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每天都要與文學理論打交道的人，我深感當下文學理論在反思能力、創新能力和對話能力上的缺失。這三種能力環環相扣，理論不去反思自身癥候，何來創新動力？沒有創新，理論又怎樣與文學創作展開積極對話？如此缺失帶來的結果是，文學理論沒有被創作界重視，創作界認為文學理論不但沒有提升其寫作水平和認知水平，反而誤讀了他們的作品，尤其是那種概念扎堆、生硬搬套西方的批評理論。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文學理論是關于文學活動的一整套知識體系，這個體系包括文學的基本原理、范疇和判斷標準等相關知識。這些知識總是在一種具體的歷史文化環境中建構起來的，因而文學理論說到底是特定歷史語境中文學實踐的產物。所以先有人們的文學創作實踐，再有后來關于文學創作的批評和理論，正如先有《詩經》、后有《詩品》；先有《荷馬史詩》和古希臘戲劇、后有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等，古今中外無不如此。所以文學創作的實踐活動是文學理論的活水源頭，是原點。

那么，現在文學理論為何敢拋棄源頭，甚至患上理論自大癥，完全擺脫文學創作實踐而自我擴張？其根本在于理論有一種自我生成的特性。一個概念可以派生出其他相關概念，一種范疇也可順勢推導出其他相似的范疇，比如從“意圖”派生出“動機”，再順勢推出“移情”或者“童年記憶”；“意圖”還可以一分為二，衍生出“作者意圖”和“文本意圖”，等等。如此一來，理論的自我繁殖就容易使文學理論脫離文學創作實踐，在擴張中凌虛高蹈，最終導致文學理論與現實的文學創作活動之間不發生直接的對話關系，你唱你的歌，他哼他的調。這正是當下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的悖離狀態，也是文學理論難以創新的深度原因。

無論古今中外的哪種文學理論，它們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們是永恒的真理，而在于它們能夠解釋某個歷史文化時期的文學作品，引導某一時代人們對文學的理解、思考以及實踐。以為理論的建構適用于所有時代、所有地域、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學作品，其實是理論的迷途。

這種理論的自大狀態必須改變。怎么改變？首先，回到文學現場，回到文學創作、文學作品和文學事件所建構的文學現場，也就是使文學理論再次回到源頭，使理論重新歷史化、事件化、語境化，在文學創作實踐中捕捉新的文學經驗，獲取新的知識，建構新的范疇和理論。文學理論如果只在中西文論（無論是中國傳統文論還是西方當代文論的資源庫）中左沖右突，是沒有出路的。脫離文學的創作實踐，理論就失去了活水源頭，就無法擺脫創新瓶頸和發展困境，就只能愈加貧乏而僵化。

其次，傳統文學理論，亦即作為一種學科的文學理論不少已經落后于文學創作實踐，特別是與網絡媒介結盟的新文學。當今文學已然是一個全球開放多元實踐的文學時代。這個文學時代有一個重要特征，如果只用一種文學理論，就無法有效完成對文學事物或文學現象的精準闡釋。只有跨學科多知識的綜合性理論才能有效闡釋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現在的文學創作、文學事件和文學現象，往往是多元的、錯綜復雜的文化語境的產物，只有動員和調集跨學科的理論資源才有可能與文學實踐建構有效的對話關系，進而能夠從事積極的文學闡釋和比較研究。所以，當下的文學理論應當是一種大文學理論，是跨學科的、交叉多元的知識集合體，是文藝學與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化研究等眾學科多元互動的綜合性理論。這對我們的總體性視野和知識背景提出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