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弋舟，男，曾獲第三、第四屆郁達夫小說獎，首屆中華文學基金會茅盾文學新人獎，第二屆魯彥周文學獎，第六、七、八屆敦煌文藝獎，第二、三、四、五屆黃河文學獎，首屆“漓江年選”文學獎，2012年《小說選刊》年度大獎，第十六、十七屆《小說月報》百花獎，第四屆《作家》金短篇小說獎，2015年《當代》長篇小說年度五佳，第十一屆《十月》文學獎，以及《青年文學》《西部》《飛天》等刊物獎及華語文學傳媒盛典年度小說家提名。

中國作協會員，現任陜西省作協《延河》副主編。

獲獎感言

2016年，中國的丙申年，我起意寫一本短篇小說集，名字就叫《丙申故事集》。

《出警》是這個集子中的第三篇，她首發在《人民文學》2016年的第7期。正如篇名所示，它事關警事，事關警察。結集后，朋友和讀者都有反饋，覺得這個短篇和我在這一年里寫下的其他小說都有些不同。我的責任編輯甚至發出這樣的疑問：她想知道，一個小說家在同一個時期，怎么能夠寫出截然不同的小說？

的確，一個作家的根本氣質乃至在文學中處理世界的獨特方式，總會有一個限定，而這篇《出警》，可能在朋友和讀者的眼里，超出了作為小說家的我的限定。這里面究竟發生了什么？如果必須作出說明，我承認，驅動著我的，首先是一個社會事件——寫《出警》的時候，正有事關警察執法的事件聳動視聽。我從不以新聞驅動寫作的靈感。但是，我之所以在丙申年起意寫一本小說集，并且用時間的概念來命名這本集子，正是因為我想要忠實地記錄“現在進行時”。這首先是對于時間的忠實，是對身在時間之中的我看待世界時的態度的忠實。這樣一個沸沸揚揚的事件，“即時性”地觸動了我，我想要表達我對警察這個職業乃至人性的基本想象。于是，我在自己的寫作生涯中，少有地來了一次“在場的虛構”。

“在場的虛構”，我認為自己摸到了文學之事另外的一個面向。如果說，寫作亦如硬幣，正反兩面構成了它完整的形狀，那么，更多的時候，我可能只熱衷于摩挲硬幣的單面，讓那一面越來越亮，以至于遭到常年忽視的另一面，越來越暗沉無光。當我摸出這枚文學硬幣來和世界交流時，它“截然不同”的光澤，沒準會令人起疑，懷疑我遞上來的，有可能是一枚假幣。

是那個對于“忠實”的承諾鼓勵了我。我寫《丙申故事集》唯一的目標，就是“忠實”——忠實于自己既有的寫作能力，忠實于自己“即時性”的思想感受，忠實于自己“此刻”的提筆熱情。在這本集子的附錄中，我和我的責任編輯做了題為“重逢準確的事實”這個對話。其中，我們討論最多的，便是“準確”與“事實”這樣的寫作倫理。

這就像同時捻動著硬幣的兩根手指，它們都是我的，你無法只認定其中的一根才是弋舟的手指，那樣，不像是一個假動作嗎？而捻動硬幣這樣的一個動作，唯有在兩根手指共同的努力下，才能達成那種可被理解的、有效的動勢。于是，在丙申年，由于一個社會事件的驅動，由于我對“忠實”所作出的承諾，我開始摩挲硬幣的兩面。

寫作《出警》，我只是想要忠實地回到小說的倫理中，讓每一個生命的實相去解釋自身，讓小說家的筆驅散那些“社會性”的紛紜的表象。我知道，唯有在這樣的努力中，自己才能更加理解人之為人的本意，才能猶如摩挲硬幣的兩面一般，去整全地打量我們的世界。

如今她得到了魯獎的褒獎。也許就此，我寫作的姿勢將更多地去嘗試讓兩根手指共同地捻動，去磨亮硬幣的兩面。

感謝所有的評委，你們或許都不曾想到，你們激活了我的另一根指頭。 

大學四年，從警五年，算起來，迄今人生已經在架子床上斷斷續續睡了九年。沒什么意外的話，可能還得隔三岔五地睡九年。躺在上鋪往窗外瞧，夜色氤氳，所門口的警燈無聲閃爍。對面超市門前的投幣木馬也旋轉著同樣的彩燈。沒誰玩，它也播放著兒歌。這讓人產生錯覺，仿佛我們是一家游樂場的守夜人，身后有摩天輪隱現或者七個小矮人出沒。

此刻要是從宿舍沖進夏夜，不啻跳進沸騰的大鍋。和冬泳一個道理，那得有點兒勇氣。樓下值班室的電話響個不停，好在沒什么大事需要出警。但誰也說不準。外面太熱，晚上好像更甚。地面蓄積了一天的熱力開始蒸騰。暑氣彌散，像是黑夜對白晝的反攻倒算。還好所里給裝了空調。去年夏天，宿舍還是靠風扇降溫的。

報紙上說這個夏天的高溫破了六十年的紀錄。我還不到三十歲。反正長這么大我沒被這么熱過。小呂卻認為這在他們家鄉根本算不得什么——如果他們家鄉的夏天是一百度，現在我們承受著的，頂多才六十度。小呂是新疆人，住在火焰山腳下。那兒真會這么熱嗎？他的說法讓人感覺大家是被扔在同一口大鍋里的青蛙，但一般苦，兩樣愁，有人已經將要被煮熟，有人卻還在愜意地蛙泳。

我還是挺愛值班的，因為接著可以休息一天。再過一周，我就要去封閉集訓。市局組織籃球賽，我被挑中了。那樣一來，就有段日子不能回家了。小呂和我心思一樣，他是想值完班就能多出一天時間去陪女朋友。小伙子正在熱戀，女孩剛剛大學畢業，還沒找到工作，有大把的時間需要人陪著。而我是想在家多陪陪我媽。

我們每隔四天值一次班。我是主班，小呂是副班，還帶著幾個協警。他警校畢業分配到所里，我們就成了搭檔。我算是他師傅。值班當天，小呂會提前準備好休息日的便裝——這像是吹響了他約會的預備哨——牛仔褲什么的，能讓他搖身一變，精精神神地去約會。他長得帥，個頭和我差不多，要不是單薄些，肯定也會被抓去打籃球賽。因為個兒高，有幾次我倆還被法院臨時借去押嫌疑人上庭。都是大案子，電視臺要播新聞，兩個高大的警察上鏡，將嫌疑人夾在當間兒，那效果不言而喻。

值班的時候小呂很快活，一副隨時會唱上幾句的高興勁兒。其實我也是這樣的心情，一般早早地就讓妻子做好了我媽愛吃的東西。這種精神狀態不會影響工作，因為我們都感覺有了個近在眼前的盼頭，心里得到了鼓舞。人的盼頭很多，但近在眼前的卻很少。

那天一共接警二十多起，跟高峰期比要少得多。按規定，要是沒有突發事件，我們可以在夜里十一點睡覺，凌晨五點再爬起來處警。那時我們已經躺在宿舍的架子床上了，我跟他聊起片區的老奎——就是被報社記者寫進文章里的那個主角。小呂聽了我講的一切后，陷入了沉思。他肯定受到了不小的啟發。后來他就跳進了外面那口沸騰的大鍋。等他回來，晨光熹微，黎明已近。他好像完全忘了還要搖身一變這檔子事兒。

我們這一行也是師傅帶徒弟。我的師傅是老郭。他教會了我怎么做警察，可惜三年前查出了喉癌，提前退休了。前段時間我去看他，老頭看來已經挺不了多久了。整個人出氣多，進氣少了。我進所的時候他可健康著呢，黑臉，皺紋像是刀子削出來的，胸脯拍上去，讓人相信能聽見金屬發出的咣咣聲。我覺得他長得很像寫《白鹿原》的那個作家，都是那種典型的關中老漢的樣子。

老郭煙癮大。后來滿世界開始禁煙，所里也禁，他得空只好跑到院子里，找個拐角蹲著抽幾口。有時候太忙，他忘了這茬兒，嘴里不小心叼上了煙，結果被所長撞到，挨了批評還得罰款。這規矩不太通人情。要說喉癌可能跟吸煙會有點關系，可我覺得要是放開讓老郭抽，他沒準兒現在還帶著我巡街呢。煙就像是老郭的口糧。每天在所里抽根煙都跟做賊似的，可能就叫度日如年了吧。真是委屈了老郭。他在所里干了一輩子，架子床可是沒少睡。

我們這個派出所在城鄉接合部。高樓大廈的背面弄不好就藏著塊菜地。咖啡館里坐著的，經常是光著膀子打麻將的人。一開始，要是老郭不帶著我，到片區走一趟，我肯定得迷路。那就是一個迷宮。有的窄道樓挨著樓，只容得下一個人通過。如果迎面也有人走進來，脾氣不好的話，往往就會形成對峙的局面。搞不好還能騰挪不開地打一架。上帝說通往天堂的是窄門，每次從這種窄道擠過去，我都幻想會有一個天堂等在前面。有一回，一個女孩走進窄道，沒遇到歹徒，卻遇到兩條流浪狗。一前一后，前后夾擊，預謀好了似的。女孩嚇慘了，打電話報警。等我們趕過去，她都尿褲子了，裙子濕漉漉的。于是我揮舞著套狗桿，又充當了一回打狗人。對付流浪狗，也是我們的工作。

我師傅老郭跟誰都熟。誰見著他都會給他讓煙，有點兒婦孺皆知的意思。很多不吸煙的人，見了他也能摸出一根皺巴巴的來，像是專門為了見他備了好幾天似的。他有一個鋁制的煙盒，上面刻著天安門前的華表，看上去恐怕有些年頭了。收了遞上來的煙，他就放進鋁煙盒里。巡邏一圈回來，差不多能裝滿一盒。他也給別人讓煙，但收到鋁煙盒里的他不會再讓出去，遞給對方的，肯定是他自己的煙。這里面就有了原則和講究，是一種德行，也是一種從警之道。我覺得，我就是從這種你來我往地讓煙里，開始領悟做一個警察的真諦。老實說，這和我入行時的想象不太一樣。我師傅老郭穿上警服也還是個大爺。何況，現在跟警服差別不大的制服也太多了。所里的協警、超市的保安，跟我們站一起，沒點兒專門知識，你分不清誰是誰。巡邏的時候我腰里會有警具，可保安的腰里也有根棍子呢。

每個轄區都會有幾個狠角色，我們的專業術語叫“重點人口”。對這些人，你得盯著點兒。老奎就是這么個人物。我到所里時他已經七十出頭了。在我眼里，他要是還能算得上“重點”，頂多也就是上路碰個瓷，伏地不起，訛點兒錢什么的。可我師傅老郭不這么看，他跟我說：“別看這老漢走得慢，腰里別的都是萬。”“萬”就是“萬貨”，方言里指“東西”和“玩意兒”。好像老奎腰里纏了一圈暗器，隨便亮出一件，就能聳人聽聞。

我覺得老奎和老郭長得也有點兒像。第一次老郭帶著我上門“認人”，我都以為他倆是親戚。他們兩個對坐在老奎家被煙熏得四壁焦黃的客廳里，互不搭理，都埋著頭使勁抽煙。煙是老奎自己卷的。他把煙絲鋪在兩指寬的報紙上，搓成棒，用舌頭舔一遍，遞給老郭。老郭接了，點上，反手也給他遞根自己的煙。老奎應該比老郭大個二十多歲，但除了腿腳沒老郭利索，背駝得厲害，看上去兩個人沒多大差別。也不知道是老郭顯老還是老奎顯小。可能關中男人上了歲數都像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吧，跟兵馬俑一樣。他讓老郭坐在沙發上，自己搬張板凳，矮上那么一截地坐著。老郭跟他介紹我，他瞟了我一眼，就像瞟了眼他的孫子。他可沒孫子，就是一個孤老頭。

按制度，對重點人口，每個月走訪一次就行。可老郭基本上每周都會帶著我上老奎家轉一趟。有時候巡邏遛到了老奎家樓下，他也要上去歇個腳。我猜老奎沾著唾沫卷出的煙，挺對我師傅的口味。

他們第一次當我面說起老奎的案底時，我已經不算個新人了，早就習慣了偶爾上街去打打狗什么的，也不再盼望窄路的盡頭就是天堂。老奎悶頭抽煙，突然來了一句：“早知道當年把人弄死算毬了，活著就是受罪么！”這話跟他嘴里的煙一同噴出來，格外嗆人。他的老底兒我知道，故意殺人，致人殘疾，被判了十八年。可我沒料到時隔多年，他還能放出這種狠話來。

老奎說完扔了手里的煙卷，伸出穿著懶漢鞋的腳使勁碾。旁邊就有煙缸，可他這么干，說明是故意擺出一個兇狠的態度。我靜等老郭發話。我猜他會訓一頓老奎，至少臉色會嚴肅起來，低沉地說：“你這么想不對，想早死也不能拿別人的命墊背么。”老奎呢，就會垂下腦袋說：“對么，你說得對。”因為我已經訓過不少家伙了，基本上沒遇到過跟我頂著干的。我想，此時老奎要是不垂下腦袋挨訓，我會讓他把剛剛踩滅了的煙頭撿起來吞下去。然后老郭會說：“有問題就跟政府說么，你現在有啥困難？”然后老奎就會訴訴苦：肉價太貴，假貨滿天飛，乃至人心不古，女孩子穿得太暴露什么的。老人們經常就是這么跟我抱怨的。疏導民意也是我們的職責，這么一番對話，是我心里的套路。我算是個內心戲比較多的人。

可老郭壓根兒沒接茬。他只是遞了根煙過去。然后就聊起醫保、天氣和附近即將拆遷的居民樓。老郭平時也不是個話多的人，這有些難為他了。他有一處沒一處地說，老奎有一句沒一句地聽。說什么可能也不重要，就是有人說話有人聽。說到拆遷，老奎身上也有劣跡。他家老屋拆得早，是這一帶最先被開發了的。也就兩間小平房，當年硬是被他置換成了兩套一居室的樓房——不能得逞的話，他揚言再殺一次人。說到做到，他天天敞胸露懷坐在自家門口，地上撂著把殺豬刀，隨時要給誰開膛破肚的架勢。這都是老郭告訴我的。

那天老郭跟他東拉西扯了半天，臨走還給他扔下半包煙。出門時我回頭看了眼老奎，怎么看，埋頭坐在小板凳上的這個老惡棍，都只是個與世無礙的廢物了。脊柱都像是被重錘給敲彎了，還咋呼什么？

從那以后老郭帶著我去的次數更多了。隔三岔五就得去看看老奎。在我看來，這事好像被搞顛倒了。老奎放了句狠話，老郭沒教育他，反而像是被他嚇住了。退休前老郭還專門叮嚀我，讓我沒事也多去瞅一眼老奎。后來我一個人上門，老奎聽說老郭得了癌，那眼神，就像是挨了一棍子似的。他當時的表情，讓我相信，這廝其實早就被我師傅馴服了。

我不抽煙，跟老奎沒法坐一塊兒。我師傅跟他坐一塊兒，即使沒話，也是心照不宣和意味深長。我跟他可沒什么默契。他干脆連句狠話也不給我撂。我自然也就沒去落實老郭的叮嚀，頂多每個月去看一眼，例行公事而已。

我太忙了。派出所警察干的事情，說出來你能當笑話聽。更多的時候，我們就是個片區里跑腿的，而且誰都能使喚我們。沒了老郭帶著，同樣的事，我干起來手忙腳亂。那些雞零狗碎的小案件、小糾紛，老郭處理起來就是煙來煙往，舉重若輕，可是讓我來，不知怎么就有了疲于奔命的感覺。如今我成了小呂的師傅，我該拿什么給他言傳身教？

小呂這個人挺愛自己琢磨事，責任心也挺強，就是跟我才入行時差不多，想象力還沒落到地面上。在他心目中，警察就該是神探，破大案，捕頑兇，除暴安良，跟打狗趕雞沒半毛錢關系。我想這可能跟他正在談戀愛有些關系。男人在談戀愛的時候，可不都會把自己想象成一個英雄嗎？否則好像就配不上一個美人。這情緒我也有過。直到今天，我也不太跟妻子說我每天都忙活些什么。我不做英雄夢了，但希望我妻子還接著做。那樣回了家，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喊累。所以有時候遇著鄰里糾紛之類的事兒，我都不忍心讓小呂去處理。我怕這會過早地消磨了一個男子漢的英雄氣。小呂和我不同，我是跨了專業，半路出家，考公務員干上的警察，他卻是從火焰山腳下走出來的正規警校畢業生。我愿意看到他成長為一個我從前想象過的那種警察。

把那天我倆的值班情況捋一捋，你就能明白現實跟夢想之間有多大的差距。

早上八點半報到，戶籍室打來電話，要進行境外人員辦證提醒。這事讓小呂來，他英語不錯。但是有個別電話已經停機，只有等方便的時候上門找人。

打完電話開始巡邏。一看油表，發現油箱存量不多，先開到加油站加油，免得在半路上拋錨。我可是吃過這種虧。

十點多，接到報警，公墓邊上的苗圃有人打架。到現場才知道，昨天早上兩個工人為小事動了手，其中一個吃虧大點兒的，睡了一夜氣不過，醒來后索性報案。秋后算賬，當事人都是一副養精蓄銳后的樣子，精神頭十足，誰也不讓誰。只能拉回所里處理。回去后跟他們掰扯了半天，倆人還是要較勁。我當然又想起了老郭。可能這事他用兩根煙就打發了，而我就得把自己弄得口干舌燥。

正感慨，有人報警，說是接到了反動電話。我讓小呂出警，過了會兒他把人也帶回來了，是個滿頭大汗、一看就知道警惕性很高的那種大媽。詢問，登記。茲事體大，要向上級匯報。

處理好已經過了飯點兒，食堂打飯的窗口空無一人。幸好食堂阿姨還在，不然又得上對面的小飯館吃油潑面。那面不好吃，就是便宜。

剛端上碗，接到有人打架的報警。我讓小呂接著吃，自己帶了幾個協警過去。路遠事急，報案人情緒激動，像是要出人命的架勢，上車后于是一腳油門踩到底。邊兒上的協警落實當事人的具體方位，對方卻報出了臨近派出所的轄區。這叫錯報，匯報給指揮中心，掉頭回去接著吃。

也就是剛放下碗，所長指示：最近轄區盜竊案件多發，最好召集幾個小區的物業開會通通氣，想想對策，同時給居民擬一份“警方提醒”。這活我干吧。說實話，我不太好意思讓小呂去趴著寫安民告示。

才開了個頭，接到報警，某公司門口發生糾紛。小呂跟著我一起趕過去。烈日之下，一派安寧，壓根兒沒什么狀況。街面上幾乎沒有人影。別說人影，連陰影都沒有。正午的艷陽直射著，馬路明晃晃得宛如一匹發光的銀練。跟公司的門衛打聽，原來人已經走了。“就是小兩口鬧別扭。”門衛的答復聽上去還有點兒幸災樂禍。

回到所里，有報案人等著，是個姑娘，說是“心愛的”電動車被盜了。她說不出電動車的型號，只說得出電動車對她的重要性——男朋友送的生日禮物，“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電動車！”小呂耐著性子做筆錄，我繼續寫安民告示。

剛寫好，有人報警在飯館被偷。還沒趕到現場，又接到報警，一家塑膠公司發生了糾紛。兵分兩路，小呂去處理飯館盜竊案——好歹這也算是個刑事案件。我到了塑膠公司，卻是一場勞務糾紛。打工的覺得老板給的少了。雙方不同意調解，我只好告知他們可以到勞動仲裁部門處理。

回所的路上接到社區的電話，說他們晚上有個群眾活動，可能參與的人比較多，需要我們幫助維持秩序……

差不多就是這些事。

黃昏的時候稍微消停點兒，小呂自己去了片區。他手頭有個案子。有人報警說鄰居在家里制毒，我沒怎么考慮就把這案子交給了小呂。開始他挺興奮的，像是張網以待，翹望已久，終于來了條大魚。涉案的那棟樓我知道，教育局蓋的，里面住的都是中學老師。報案人是位退休的校長，信誓旦旦地說，以他對化學知識的豐富掌握，完全能夠通過陽臺上飄來的怪味兒做出判斷。他的鄰居也是一對教師，兩口子帶著個十多歲的孩子，女主人倒還真是個教化學的。可查來查去，一點兒證據都沒有。小呂不太甘心，加上老校長半年報了五十多次警，這個案子就成了小呂的心事。他不覺得我們就只能寫寫安民告示、追回一輛“世界上最漂亮的電動車”。也倒是，前幾天別的片區還發生了大案子，幾個女孩把個酒吧老板捅了足有幾百刀。

回來后小呂眉頭不展。他說他又趴在老校長家的陽臺上聞了半天，隔壁飄來的只有紅燒肉味兒。我想的卻是這會兒的陽臺上怕是得有五十度的高溫。不知怎么，這個夏天我總是覺得夜晚比白天更難熬。白天的熱正大光明，不由分說，但晚上的熱卻顯得沒有道理。沒有道理，就熱得更加令人不堪忍受。

那天晚上社區的活動就是廣場舞表演。實際上圍觀的人并沒有他們想象得那么多。他們高估了自己的風頭。過去后看了看情況，安排幾個保安維持秩序，我和小呂徒步去人員密集的場所巡邏。小呂懂事，他以見識過真正酷暑的火焰山人的善意，讓我盡量鉆到商場里去，巡街的苦差由他來干。真是熱啊。巡邏時還得扎起腰帶、戴上帽子。從商場走到街上，我感覺會被燙一下。從街上進到商場，我又感覺會被凍一下。每次進出，心里都一驚一乍，讓人畏縮。我本來是農大畢業的，“解民生之多艱”是我們的校訓。眼下干的活兒，冷熱交替，打擺子一樣，讓我覺得真是“多艱”。

那天算得上是平安無事。我們本來可以睡個好覺。順利的話，第二天早上八點半交了班，小呂就能搖身一變，去會女朋友了。我也可以帶著凍好的餃子去看看我媽。我爸去世得早，年前我媽起夜時摔了一跤，摔斷了股骨頭，手術后就臥床不起了，只好找了個小保姆陪著。結果當我說完了老奎的事，小呂又跑出去忙活了大半夜。他不在，我也沒睡踏實。一開始他可能并沒留意聽我說話，躺在下鋪憧憬第二天的約會。可我是故意要說給他聽的，就一直往下說。他果然聽進去，領會了我的苦心。我只是沒想到他會那么雷厲風行，當機立斷就跑去印證自己的猜測了。

…… 

《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18年第10期

（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獲獎小說專號）