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自然是指我和妻子女兒一家三口。

故事還要從妻子懷孕時說起。那時的我，既欣喜又憂慮。欣喜的是，我要當爸爸了；憂慮的是，自己二三十年來，一直背著“可教子女”的沉重包袱度日。1977年，孩子降生了，是個女娃娃，我的心里感到平靜了許多——那個年代，我心里想的是，女孩子總比男孩子容易找個對象成個家啊！

回想初中二年級的時候，我雖然被評為學校里的“三好學生”，但為了減輕母親的經濟負擔，不得不輟學到國家某部屬機關的食堂當炊事員。在當時的環境下，我和單位里所有的青少年朋友一樣，每天無憂無慮地工作、生活。機關里的人員大多是經歷過長征、抗戰、解放戰爭的老干部，他們對待我們這些小同志，往往昵稱為“小鬼”。工作之余，常常在一起揮拍打乒乓球，鏖戰在籃球場，或結伴郊游、唱歌……我在工作中還算是盡職盡責，但也沒有覺得自己有做出了什么特殊的成績，卻在那年的5月里，參加了該部轄屬的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同年底，還和單位為數不多的同事到人民大會堂，和其它單位的同志們一起，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會見，并合影留念。

那時的我一直被幸福的光環包圍。自己性格比較開朗，無論是在順境還是逆境，每天仍是迎著朝陽生活、工作。業余時間除了打球娛樂外，還喜歡讀小說、看報紙。這期間，一位科室老大哥，在一次閑聊時拿出自己的筆記本讓我看，上面都是他從報紙刊物上摘錄的錦句、詞匯，說這些記錄對自己學習寫東西很有幫助。在他的影響下，我也開始摘抄報刊書本上的生動章節或冷僻成語，并借助詞典學習。久而久之，自己心里萌動了想寫文章的欲望。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祖國大地，我多年來的習作也終于變成鉛字，一篇小說在一家省級報紙上發表了。

這時我的女兒已是托兒所里的小朋友了。看著她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笑臉，我的腦海里也遐想聯翩。女兒這一代人，以后必將為建設現代化的祖國付出更多的聰明與才智。但是，如果只有普通文化水平，即便能“寫寫畫畫”，沒有一定的科學知識、沒有一定的英語水平，也很難成為某個領域的翹楚。我曾經從書報中了解到，被媒體贊譽為“老百姓的保健醫生”“健康快車永遠的列車長”的著名醫學科學家吳英愷院士，他在年輕時讀醫學院期間，就是因為英語水平薄弱，在查閱英文版資料時很棘手，不得不利用星期天，和同學們一起到英籍教授家里，通過師生之間的英語交流來提高英文水平。同樣是醫學科學家的林巧稚，只因其父早年重視她的英語學習，使她在考入北平協和醫學院后，可以專心致志投入到本學科的學習中去，最終成為一代婦產科名家。

如果女兒也能精通英文，那么將來她無論做什么工作，總要比其他人略勝一籌吧！于是，我利用公休日帶著學齡前的女兒，走進了社會上開辦的少兒英語學習班。垂髫之年的女兒，接受新生事物極為容易，很快就掌握了英語基礎知識。上小學，尤其讀中學、念大學時期的英語成績一路領先。或許是因為女兒的英語水平出類拔萃，在臨近大學畢業之時，一個赴德國留學的名額意外地被她獲取。女兒能夠出國留學，很讓我們夫妻倆高興了一陣。想當年，吾輩別說留學，就是想考大學的資格也沒有啊！現如今，只要你有真本事，國家就會重用你。

女兒讀書以至出國留學，哪哪都需要錢。我和妻子又是工人，當時每人月收入僅四十多元，沒有其它額外的經濟來源。為了給女兒寬松的學習費用，也為了改善家庭生活，妻子在上崗下崗競爭激烈的那些年，自己完全可以留在崗位上繼續工作的情況下，毅然要求提前退休，到社會上為他人做按摩、美容。早些年，我們一家三口居住在東城區某居民大院一間逼仄的小屋里。大院內住著“寶泉堂”浴池的按摩師張大爺。張大爺下班后，仍有患個頭疼腦熱的街坊四鄰上門找他按摩。妻子每天晚飯后，為了讓我和女兒能夠靜心“爬格子”、做功課，就到張大爺家串門。一來二去，居然也初步掌握了按摩技術。以后她又自費在社會上的美容培訓班進修一段時間。這樣，妻子就掌握了兩門掙錢的本領。錢富裕了，我們三口并沒有用在玩樂上，而是花費在智力投資方面。那年，《北京晚報》等單位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文學創作培訓班，妻子就積極支持我報名聽課。得知新華書店上市新出版了《辭海》，五六十元一套，也趕緊買了下來。為了讓女兒熟練掌握英語知識，鞏固提高英語水平，我和妻子商量，給她花二百多元買了一臺英文打字機。兩百多元，在那個年代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在妻子和女兒的支持下，我的寫作水平也有了長足進步。當一筆筆稿費匯到廠里，同事們羨慕地夸我是廠里的“筆桿子”。不久我被調到公司宣傳部工作，負責每周一期企業報紙的編輯。以后又在朋友的關注、介紹下，利用節假日休息時間，采訪了多位社會知名人士，如歐陽山尊、嚴寄洲、石羽、劉江、陶玉玲等，把他們的傳奇人生、輝煌業績陸續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人民政協報》《人物》等多家報刊上。為此嚴寄洲嚴老還表揚了我，夸我側重寫老同志是好事，沒有被剛剛出道的那些“眼花繚亂”的“明星”“大腕”所迷惑。

確實，我在采訪這些老同志的同時，自己也很受啟發。這些老藝術家大多是在年輕的時候，就投身到抗日救國的烽火中去了。在黨的文藝路線指導下，他們積極宣傳抗日救國道理，積極團結民眾共赴國難。如歐陽山尊放棄自己優渥的家庭物質生活，從大城市奔赴條件艱苦的延安；嚴寄洲參加革命后，本可以踏踏實實的做導演工作，但他總想著有一天也親自上戰場，和敵人真刀真槍的干一仗……他們為祖國而戰、為祖國無私奉獻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我、教育了我，也激勵了我的女兒。

我把這些故事講給女兒，她的學習精神越發積極。上學期間，幾乎沒見她與同學去逛商場，或到舞廳“蹦迪”。尤其到了德國留學那幾年，為了取得更好的成績，她婉辭了國內同學、好友的一些無關緊要的來電來函、網上聊天等無聊瑣事；也“無情”地限制老爸老媽經常對她的電話問候，只全身心地投入到學業的王國里去。她淬礪奮發的學習態度，也使大學里的老師們感到驚訝和喜悅。女兒原本沒有考慮繼續深造，是教授建議她讀博。如此一來，她更是以“頭懸梁、錐刺股”的精神，努力拼搏，最終獲得了由科隆大學頒發的“教育學博士”學位證書。

如今我的女兒已工作多年，為中德文化交流積極奉獻自己的聰明才智。我也退休十余年了，退休后仍筆耕不輟。每每想到這些，我和妻子就有幾分感嘆，若沒有改革開放，很難想象我們的國家會有今天的空前大發展，妻子也不可能有“掙外快”的機會，更不會有我女兒的博士學位和我寫作上的小小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