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會說，沒有改革開放，哪有新時期40年的輝煌歷史？但改革開放的思想核心要說清楚，一是思想解放，二是鼓勵人們積極大膽地探索。這個思想核心，激活了沉睡了幾十年的歷史，令中國當代史的面貌煥然一新。這是我談40年文學創作主要經驗的一個大帽子。

主要經驗牽扯到方方面面，一下子說不深透，我想主要撿文學形式的探索談一點看法。1979年到1982年，文學創作的主要精力是清理歷史舊賬，比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1984年，關于文學形式應不應該探索、應該怎樣探索的爭論就出現了，這就是馮驥才、劉心武和李陀三人的《關于“現代派”的通信》。雖說通信的討論并不深入，還糾結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派關系等問題上，撕扯不開，由于它客觀上對文學探索的鼓勵，徐星、劉索拉和張辛欣初期的現代派小說出現了，他們作品的形式與傷痕和反思文學絕然不同，開始與歐美20世紀現代派小說接軌。

當然，最大規模的文學形式探索，出現在1985年、1986年的尋根文學和先鋒小說上，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在藝術形式上的一次重大轉折。尋根作家如韓少功、賈平凹、李杭育、鄭義等的小說，形式上一方面模仿魔幻現實主義，一方面模仿唐宋志怪小說和明清筆記小說，給人眼睛一亮的感覺。馬原、洪峰、余華、孫甘露、格非等干脆就把卡夫卡、博爾赫斯潛意識心理剖析和客觀敘述的技法拿過來，運用得還真活靈活現。如果不算上世紀文學的“蘇俄化”，當代文學史上最大一次“世界化”，就是這一批富于探險和創新精神的青年作家開啟和推動的。這個歷史功績簡直大極了。它的意義，一點都不遜于1917年的“文學革命”。

那么，這些大大小小文學形式探索上的“文學革命”，對每個敢于創新的作家意味著什么呢？一個是小說“寫什么”，以及“怎么寫”的問題。之前只強調小說寫什么，反倒把怎么寫的創作創新沖動束縛住了，“怎么寫”就是給作家的思想觀念和創作松綁。第二是讓作家意識到，小說存在著無窮盡的寫法和藝術的可能性，你怎么創新、探險，不管成功不成功，都沒人干涉，相反，還在作家協會、文學批評家和廣大讀者那里，受到千般熱情的鼓勵。在我看來，這是發生在作家內心深處的一場真正的“形式的革命”。所以，之后的新寫實、新歷史主義、女性寫作等等都涌現出來了，什么禁忌都不存在了，你只管玩命地寫就是了。

今天回想這一場34年前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文學革命”，真像一場歷史地震，真像是一次“鳳凰涅槃”，像一輪不愿意走出的好夢，更像一次個人思想觀念的脫胎換骨的改造。總之，這次文學革命的轟響一直從34年前延續到現在，每個與文學創作有接觸的人，都經歷了最為深刻的文學觀念和文學形式的洗禮。如果說，40年文學創作的主要經驗，我認為這是對我本人影響最大的方面。

以上是文學創作對形式探索的貢獻，但不要忘了此外還有重要的兩翼，一個是文學批評的推動，一個是雜志編輯對文壇新秀獨具慧眼的發現。現在想想，從1979年朱光潛先生提出人道主義問題，四次文代會召開，接著是李子云的文章《為文藝正名》，關于現代派文學的爭論，更有1986年劉再復的“論文學的主體性”、魯樞元的“向內轉”等一系列富有激情的新銳思想的連續爆破，徹底在理論觀念和文學觀念上使文學創作，從階級斗爭轉移到文學是人學這個大盤子上來。再后來，就是上海和北京一批新潮批評家對敘述、形式結構的大力倡導和推進，以及他們對馬原、洪峰、莫言、余華、格非、蘇童、孫甘露、扎西達娃等人作品的細讀，全面普及了關于現代派小說和新潮小說的知識。不僅在大學的文學課堂上廣為傳播，還由此傳播到全國各個層次的讀者中去。這次新潮小說的大普及，使文學探索的理念和行為在中國文壇站穩了腳跟。到1986年后，文學界再不會有人像對朦朧詩那樣爭論“懂與不懂”、“朦朧晦澀”的問題了。在這方面，幾代具有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文學批評家們功不可沒。

另外，不要忘記全國各地文學雜志的編輯對形式探索的大力支持，沒有他們的辛勤勞動，尤其是對文壇新秀獨具慧眼的發現提攜，怎么會在短短的40年涌現出那么多優秀作家，形成當代文學蔚為大觀的壯麗局面？在此，我舉幾個具體例子，例如《當代》的編輯秦兆陽與路遙的《在困難的日子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王維玲與路遙的《人生》，《人民文學》的編輯朱偉與莫言的《紅高粱》，《北京文藝》的編輯李陀與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人民文學》的王蒙、劉心武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當代》的章仲鄂與王朔的《空中小姐》，以及《收獲》的程永新與西藏先鋒小說作家群，他與余華、孫甘露、格非、王朔等的交際通信及對作品的修改發表，等等。在地方一級的文學雜志上，還有眾多默默無聞的大量優秀編輯，對這些成名作家初期的提攜幫助。因大量史料文獻還沒有被發掘，可惜很多事實沒辦法知道。

總之，總體歷史環境、作家、批評家和編輯的合力作用，才使文學形式的探索構成了新時期文學40年來最為重要的文學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