，巴金沒忘向魯迅約稿，他告訴魯迅打算出版《文學叢書》，第一集想出魯迅作品集的計劃，魯迅當場答應了下來。數天后，他就把這本集子的名稱和內容通知了巴金，并告訴巴金還有幾篇待寫出來后再寄給他。此事給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晚年的《隨想錄》中還提及此事：“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來了，他對人說：他們要趕時間，我不能耽誤他們（大意）……這說明先生對任何工作都很認真負責……我下決心向先生學習。”這本書就是魯迅先生生前最后一個小說集子——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

在同魯迅交往的幾年里，巴金敬佩魯迅的為人，他親身感受到魯迅對為中國文學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努力奮斗的年輕人都非常信任，并引以為友，當別人在他面前無端指責勤奮工作的年輕人時，他會毫不猶豫地站出來加以保護。

1936年春，正值國難當頭，巴金和黃源為了進步文學的發展同魯迅的交往多了起來，關系也日益密切，卻遭到了徐懋庸等人的橫加指責。徐懋庸在給魯迅的信中稱：“先生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著惡劣的傾向……集合在先生左右的‘戰友’，竟然包括巴金和黃源……”此時，重病中的魯迅患肺結核引起了胸膜積水，命在旦夕，但他仍托馮雪峰根據他的意見擬稿，寫出了那篇《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長信。初稿擬成后，魯迅抱病在信上加以補充修改，駁斥了徐懋庸的言論，在信中還專門加注了：“……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兩個月后，魯迅先生與世長辭。

相逢時難別也難，每次黃源帶著對魯迅美好的回憶起身告辭時，巴老都會在旁人攙扶下相送，這回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一回到房間，還喘著粗氣的巴老便讓護理員小吳取出那本錦緞封面的冊頁，取過粗筆在首頁上意猶未盡地寫下了：“第一次和黃源見面在1929年，于今年65年矣，想說的話很多，但坐下來握著他的手，60幾年的舊事都涌上了我的心頭，許多話都咽在肚里，我只想著一個人，他也想著一個人，就是魯迅先生，我們都是他的學生，過去如此，今天還是如此。1994年10月16日河清（即黃源——作者注）來訪，臨別送他到大門口，幾次握手之后回來為小吳寫了以上的話。”

巴老把魯迅先生比作照亮道路的明燈

在魯迅先生去世后的日子里，守靈、出殯抬棺、遷墓、祭掃和各種紀念魯迅先生的活動中都能看到巴金忙碌的身影，在他撰寫懷念友人的文章中，也數回憶魯迅先生的篇數最多。在文中，他把先生勇于解剖自己、寫的全是講真話的書和把心交給讀者的言行，比作照亮道路的明燈和學習的榜樣。其實他對先生的此番評語，我看用在他本人身上是再合適不過了。晚年，巴老花了整整八年時間完成了一部講真話的書——《隨想錄》，在創作過程中，他不僅面對身患帕金森病的困擾，還得應對來自極“左”勢力的種種阻撓。

1981年9月，為配合魯迅先生100周年誕辰紀念活動，巴老給《大公報》的“隨想錄”專欄寄去了一篇《懷念魯迅先生》（此文收入《隨想錄》第七十二篇）的文章。可是，巴老萬萬沒想到發表出來的文章經過“刀斧手”的多處刪節已面目全非，甚至連魯迅先生說過的他是“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的話也被大筆一揮給勾銷了。巴老看到這種對魯迅先生大不敬的行為感到極大的憤慨，為此他一連寫了三封信給專欄編輯潘際坰（此文沒經他手，他在京休假），在信中說道：“……關于《隨想錄》，請你不必操心，我不會再給你們寄稿了。我擱筆，表示對無理刪改的抗議，讓讀者和后代評判是非吧……對一個寫作了50多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這是在我們國家臉上抹黑，我絕不會忘記這件事，我也要讓我的讀者知道……”

巴老懷著“寧可玉碎，不求瓦全”的凜然正氣，要讓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奮筆疾書寫就了一篇名為《鷹之歌》的文章（此文沒給專欄刊登，專欄只能在空框中用“第七十三篇存目”字樣，行話稱“開天窗”）。在該文中他引用高爾基小說中的“鷹”說，他愿像一只“胸口受傷、羽毛帶血”的山鷹，當不能再飛到天空翱翔時，就走到懸崖的邊緣，“展開翅膀”，“滾下海去”。以此表明心跡：真話是勾銷不了的，刪改也決不會使他保持沉默。巴老堅持著魯迅先生的“接觸到原則問題，決不妥協”的準則，維護了人格的尊嚴，受到了香港讀者的關注和尊重。

過了一段時間，《大公報》社一位負責人向潘際坰轉達了領導的意見：“為什么要刪改？而且事先又沒征求過作者的意見？”潘際坰聽了哭笑不得，聳了聳肩膀，無奈地用英語回了一句：“你怪我，我去怪誰呢？”就這樣，一場鬧劇草草收場。

巴老高擎魯迅先生的精神旗幟走到了永遠

巴老心底一直存有去紹興參觀魯迅先生故居的愿望，從黃源的來信中得知他同樓適夷到魯迅家鄉參觀的情況后，巴老很是羨慕，在回信中說：“我去過杭州多次，卻沒有到過紹興，真是遺憾，將來總得去看看……”

1983年10月9日，巴老因左腿骨折住院八個月后，剛出院，他就讓女兒小林和女婿祝鴻生陪伴，與黃源、黃裳一同來到紹興魯迅故居。他拄著手杖高興地同老友在“百草園”合影留念，還坐在魯迅讀私塾時坐過的座位上回憶自己孩提時代念書時的情景。他拿起桌上一把塾師用過的戒尺風趣地說：“誰不用功讀書，要打手心啰。”說完，巴老笑得合不攏嘴，還用手摩挲著當年魯迅在書桌上刻下的“早”字，無限感慨地說：“魯迅先生是我的老師，永遠是我的老師。”當他和大家一起步入客廳時，被懸掛在中堂兩側由書法家費新我書寫的對聯所吸引：“千古亮肝膽，一生硬骨頭”。這擲地有聲的字句，不正是對魯迅先生一生的最好評價嗎？也是巴老創作《隨想錄》時需要的勇氣和膽魄。臨別，巴老為魯迅故居欣然題下了“魯迅先生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

時光荏苒，巴老離開我們已十載有余，但有一幅感人的畫面始終清晰地在我眼前顯現：在杭州汪莊的二號樓大堂里，小林同已90多歲坐在輪椅上的巴老在一起，小林手拿一冊不僅薄而且是小開本的書，而巴老口中念念有詞。這本小冊子在巴老心中分量很重，每次到杭州總不忘帶上它，后來我才知道，這是魯迅先生的一本由華夏出版社出版的葉圣陶題寫書名的《魯翁詩抄》。只要巴老身體允許，幾乎每天父女倆都會背誦魯迅先生的詩，久而久之，巴老把集子中的所有詩篇都能流利地背誦下來。每到此時，邊上的人都會贊嘆巴老的記憶力。而我認為，巴老到了垂暮之年，病痛使他的手無法拿筆寫字，眼睛不能讀書看報，他在以這種特殊的方式踐行著60多年前在萬國殯儀館的靈堂上，面對魯迅先生的遺體所作出的“我絕不忘記先生”的承諾。

滄海桑田，巴老高擎魯迅先生的精神旗幟走到了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