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曉華，江蘇如東人，作家、評論家，著有文學評論集《涌動的潮汐》《自我表達的激情》等，評論《略論新時期散文的家園意識》《作家傳記與文學研究》等。作品曾獲第一、二屆紫金山文學獎，《批評家》優秀論文獎。

兩年前五月的一天，我被拉進一個群里，群名很長，前面是字母，后面是數字。進去一看，我樂了，是中學同學群，瞬間我也就明白了群名的意思——如東縣中 79 級 2 班 2016 年 4 月 30 日建。其實，我并不是 792 班的人，這個792 班是一個理科快班，我當時選的是文科，但是我跟這個群里的大多數人都認識，畢竟掘港就這么大，學校就這么幾個，他們或者是我的小學同學，或者是我的初中同學，至少也在高中有過一學期的交集。

我已經記不清我高一時是在哪個班了，或者說待過哪些班了。1977 年恢復了高考，我們剛好上高一，那段時間變得十分混亂，高考的恢復打破了先前已經習慣了的學校常規，難免有些手忙腳亂，匆忙之間學校首先給我們分了快慢班，把有希望考上大學的同學聚集在一塊兒，隔了不長時間，又來了一次文理科分班。我選擇了去文科班。選文科的人很少，在老師和同學的眼里，只有理科實在學不下去了才會選文科；在家長的眼里，文科以后的就業渠道很窄，前景堪憂。所以全年級最后只有四十來個人選文科，只夠湊一個班的，大多數人都選擇了理科，而 1 班和 2 班則是理科中的快班，是優質學生所在地。

我之所以說這么多是想說明，我被拉進 792 是名不正言不順的，也想說明這個群是個不一般的群，在當時就是被學校重視的，是要沖高考拼成績的，雖然當時還沒有今天的縣中模式，大家對各類大學還處于懵懂的狀態，也沒有今天這么清晰的 985、211，本一、本二、本三，大專、職高的劃分，只知道考上大學是我們大家的共同目標。

我進了群之后，漸漸地發現這個群里也不只我一個人是外班的，而且 2 班的群也從沒有把別的班的同學當外人，這讓我想起了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這個群還是有這么一點意思的。把群成員一一打量過去之后，更是發現了這個群的不一般。從地域上看，東南西北遍布全國甚至海外，從職業上看，有公務員，有企業家，有醫生，有教師，有科研學者，有金融家會計師……而且個個都有兩把刷子，大佬級的人物也不在少數。他們應該都是母校的驕傲，79 級的縣中培養出來這一幫人也確是不簡單的。群里一直非常熱鬧，一會兒懷舊，一會兒爭論，一會兒云淡風清， 一會兒電閃雷鳴。但不管怎樣，只一 個“同學”二字，就把大家緊緊地聚攏在一起，只一個“縣中”二字，就讓大家久久地回味。

不知道別的同學在校的時間長短，我在如東縣中是度過了整整四年的中學時光的。我們這一屆是學制最短的一屆，初中高中各兩年，所以我 們這一屆學生畢業時大多十六七歲。

我十二歲跨進縣中大門時首先是被它的操場所震撼，那是一個標準的體育場，四百米的標準跑道，中間還有個足球場。這可能是我們縣里最大的一個廣場了，當時的萬人大會通常是在這里開，縣中的學生總是自己從教室里搬出長條凳，排著隊入場，成為理 所當然的觀眾。1976 年地震時操場上搭滿了簡易帳篷，我們還在帳篷里上過課，比在教室里上課有趣多了。 我還記得省體操隊曾經在這個大操場上做過表演，我們看著他們從大卡車上搬下那些我們只有在電影上和小人書上才看到過的體操器材，那時候有一本很有名的小人書叫《新來的小石柱》，就是寫一個體操苗子是怎么一 步一步成為紅色接班人的。這一群電影上才能看到的人真實地出現在我們面前，他們很年輕，外面裹著草綠色的棉軍大衣，一脫就是緊身的體操服， 真是帥呆了。他們果然就在單杠雙杠吊環平衡木上翻騰起來。印象特別深的一個運動員叫黃龍，大約是一個主力，他反復出場，動作矯健而優美， 可是那時我們并不懂得欣賞，大喇叭里報到他的名字時，就會引來一陣哄笑，因為他的名字實在是讓大家想到了大冬天拖著的兩條鼻涕。最開心的當然是我們學校開運動會，那是幾天的全校狂歡，每個班占一個地盤，像我這樣的非運動員是最自由的，可以 東跑西逛，可以帶東西來吃，可以去別的班串門兒。平時男女生之間是不說話的，但是到了運動會，似乎就可以破個例，找個什么借口說說話。因為我小時候瘦弱，就尤其羨慕那些體育好的女生，我記得有個女生短跑特別厲害，不是我們班的，皮膚很白，兩條大辮子及腰，跑步時可能是怕辮子甩起來影響速度，她會把辮梢扎在一起，在腦后形成一個大大的 U 字。 她奔跑的姿態令我著迷，擺臂，蹬腿， 像一個專業的運動員，吸引著全場的目光，有調皮的男生會在她跑過時打一個大大的唿哨。

我在記憶里畫過無數次的縣中校園圖，進大門是兩排梧桐樹，樹的南邊和北邊都是教室，和許多學校一樣， 教室是青磚灰瓦的平房，有很寬的走廊。正對著大門的是一面影壁，繞過去有一條小河，河的北邊是教師宿舍區，河的南邊是辦公區域、食堂和一個內操場。我們上初中的時候教室在最北邊一排，好像是后建的，比較低矮簡陋，初一的小朋友總是要被欺負的，那時候我們就盼著快快長大，好坐到前面寬敞明亮的教室里去。76 年地震的時候我們已經搬到前面教室去 了，那時候老師要訓練我們遇到地震緊急疏散，跑門的跑門，跳窗的跳窗，但是因為教室很高大，后窗離地面太遠了，老師就率領大家堆土堆以方便北邊的同學跳窗，我的座位恰恰是在最北邊，每每訓練時都是要鼓一鼓勇氣的。

我們上中學的時候，縣中人才濟濟，老師來自全國四面八方，因為各種原因聚集在這里。我們聽著他們五花八門的口音，也聽著他們一肚子的學問。初一開始學英語，英語老師的名字叫司馬格林，多像一個外國人啊，當我們聽到他一口純正的倫敦音的時候（跟磁帶里的聲音一樣），真的是打心底里佩服了。我記得剛上英語課他就叫我起來念單詞，然后說 ：“這個同學的發音很準，很有學英語的天賦。”我不記得我后來是不是英語課代 表，同學群里有人說早讀課是我天天領著他們讀英語的，我只知道從此我就愛上了英語。有時候老師的一句不經意的話對一個學生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司馬老師可能不知道我就是因為他的這一句話高考時才選了文科，而且執著地選擇了考英語專業，而也正因為他很快就調走了，接替他的英語老師也半途離校回京處理自己的右派平反問題，我的英語夢才變成了文學夢。

792 的群里時常會發一些中學時的老照片，我看著前排就坐的老師， 一個一個地回憶他們的當年。吳劍坤老師教我們數學，他不但課上得好， 而且課后還有自己的數學研究，在我的眼中他不是一般的教書匠，而是跟當時的陳景潤一樣，是一個數學家。也許是因為他，我在高一時數學學得十分努力，還參加了全縣的數學競賽并得了獎，當時全校只有兩位女生得獎，而另一位女生就此鎖定數學專業，并成為高校的數學教授。美術老師叫徐賢，是我的本家，他是南通人。我們的美術課大多是畫宣傳海報，與時政聯系緊密，社會上發生了什么事，我們就跟著畫什么，比如畫一個大大的拳頭，下面被砸爛的人物是隨著形勢而改變的。徐老師并不要求我們畫人物，他把范畫掛在黑板上，只講解拳頭的畫法，下面的是可以省略的。拳頭不只畫過一次，我的拳頭也越畫越熟，有一次還得了高分。徐老師最讓我們佩服的是，他能把小小的畫兒 放大到大大的影壁上去，而且不走形， 他先在小畫上打上正方形的格子，然后在影壁上也打上正方形的格子，慢慢地，一幅小畫就 COPY 到一面墻上去了。

我上文科之后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是楊自強，那是一個極其認真和嚴謹的老師，每天上課前必在黑板上方掛上小黑板，上面是各種練習，以成語填空、釋義、翻譯、造句居多，這樣的練習讓我日后將成語運用得自由嫻熟，這不能不說是楊老師的功勞。 雖然我后來當了老師之后一直反對學生在文章里多用成語，但是我知道，不用成語或少用成語是建立在對成語已經相當熟悉的基礎上的，沒有這個基礎，就不能懂得簡單地使用成語所帶來的語詞僵化。當然，我最最難忘的是當了我三年班主任的劉翠蘭老師，從初一開始，劉老師就是我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初中畢業進入高一， 她也從初中轉入高中，繼續做我們班主任。她是南京人，腦門很寬很大，戴一副深度近視鏡，她有兩個兒子，我清楚地記得她的二兒子出生后不久我們去她家里看寶寶，她抱著孩子，低頭微笑著，完全是一個溫柔的母親形象，剎那間我感覺這個畫面是那樣的美好，這與我們平時感受到的劉老師判若兩人。的確，工作中的劉老師是一個非常嚴格和嚴謹的人，她的眉頭時常是皺著的，無論對學生的思想還是學習，她的要求都很高，我覺得無論我怎么做都達不到她的標準。有一次她在課堂上嚴厲地批評我，并重重地在黑板上寫下“驕嬌二氣”四個字，坐在座位上的我一直在隱忍自己的眼淚，不讓它掉下來。這四個字一 直存在我的心里，成為我以后人生中的一次次提醒，為此我要感激她的不 留情面。最后一次見到劉老師是在南通，那時我已經在如皋師范任教多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那天我是去領獎的，散場時我聽到有人在喊我，竟然是劉老師！她真是一點都沒有變，我大約有十多年沒有見到她了吧，她祝賀我，詢問我的近況，我也知道了她離開縣中去了黨校，她的小兒子“為為”也長大了。我以為我們會很激動， 結果我們是那樣的平靜，平靜得像是天天見面的同事，然后就突然冷場了，我不知道該再說些什么，就匆匆告別 了。現在想來，可能在我的潛意識里劉老師的威嚴還在吧。

不知是哪一位老師提出的，我們這個年級突然間就有了“五朵金花” 之說，這可能與當時剛剛開禁正在復映的《五朵金花》有關。其實優秀的 女生不止我們這五個，這就造成了后來“五朵金花”有多個版本。恢復高考后，學校開始重視起文化課的學習， 但是前面的慣性還在，我們在高一的時候還在學工、學農、學軍，還有人被選了去學發電報和射擊，是不是叫通訊班和射擊隊我忘了。學軍總是讓我們期待的，大家都很興奮。我記得我媽用家里的小被子和軍用背帶給我打了一個小行軍包，我嫌她打得太小了不夠氣派，她堅持說大了我背不動的。媽媽還給了我一只軍用水壺，我們家有兩只，因為哥哥也要學軍，所以他拿了那只新一些大一些的，上面的綠色讓我好生羨慕，因為我的那一只不但小，而且綠漆已經掉得差不多了。學軍的一項重要任務是行軍，我們背著背包跟著大部隊走，我們班有幾個同學被選到了尖刀班，他們是在大部隊前面出發的，所有的命令，都從尖刀班傳過來，走，還是停，還是 有“敵機”轟炸需要臥倒，都得聽命令。 尖刀班沒有報到我的名字，我有些沮 喪，雖然我知道老師不會選我，但我還是沮喪。不過，射擊是人人都有機會參加的，每人三發子彈，是真的。 我趴在那里的時候，一個戰士過來幫我抵了抵槍托，告訴我一定要抵緊了，不然后坐力會把你的肩膀搞傷。我并不緊張，自認為眼力好，一定會是十 環，三點一線對好了之后，我就扣動了扳機，一聲巨響，我再看我的靶， 讀靶員在那里劃圈，我懵了，怎么會是零蛋？那個戰士蹲下來對我說，你沒抵緊，你還是沒抵緊。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沒抵緊瞄得再準也會飛。于是我調整了一下，再一槍，五環，再一槍，八環。這個十三環的成績我到 現在還記得，我也記得我們班的一個男生槍槍十環，總成績三十環，是我們這個年級的神槍手。

我還想說說學農。學農的次數是最多的，不談額外加進來的，雷打不動也有夏忙假和秋忙假兩次。小的時候學農就是干非常輕的活兒，撿麥穗啊，摘蠶豆啊什么的，上了高中，農活兒漸漸重起來，摘棉花就算輕的，還要割麥子、插秧。記得有一次學農，我剛會騎車，就騎了我爸的飛鴿自行車去，路上遇到了一位同學，我說我帶你一起，結果她剛一跳上車我就扶不穩龍頭兩個人都飛了出去，那時是石子路，手和臉都擦出了血，嘴巴立刻就腫起來。等我倆一瘸一拐地趕到，隊伍已經集合了，我期待老師問我怎么了，我就說沒關系，輕傷不下火線。 但是老師只看了我一眼，什么話也沒說。最后一次學農不是在村里，而是在縣中的學農基地，那時已經變成固定的地點，一年四季，每個年級排好 了，輪著來，有什么農活兒干什么。我們當時已經在為高考做準備了，很多同學帶了書，白天干活兒，晚上打 著電筒學習。我印象特別深的是一個晚上，我們幾個女生（應該就是“五朵金花”吧）在田埂上來來回回地走， 談將來要考個什么樣的大學，我第一次聽到了重點大學這個說法。說實話，我的父母對我一直過于自信，從來不擔心也就不關心我的未來，我記得就在那一年組織上落實政策讓媽媽重新回到省廣播電臺工作，而我爸爸的一句話最終讓他們放棄了這個機會，他說曉華又不是考不上大學，如果她考不上，我們再回去不遲。所以我當時腦子里只有一個考大學的概念，對什么重點和非重點，什么本科和專科， 都是一頭霧水。所以，農場的那個晚上我感覺到了我與我的同學、好朋友之間的差距，她們都能說出哪些大學是首選，哪些只能退而求其次，哪些是最后的底線，如果連這個底線都達不到，那就復讀一年再考。但那只是感覺，而不是警醒。那天晚上天上有很多星星，田埂上不算黑，我們就這樣從一條埂走到另一條埂，她們在思考未來，我在發懵，我不知道自己將 來想要干什么，也不知道我的大學之路與我的人生密切相關，我盲目地自信著，這個自信非常的空洞。

有關縣中的回憶真的太多了，一篇小文章是肯定裝不下的。我的回憶幾乎每天在進行，因為我們有了朋友圈，有了同學群，你不想回憶都不行，他們動不動就發上一張老照片，勾起你無數的往事。那天，我看到了我們讀書時縣中的老大門和遠遠的影壁， 真的覺得十分親切。我也翻出了 2009 年我們畢業三十年的照片，我把當時來的老師的照片發到群里，引起了一 片歡騰。那個對著話筒講話的化學趙老師還是像當年一樣話說得人聽不清楚，不能怪，當時他就九十多了，現在已經喝過了百歲酒，他像一個老佛爺一樣，除了慈祥還是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