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至29日，以“回顧與展望：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中國文學”為主題的第三屆中國文學博鰲論壇在海南瓊海舉行。中國作協主席鐵凝，中共海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肖鶯子出席開幕式并致辭。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出席論壇并講話。來自全國各地的70余位作家、評論家參加論壇，圍繞相關議題展開深入討論。

新時代文學有著廣闊的空間

李敬澤在講話中說，各行各業都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而文學界的紀念和回顧有著特別的意義，因為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文學確實領風氣之先，處于思想解放的前沿。文學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與時代同行，敏銳感應時代變革，積極書寫人民心聲，不斷拓展中國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提供新的語言和新的感受方式。在那些優秀的文學作品中，作家們有力地反映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歷史進程，表達了人民為幸福生活而不懈奮斗的時代精神，積極推動時代和社會的發展進步。千千萬萬的讀者在其中看到了歷史的前進，也看到了自己的命運，找到了激勵自己的精神力量。

李敬澤表示，回首改革開放40年的文學，我們對它所取得的成就充滿驕傲和自豪，但我們絕對沒有理由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恰恰相反，我們要與時俱進，不斷回應偉大的變革時代，書寫人民的心聲，表達人民的經驗。經過這40年的發展，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變化越來越快，人的經驗越來越復雜，作家必須增強腳力、眼力、腦力、筆力，向這個時代敞開，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更為寬闊的視野處理復雜的經驗，在作品中給予它形式和結構，回應這個時代的重大生活和精神命題，體現一種總體性關懷。在新時代，伴隨著新的巨大變革，中國文學一定會擁有新的更大、更為廣闊的思想和藝術空間。但這個空間不會自動出現，它需要作家們跳出舒適區、跳出固化的思維和寫作軌道，在廣闊的時代背景中不斷磨礪前行，不斷探索拓展，以更多優秀的文學作品滿足人民對美好精神生活的新期待。

充分肯定這四十年文學取得的巨大成就

李佩甫說，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像他這樣的一批作家。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寫作方向，他的寫作方向就是那片生他養他的土地——豫中平原。為了寫作，他喜歡到處走一走，尋找創作的靈感和素材。河南有著輝煌的歷史，也有著苦難的歲月。改革開放之后，河南在吃飯問題和治水問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極大的提高。如今，走在河南的鄉村，精準扶貧如火如荼地推進著，河南人憑借著自己的勤勞不斷改變著自己的命運。文學應該積極反映農民的新變、鄉村世界的巨變。

杜學文談到，我們的文學與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同頻共振。在改革開放到來之前，那些具有歷史敏感性的作家們從現實生活的蛛絲馬跡中發現了時代的新趨向，在作品中表達了對改革開放的深情呼喚。隨著改革開放的開始和深入，作家們積極書寫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試圖尋找更為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源來推動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在這個過程中，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作家作品。這些作品題材各異、風格多樣，但都積極回應時代的召喚、書寫人民的心聲，并形成了獨特的審美特征。

阿成說，改革開放為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從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我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代代作家為了記錄這40年的巨變，創作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他在《住房簡史》《買車簡史》《愛情簡史》中試圖完成對這一代人“生活簡史”的書寫。時代在發展，文學的書寫不會停步，希望有更多作家書寫改革開放，書寫新時代涌現出來的新事物，創作出更多無愧于時代、無愧于生活、無愧于人民的優秀作品。

謝有順認為，我們要去掉“厚古薄今”的思維定勢，敢于肯定最近40年來的文學成就，特別是在詩歌、長篇小說等領域涌現的優秀作品。在這40年中，作家們對固有的語言模式進行革新，建立起新的極具個性的語言表達。新的語言必然承載新的價值、新的觀念。在當下，作家要提升對重大問題的發言能力。文學是關乎靈魂的事業，應該對人性的復雜性、精神的可能性提出探討，使文學創作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精神勞作。

劉瓊說，改革開放40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全方位的歷史性轉變，而我們的文學也從不同側面書寫了這一個獨特的歷史進程，與整個時代同頻共振。從《芙蓉鎮》《沉重的翅膀》《平凡的世界》《抉擇》《秦腔》《蛙》《天行者》《生命冊》等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可以看出，優秀的作品大都具有在場感和問題意識，既書寫和觀照現實，又試圖干預現實。它們也都堅持以人為中心，以人為本，體現了鮮明的人文性和關懷意識。

范穩談到，改革開放40年來，是云南文學繁榮發展的40年。一代又一代的云南作家立足紅土高原，不斷書寫出精彩的云南故事。他們注重對本民族歷史與文化的全新闡釋和再度書寫，緊貼大地寫作，讓作品頗具原生態的山野之氣。張浩文也介紹了海南文學近幾十年來的發展情況。他認為，海南有著良好的文學氛圍，文學的發表陣地、文學的配套鼓勵機制都相對比較齊全，各種文學類型的創作都比較繁榮。伴隨著海南自貿區自貿港的建設，必將給海南人民的生活帶來深刻的影響，而文學要積極書寫這些新變。

李春雷認為，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在真實記錄社會歷史和現實生活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改革開放40年來，一大批報告文學佳作承擔起為現實吶喊、為真理執火的時代重任。在波瀾壯闊的新時代，各種社會的變化層出不窮，報告文學作家需要邁開自己的雙腳，去走進更深層的生活，去思考更深層的問題，并把這一切都轉化為鮮活的文學感覺，滲透到文字中，用藝術的形式，真實、冷峻地反映現實生活，寫出對時代具有震撼和補救作用的作品，為新時代留下我們書寫的“史記”。

更好地處理新時代的新經驗

何向陽說，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全方位的變革，這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前所未有，在人類發展史上也絕無僅有。改革開放40年來的文學生態發生了很大變化，作家與評論家之間密切交流，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良性互動。作家與評論家在這40年里建立起來的團結和諧條件下的深層對話關系為新時代文學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中國文學博鰲論壇的舉辦，也正致力于進一步鞏固這種深層對話關系和良性文學生態。深層對話不是一團和氣，而是說真話、講道理，是評論家與作家真誠地做諍友，是針對文學創作中的問題敢于發聲、悉心總結、深入研討，褒優貶劣、激濁揚清，從而有效引導創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積極推動文學創作由“高原”向“高峰”不斷邁進。

孔見談到，在過去的歲月里，我們可能更多關注的是經濟的建設，讓物質資料盡可能的豐富。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人關注精神的生活，追求優雅、高貴的靈魂，而文學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相信會有更多作家關注時代和社會的新變，積極書寫人民精神面貌的改變。

徐則臣說，改革開放40年文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站在這個歷史節點，我們還應該思考當下文學所存在的不足，以便推動它更好地發展。作為一個編輯，在閱讀稿件的過程中，常常感受到一種審美的疲勞，很多作品顯得陳舊，與這個世界錯位、脫節，無法讓人產生共鳴。因此，在這個巨變的時代，作家需要敞開自己的所有感覺，尋找那一些可能是“變”和“新”的蛛絲馬跡，然后盡力地表達出來。新的時代和世界，必定有一個區別于過去的結構，作家需要不斷尋找這個新的文學結構。

葛水平說，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40年的鄉村發展給人民的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從鄉村的人、事、物中，寫作者可以縱觀歷史。面對日常化語境的今天，小說創作在經往山路崎嶇的行程中正通往寬闊的道路，寫作者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寫下此時的中國故事，讓未來轉身看時看得見歷史風景。

陸梅談到，在這個時代，無論新媒體、新科技怎么變，資訊信息如何爆炸性增長，一些基本的標準、一些堅持和守護，不太可能輕易改變。借用畫家黃賓虹的一句話，就是“屢變者體貌，不變者精神”。這“精神”，也就是文學的常道。作家需要保持對經驗世界的機警，保持一種內在的創造性活力和積極主動的探索精神。作家要從大量的碎片化信息中走出來，走到信息和故事的背面，探尋現實的復雜性，并以豐富的想象力重新建構起一個更有行動主體性的“內宇宙”。

張莉認為，改革開放40年來，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是同生共長的關系。伴隨著文學創作的繁榮，文學批評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但在當下，我們需要進一步重視文學批評的審美信任問題。現在作家的涉獵面非常寬廣，相應地，對批評家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批評家要有大量的閱讀，有足夠寬闊的眼光，有雅正的美學趣味，也要有審慎的態度。他應該成為作家和文學的“同時代人”，要與自己的虛榮心做斗爭，要有職業的良知，不能辜負了讀者與作家的審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